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初,酝酿已久的奉吴河南战争终于爆发。
        以南下抗击北伐军为名夺取河南,是奉系的既定方针。1月26日,张作霖在北京召集奉鲁军高级将领密议,决定分兵两路南进,一路派褚玉璞由陇海线进攻开封,一路派张学良、韩麟春为“援鄂军”总、副司令,沿京汉线渡河,攻打郑州。命令下达后,奉鲁军相继开拔。5日,鲁军先锋孙殿英率第三十五师开进河南东部的归德(今商丘)。6日,奉军前锋荣臻率第十七军进占河南北部的彰德。战争的序幕由此揭开。
        奉军主力兵进河南,企图实现三个战略目的。第一,与沿津浦路南下的张宗昌部队互相策应。第二,牵制国民革命军东进,减轻东南战场上孙传芳部队的压力。第三,避免河南落入国民军手中。2月8日,在奉鲁军两路进入河南后,张作霖通告称:吴佩孚自任反攻之责,但时过半年,豫军尚未进展一步,以致北伐军势焰日张,他不能坐视这种情况,已命部队分途前进,“誓收武汉,进取粤湘”云云^[1]。同时,他又致电河南主要将领寇英杰、米振标、田维勤、靳云鹗等人,声明此行“专为讨赤”,所有河南将士,只要宗旨相同,就一视同仁,“从前地位军号,一仍其旧,并望协同动作”^[2]。
        张作霖又打又拉的策略加速了吴佩孚军队的分化。一向亲奉的寇英杰率先归顺,为沿陇海线西进的直鲁联军敞开了豫东大门。2月初,寇英杰以迎母回鲁扫墓为名,轻车简从,抵达徐州,先后会见褚玉璞、张学良,表示欢迎奉鲁军入豫,愿率师前驱^[3]。其后,又转途入京,拜会张作霖,恭维奉军入豫,帮助吴佩孚“讨赤”,“实属大义昭然”^[4]。在寇英杰的影响下,驻军归德的豫东镇守使郭振才,占据开封的河南军务帮办米振标,先后通电宣布与奉方“合作”。张作霖随即任命米振标为第十八军军长、郭振才为暂编第一师师长。2月14日,鲁军先锋部队未经一战,抵达开封。
        正当鲁军在侧翼战场顺利伸展之时,正面战场上的奉军主力也已将战线推至黄河北岸。奉军入豫后,在彰德收编了齐燮元的部队,又在新乡缴了王为蔚军的械。2月13日,奉军完全占领河南省黄河以北地区。14日,齐燮元在郑州通电下野,宣布自行开除讨贼联军副司令职责,“决不复问国政”^[5]。
        为了捍卫自己的地盘,靳云鹗等被迫抉择,以武力抗拒奉军的兼并。2月12日,魏益三领衔通电,公推靳云鹗为河南保卫军总司令,统帅各军反奉^[6]。在推戴电上列名的有:骑墙观望的田维勤、吴氏嫡系王维城、靳军猛将高汝桐等九人。靳云鹗自己也陆续通电,指责奉军“此次出动京汉,名曰合作讨赤,实则野心勃勃”。他声称:“河南为联军根据之地”,“岂得被他人攫占”!^[7]
        靳云鹗的抗奉得到了北伐军的支持。蒋介石任命靳为河南方面北伐军总指挥^[8]。同时,武汉国民政府也大张旗鼓地号召河南各界人民支持豫军的反奉战争,先后拨款数十万元^[9]。
        靳云鹗在积极运动豫军将领联合抗奉的同时,极力疏通自己与吴佩孚之间的僵局。他密电吴佩孚,表示愿继续拥戴,建议吴与国民军捐弃前嫌,和北伐军订立两不相犯的条约,同时联合晋阎、皖陈,开创新局面,中兴直系^[10]。此时,吴佩孚虽坐镇郑州,但手下可用之兵已不多。他要求张作霖速令奉军停止前进,警告说:奉军入豫,若“以威力行之”,恐“救鄂未及,糜豫先成;讨赤未逞,绝友先见”^[11]。张作霖自然不听这一套。吴佩孚于无可如何之中,不得不听任靳云鹗出面,组织抗奉的“新局面”。
        2月15日,靳云鹗就任河南保卫军总司令。19日,通电谴责张作霖“破坏统一,蔑视中枢,谋复帝制,密约卖国,蹂躏民权,摧残同胞”等六大罪状,正式向奉军宣战^[12]。列名的有:河南保卫军副司令米振标、田维勤、魏益三,镇嵩军总司令刘镇华,建国军总司令樊钟秀,军长王为蔚、庞炳勋、陈文钊、梁寿恺、王维城、于学忠、任应岐、贺国光、陈德麟、贾万兴、张治公、柴云陞、王振等26名将领。除铁杆降将寇英杰等人外,河南各路首领均列名其间。就连宣布接受奉方委任的米振标也榜上有名。张牙舞爪的奉军使河南将领人人自危,靳云鹗反奉既得到吴佩孚的首肯,又得到北伐军的支持,因此,能在短短数日之内,将一向矛盾重重、号令难一的河南将领连为一体。
