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忙于内部战争,某些国家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这首先表现在中国对外贸易进口货的减少和出口货的增加方面。据统计:1911年输入中国的商品总值为四亿七千多万海关两,1913年输入为五亿七千多万海关两,到了1915年输入锐减为四亿五千多万海关两,1915年输入比1913年减少了五分之一。与此同时,中国对外输出却在逐年增加:1911年为三亿七千七百多万海关两,1913年上升为四亿零三百多万海关两,1916年更上升为四亿八千一百多万海关两,1916年输出比1911年增加一亿零四百多万海关两,增加近三分之一^[1]。
        输入减少的只是欧洲帝国主义国家,美、日对中国的贸易输出则是逐年增加。据统计,大战之前英国商品输入占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一位,日本次之,美国第三。欧战爆发后,贸易位置则有很大变动,日本占第一位,美国次之,英国第三。日本乘英、法、俄、德等国忙于欧洲战争的机会,利用它地理上邻近中国的优越地位,加紧其独霸中国的侵略活动。据统计,从1914年至1917年间,日本对华贷款总额达到八千一百多万元,其中以交通、铁路、矿山、工厂等部门贷款最多。
        日本势力的扩张还表现在对华贸易方面的激增。1914年日本对华输出货值一亿六千多万元,1917年增加到三亿一千八百三十八万元,1918年更增为三亿五千九百十五万元^[2]。输入增加最快的是棉纺织品。大战期间,日本棉布的输入大为增加,打破了以前英国对中国棉布市场的独霸局面,取得了在中国棉布市场的优势。据统计,1913年中国各通商口岸进口的棉布价值,英国货占33%,日本货占29.6%,其他各国进口货占37.4%。1914年—1916年间,日本上升为36%,英国下降为33.4%,其他为30.6%。到1917年—1919年间,日本则猛增为57.7%,英国则下降为29.5%,其他为12.8%^[3]。与日货输华的同时,日本垄断资本也打进了中国市场,向中国大肆进行资本输出,在华直接投资,开办工厂矿山,特别是注意投资于棉纺织业。日本三菱、三井财阀等所属的纺织会社,在中国开办了许多纺织厂。如受三菱财阀控制的内外棉会社,在中国就设有纱布厂十四所,而在日本本土只有两所工厂^[4]。“欧战期间,日人在山东及津沪等地增设工厂甚多,单是青岛及山东之日人工厂而论,为数已一百三十九家”^[5]。日本财阀不仅在中国投资纱厂,而且也大量掠夺棉花原料。他们对棉花的生产、收购和贩卖,都设有完整的投资系统,势力十分雄厚。如天津是华北棉花的集散地,也是中国输出棉花最多的口岸,而输往日本的棉花为数最多。据1912年调查,每年由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新疆各省运集天津的棉花,约有一百二三十万担。天津、唐山两地纱厂消费约四十万担,申帮及欧美商约运二三十万担,其余均以日本为销售市场^[6]。日商在天津设立的以棉花出口为主要业务的商行就有十五六家,势力远在华洋各商之上。
        日商在天津操纵棉市,规定市价,“计价剔货,皆随意行之”^[7]。日本资本家成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重大障碍。
        日本资本家不但直接投资于纺织等轻工业,同时还通过各种方法,经营和掠夺我国的煤铁资源。除了继续在东北掠夺抚顺、本溪湖、鞍山等地煤铁资源之外,他们还在中国其他各地“以中日合办”或借款等名义进行投资,夺取中国的煤铁资源。例如:1913年,日本通过借款控制了当时中国最大的钢铁煤联合企业汉冶萍公司。日本资本家通过横滨正金银行向汉冶萍公司放款一千五百万元,并规定该公司应允在四十年内售与日本八幡制铁所上等矿石一千五百万吨、生铁八百万吨,并以聘任日本财务顾问和日籍工程师为借款条件,从而控制了汉冶萍公司。欧战期间,铁价暴涨,但由于日方限制,价格不能提高,销售也不能自由扩大。“售给日本生铁约三十万吨,矿石约一百万吨——可炼生铁六十万吨。若照当时生铁每吨最低市价一百六十元计价,便可售银一亿四千余万元。可是事实上卖给日本的每吨生铁价格,只有一百二十元。东京市价每吨高达四百八十日元,约合中国为六百元左右。只此一项,公司损失三千万元,若与铁砂合计,公司损失一亿一千五百五十万元”^[8]。由此可见,日本夺取了公司大部分利益。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参战较晚,乘欧洲列强忙于战争之际,竭力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与日本进行激烈的竞争。“欧战四年中,我国的对外贸易增额计达一亿一千五百余万元之多……其中有增进者只有中日、中美之贸易而已。”^[9]据统计,“1914年中英间贸易额计一亿二千七百万两,中美间贸易额为八千一百余万两;1916年中英贸易额减为一亿零五百万两,中美间贸易额增为一亿二千五百万两之多。1917年中美之间贸易增至一亿五千五百万两,比1914年增加了93%”^[10]。至此,美国对华贸易一跃而超过了英国。1918年中美贸易由于美国限制进口,只达到一亿三千五百两,而中英贸易更减至七千五百万两。“计四年间,中美贸易之超过中英贸易之数,在一万万两以上”^[11],“为中美通商以来所未有”^[12]。
        由此可见,美国对华贸易已超过英国,仅次于日本,而占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二位。美国输华货物的钢铁、各种机器、铁路货车及客车、汽车等在不断增加,而棉货、棉花、纸张在不断减少。而我国运销美国的货物大都为原料及食品,包括油类、生丝、羊毛、蛋粉、生皮、草帽辫等。
        美国在华势力的增长,还表现在通过借款来取得经济上的特权。据统计,1914年—1916年6月,美国借款给袁世凯政府共五次,计四千六百万元。1914年美国政府与袁世凯政府签订协定,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夺取了在中国的陕北延长和承德地区开采石油的权利^[13]。1916年5月17日,美国托拉斯裕中公司的代表,通过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撮合,与袁世凯政府秘密签订《裕中公司承造铁路合同》,让美国垄断资本攫取在湘、桂、晋、甘等七省内造一千五百英里(二千四百公里)铁路的权益。合同载明如果造价“确较省俭”,中国政府应准公司再造一千五百英里的铁路^[14]。此项协议因袁世凯垮台而未能实行。
        随着列强之间竞争日益剧烈,为了协调侵略步伐,美、日于1917年订立了《蓝辛—石井协定》,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的特殊利益,日本也不否认美国对中国的权利。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利益,是从来不惜牺牲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利益的。
        欧战期间,英国设在中国各通商口岸的大银行如汇丰银行,仍然影响着中国金融事业的发展。怡和洋行等各大商行还在发展,开滦煤矿、英美烟草公司等大矿厂依然获得巨大利润。虽然英国对中国贸易有所下降,但并没有被挤掉。正如《时报》所指出的:“兹查英国近六七年中在华贸易实际,特与日本人所经营者相比,当知英人之生意确能保守,并未被人所挤也。”^[15]由此可见,英国仍保有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它依然是袁世凯政府的靠山。
        总之,辛亥革命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由于革命的影响和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实业发展的政策法令,消除了清政府束缚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些障碍,使得“振兴实业,挽回利权”的口号深入人心,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积极投资兴办实业,促进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欧战爆发后,欧洲帝国主义由于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给中国民族工业发展以良好的时机,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但是日、美两国,特别是日本,却乘机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又遇到了新的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