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白： 数日不见，思子为劳，想同之也。仆少小好为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当此之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吾王于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纮以掩之，今悉集兹国矣!然此数子犹复不能飞轩绝迹，一举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前有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昔丁敬礼常作小文，使仆润饰之。仆自才不过若人，辞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昔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至于制 《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过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见也!

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刘季绪才不能逮于作者，而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毁五帝，罪三王，訾五霸于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鲁连一说，使终身杜口。刘生之辩，未若田氏，今之仲连，求之不难，可无叹息乎!人各有好尚;兰茝荪蕙之芳，众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岂可同哉!

今往仆少小所著辞赋一通相与。夫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昔扬子云先朝执戟之臣耳，犹称壮夫不为也。吾虽德薄，位为藩侯，犹庶几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岂徒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则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虽未能藏之于名山，将以传之于同好;非要之皓首，岂今日之论乎!其言之不惭，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书不尽怀。植白。

在建安诗坛上，曹植的诗歌创作，无论从质量上，还是从数量上，都高于同时代的人。而他在文学批评上，也曾提出一些可贵的观点，对后世文学创作有着极大的影响。钟嵘称之为 “建安之杰”，他是当之无愧的。

《与杨德祖书》是曹植写给他的朋友杨修的一封信。杨修，字德祖，华阴 (今陕西华阴县)人，博学多才，受到曹氏父子的重视，尤与曹植的关系更为密切，曾极力为曹植谋划，欲使曹植立为太子，后为曹操所杀。曹植在给杨修的信中，阐明了自己的文学见解，倾吐了自己的政治抱负。文中直抒胸臆，气势豪放飘逸，文笔犀利、简洁，是一篇有名的散文书札。这封信大约写于建安二十一年，曹植时值二十五岁。

在这封书信中，曹植提出了四个观点。对自己不熟练的体载不能 “妄叹”，更不能妄自夸大。这是他在这封信中提出的第一个观点。“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也”一语，是说陈琳对自己创作的评论很不慎重，妄自夸大。孔璋为陈琳的字，陈琳是建安七子之一，其创作以章表书檄见长，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曾称赞他这方面的才能说： “孔璋章表殊健，微为繁富。”曾 “鹰扬于河朔”，然而 “不闲于辞赋”，但他常常自以为与司马相如不相上下。对此，曹植进行了讥弹。“文非一体，鲜能备善”，这是文人创作的正常现象，然而，怎么能拿自己不熟练的体裁来和这方面成就很高的人相比呢?司马相如是汉代辞赋的代表作家，被盛誉为 “辞赋之师”，陈琳怎么能与此相比呢?曹植的言外之意是说，对自己创作的评论太轻率、太夸大了。曹植不仅主张对自己创作的评论要慎重，而对别人的创作评论也应是如此，并用自己来现身说法。“夫钟期不失听，于今称之，吾亦不能妄叹者，畏后世之嗤余也。”对于钟期善听琴声都不能 “妄叹”，意在说明对于创作的评论更要严谨、慎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否则，将会被后世所嗤笑。

主张作家要看到自己的不足，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这是曹植在此文中提出的第二个观点，从“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一语中，看到曹植能够客观地对待文人的创作，当然也包括他自己的创作在内。任何人的著述，都不能没有缺点，每个作家应该看到自己的不足，那么，如何提高呢?“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这是曹植的做法，也是他的主张。“文人相轻”，“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对于文坛上的这种现象，曹植指出应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有不善者，应时改定”，这是极为可贵的见解，也是他对自己创作经验的总结，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世的创作有积极的影响。

自已应具有较高的文学修养、创作实践的体验，才能去评论别人的著述，更不能根据主观的好恶，妄评别人的文章，这是曹植在此文中提出的第三个观点。他认为只有具备南威的美色天姿，才能够评论淑媛;具有龙渊宝剑的锋利，才能评议于断割。这是对批评家提出的更高的要求。曹植所以提出这种观点，是因为在文学评论上，存在着评论者才能“不逮于作者”，而又 “好诋诃文章，掎摭利病”的现象。人的好恶不同，有人专喜欢坏文章，就像海畔的逐臭之夫一样，这样，以自己主观的好恶，来评论别人的文章是不可以的。这样，就要求批评家具有高深的文学修养，才能去臭逐芳。

应该重视民间文学，“街谈巷说，必有可采”，这是曹植提出的第四个观点。他认为 “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这种见解是极为可贵的。当然，信中他是谦指自己的文章，但从字里行间，却能看到他对民歌、匹夫之作的重视。曹植不仅是这样提倡，而且在自己的实际创作中也遵循这一原则，注意从民间文学中吸收营养。例如他的 《美女篇》，就是在学习乐府民歌的基础上而创作的，也正因为他能向民歌学习，加上自己超人的才华，才使他成为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

在此文中，曹植除了向他的朋友阐述自己的文学见解之外，还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抱负，那就是“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这是他首先要实现的政治抱负，决不仅 “以翰墨为勋绩，辞赋为君子”。当然，这里他把建功立业看作比文学创作更为重要。要为国建功立业的思想，作者蓄之有素。他在 《白马篇》 中写道： “捐驱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在《杂诗》中写道： “闲居非吾愿，甘心赴国忧”，“国仇亮不塞，甘心思丧元”。在 《求自试表》中，他还表明 “虽身分蜀境，首悬吴阙，犹生之年也”。然而，他的壮志、宏愿却一直未能实现，而恰恰在他轻视的 “翰墨”、“辞赋”方面，取得了可观的 “勋绩”。

如果 “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将著书立说，“成一家之言”，这是曹植的第二个宏望。就是说宏图大志未酬，就将“采庶官之实录，辩时欲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即使不能“藏之于名山”的价值，还可以传给同好之人。从中可以看到，曹植重视建功立业和著书立说。

此文在写作上论述简洁，直抒胸臆。文中对文学的几个见解，论述得都极为深刻、简洁。例如，他认为作家应该虚心，多听取别人的意见，文中则写道： “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仅仅几句话，就把他的观点鲜明地阐述出来了。而且以丁敬礼请他润饰文章，“尼父之文辞，与人通流”等为例，极为简明有力地证实了他的见解。其他几个问题的论述也都是如此。通篇直抒胸臆，讥弹当代文士，文笔锋利、简洁。

排比、比喻和典故的运用也很突出。如写建安文坛的盛况： “仲宣独步于汉南，孔璋鹰扬于河朔，伟长擅名于青土，公干振藻于海隅，德琏发迹于大魏，足下高视于上京”;写评论家具有高深的修养才能评论别人：“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嫒，有龙渊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写人的爱好各异：“兰茝荪蕙之芳，众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茎》之发，众人所共乐，而墨翟有非之之论”;还有“采庶官之实录，辩时俗之得失，定仁义之衷，成一家之言”等等。这些，极尽排比之能事，气势豪放飘逸。文中多处用比，如以“灵蛇之珠”、“荆山之玉”来比喻每个作者都珍视自己的创作; 以 “南威之容”、“龙渊之利”来比喻批评者超人的条件;以 “海畔有逐臭之夫”来比喻有人爱好坏文章，等等。这些比喻都很形象生动。此文用典的地方也很多，诸如 “画虎不成反为狗”、“海畔有逐臭之夫”、“藏之名山”等等，由于恰当地运用了典故、谚语，使论述的问题，更显得深刻有力。

语汇丰富、多变。如描写文采超群出众则用 “独步”、“鹰扬”、“擅名”、“振藻”，“发迹”、“高视”等词语，使语言显得丰富、多变。另外，语言还直率恳切，具有书信体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