        正当靳云鹗树起河南保卫军旗帜之际,北伐军利用军阀内讧,长驱直入,开进杭州。2月20日,张作霖召集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等人密议,决定奉军专负解决河南之责,直鲁军集中津浦线,全力南下,援助宁沪^[13]。会后,奉军武汉卿旅进驻开封,接管陇海线战事,鲁军孙殿英部奉命由汴赴徐南下。2月27日,奉系首脑再次聚会,商议入豫军事部署。与会将领一致主张迅速进军,由京汉、陇海两路双管齐下。同时,调吉林、黑龙江两省军队入关策应^[14]。
        为了抗御奉军渡河,深入河南腹地,靳云鹗率师北上,将嫡系高汝桐、任应岐等部布防于荥泽、郑州、新郑一带,意在与奉军相拼^[15]。他公开表示:“生死存亡,在此一举。”^[16]
        正是这种危亡感推动吴佩孚与靳云鹗站在一起。2月25日,吴佩孚在郑州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靳云鹗任北路,守京汉线,巩固黄河;田维勤任东路,由陇海路进展;王为蔚任后方,策应两路;魏益三任南路,维持信、郑间交通;张治公任西路,严守陕洛^[17]。3月1日深夜,靳云鹗微服抵郑,在吴佩孚面前声泪俱下,慷慨陈词,表示“愿以一死报大帅”,但他声称“行军在统一指挥,目下我军兵械既弱,若再不能团结,前途实鲜乐观”^[18]。在吴佩孚的准许下,靳云鹗改编河南直系各军为16个军,自己仍任河南保卫军总司令,以魏益三为副司令,王为蔚、田维勤、张治公等分任各军军长。这样,就形成了吴佩孚全军与奉军决战的态势。
        奉军在军事行动之前,首先以电报展开政治攻势。2月17日,张学良率先领衔声讨靳云鹗“负恩叛上,纵敌误国”^[19]。20日,褚玉璞接着指责靳云鹗“阴结赤党”,“盘踞中州,翻令赤贼猖炽,屠毒长江”^[20]。3月3日,奉系老将张景惠、张作相、吴俊陞联名警告吴佩孚,“勿袒靳云鹗,以妨合作”^[21]。6日,张宗昌又单独电劝靳云鹗“悬崖勒马”^[22]。一时间,电报满天飞,大有先礼后兵之势。其实,奉军迟迟末动,主要是想争取阎锡山协同作战。为此,前敌主将韩麟春亲赴太原游说,但阎已看准方向,准备择机易帜。因此,韩麟春游说无效。3月5日,他复电张作霖说:“冯玉祥、蒋介石、靳云鹗、阎锡山共同一气。奉军此时若入豫,晋军将由娘子关冲出,断我归路。必须分前队一部守石家庄,以防晋军。”^[23]韩麟春使命的失败,标志着奉、吴、阎“三角讨赤联盟”的完全崩溃。
        争取盟军的计划落空后,奉军只好单独作战。3月5日,张学良奉命抵达卫辉,召集前线军事会议,研究渡河作战方案,决定兵分三路:东路为荣臻第十七军,自阳武渡河,进攻阳桥、惠济桥一带;西路为赵恩臻第十一军,自修武渡河,进攻虎牢关;中路为于珍第十军,在黄河铁桥北岸集结,相机渡河,直扑郑州^[24]。7日,下达总攻令,张学良亲临前敌指挥。东路因米振标的合作,进展顺利,中路、西路均遭到吴军的抗击。中路战事尤为激烈。战斗打响之前,驻守黄河铁桥的吴氏嫡系王为蔚军,奉命将铁桥拆毁,并在南岸构筑工事,严阵以待。7日,于珍指挥中路大军搭浮桥抢渡,被吴军的猛烈炮火击退。张学良立即调上重炮部队,狂轰吴军阵地。两天过去了,只闻奉军炮声隆隆,不闻吴军回击枪响。张学良推测吴军已后撤,下令于10日晚乘夜色偷渡。奉军渡至中流时,突然南岸枪炮齐鸣。在探照灯扫射下,居高临下的吴军炮无虚发,打得奉军舟洞人溺,损兵折将达3000人。11日晚,天色突变,狂风暴雪铺天盖地而来。张学良再次下令冲锋渡河。军至半渡,吴军故伎重演,奉军再次溃败,死伤又达3000人^[25]。
        败报传回北京,张作霖等人决定,中路暂缓急进,集中兵力向东路发展^[26]。于珍以前敌总指挥身份,率军驰往东路。3月11日,东路奉军自阳武渡河,冒雪挺进,13日攻占中牟,威胁郑州。黄河铁桥北岸的吴军担心后路被断,弃阵撤退。14日,中路奉军在张学良、韩麟春的指挥下,乘势渡河,向郑州追击^[27]。16日,西路顺利渡河。在三路大军合围的形势下,郑州无险可守,吴军只能弃城出走。17日,荣臻第十七军占领郑州。吴佩孚逃往巩县,靳云鹗率部退往新郑。
        正当奉军摆酒庆功之际,靳云鹗开始集结队伍反攻。
        3月16日,正当奉军围攻郑州之际,已经投降奉军的米振标所部突然由前方自行撤退。张学良急令驻开封的三个混成旅火速赴前线应敌。奉军当即与靳军主力高汝桐、任应岐两师接火,激战约6个小时,靳军诈败。奉军穷追不舍,至白沙车站附近,误入靳军所设的地雷阵。奉军二名旅长、三名团长当场阵亡,士兵损失达两千余人。靳军乘机回戈反攻。奉军纷纷溃退,行至开封车站,侦探报称,魏益三军绕道由朱仙镇攻来。正在此际,米振标的毅军又在中牟响应河南保卫军。在靳军、魏军、毅军的合围进攻下,奉军残部沿陇海线退往归德。战斗中,于珍负伤。17日,靳军完全占领开封^[28]。
        东路反攻获胜后,靳云鹗力主乘势反攻郑州,魏益三则坚持不能孤军行动,必须配合北伐军,共同作战^[29]。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意见。靳云鹗决定独自率军反攻。他下令以高汝桐为前敌第一路指挥,任应岐为第二路指挥,全军连夜出发,于20日开始总攻。
        郑州反攻战前后持续五天。双方在郑州以南小李庄车站东西一带激战。靳军数次突破,逼近郑州,都被奉军拼力击退,双方均伤亡惨重。24日拂晓,靳军再次发动凌厉攻势。前敌总指挥高汝桐亲率敢死队,乘装甲车三辆,从正面冲锋,同时命步兵自两翼出击。奉军亦以铁甲车出战。因车行太猛,无意之中车前挂钩将靳军铁车挂上,一时无法拆开。双方都开足马力猛曳。奉方急中生智,对靳军铁车开炮,平射贯入,洞穿三车,靳军机车被毁。奉军将车拉回。靳军中锋失利,两翼接连败退^[30]。事后,奉军开车检查,方知高汝桐亲自在车内指挥,已中弹身亡,参谋长沈其昌等人奄奄待毙。张学良对此十分感慨,特地为高召开追悼会,致挽联云:“陷胸断脰是男儿,死非其所,痛矣;沐雨栉风先士卒,事不得人,惜哉!”^[31]
        高汝桐是靳云鹗所倚重的心腹勇将。高阵亡后,靳军群龙无首,全线溃退。奉军乘胜追击,连克重镇。其后,靳云鹗又组织过几次反攻,但都没打出声色。奉军渐次控制河南干线。3月26日,于珍部在直鲁军的配合下,复克开封,打通陇海线。31日,荣臻部占领许昌。4月中旬,南下奉军抵达漯河,与入豫的北伐军对峙。
        奉吴河南战争是北洋军阀史上最后一次较具规模的混战。战争的挑动者奉系打着“讨赤”的旗帜,兼并异己,争夺地盘;战争的另一方,河南直系将领的状况虽较复杂,但仍未能脱出军阀的窠臼。保卫军主将靳云鹗基本上是一个唯利是图的旧式军阀,对于北伐军委任的军职,只肯暗中受命,不肯公开就职。直到最后被迫与奉军决战时,为争取国民政府的援助,才宣称“彻底改革,厉行民治”,“以三民主义为信条”^[32]。然而,这只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实际上,靳云鹗从未实施过任何改革,依然横征暴敛,欺压民众。这也是河南保卫军不可能以弱胜强的根本原因。
        河南战争加速了北洋军阀的崩溃。吴佩孚的直系残余自此土崩瓦解,从军阀的行列中消亡;奉系虽然依靠自己的优势兵力和利用吴军裂隙,取得了胜利,但是也受到了重创。战争的结局使奉、吴、阎“三角讨赤联盟”解体,奉系成了孤家寡人,同时使南北之间的缓冲地带消失,奉系必须与北伐军刀枪相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