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象贤 《印典》载: “魏武设官,令魏诸官印,各以官为名印,如汉法,断二千石者 ‘章’。”曹魏官印沿用汉制,刘蜀、孙吴的官印又何尝不是。这三股势力起初都是以汉室的真正维护者自居的,它们所用的作为权益象征的官印当然要遵循汉制。从遗存下来的三国官印看,其中制作相对精工的印章,与东汉官印别无二致,这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物证。晋王朝的统治者司马氏又发家于曹魏属下,其沿用曹魏印制以从简易也是顺理成章之事。而早在两汉时期,汉政权已有向兄弟民族封官颁印的制度,魏、晋沿用不改,这批印章是汉、魏、晋官印的组成部分,也是这些兄弟民族制作官印的范本,从而造成了魏晋南北朝印章的一脉相承,以致于后世的研究者将这一时期的印章也笼统地称之为 “汉印”。由此可见,古代汉民族文化对当时兄弟民族的影响与渗透。
        至于这一时期官印制度的局部变动,朱象贤《印典》、邓散木《篆刻学》均已有梳理罗列。值得一提的是,在南北朝时期,为汉代皇帝所沿用的秦代皇帝玺印旧物已遗失,南方的齐朝(480—502)皇帝所用的六玺,是以金质印材仿制秦汉皇帝玺的。《印典》说:“《文献通考》:齐乘舆制六玺,以金为之,并依秦、汉之制。”这些金玺为此后的梁朝、陈朝所沿用。而在北方,北周(557—581)皇帝所用的八玺,却是真正继承了秦汉传统。《印典》载:“《文献通考》:后周皇帝八玺,有神玺、有传国玺,皆宝而不用。皇帝负扆,则置神玺于筵前之右,置传国玺于筵前之左。其六玺并因旧制,皆白玉为之,方一寸五分,高一寸,螭兽钮。”这种八玺制为此后的隋代、唐代所沿用,而成为中古以后的皇帝玺新传统。
        但是,在三国以后,特别是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官印的印风毕竟与汉官印有很大的不同;而造成这种印风流衍的根本原因,即在于印章制作方式的改变和当时实用文字体系的演变。
        首先,在印章制作方面,魏、晋、南北朝官印绝大多数出自凿刻,而与汉官印以翻铸为主不同。即使是与东汉的凿印相比,此时的凿印也更显草率。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每一股势力一旦掌权,都要颁授大量的或实职、或虚衔的官印,而《文献通考》所说陈朝印章“以天下初定,务惟节俭”,当是这些不断交替的政权所共同采取的政策。所以,当时普遍采用凿刻方式粗制滥造,更多地着魏晋印眼于印章的致用性的一面,而印章的美观、神圣性便逐渐退位了。

        其次,在印文书写方面,魏、晋、南北朝官印中出现了大量的错别字,任意增损笔划,甚至参用真体字的现象愈来愈严重。早在汉代,由于隶书的确立与普遍使用,人们对篆书已经逐渐生疏,官印篆文时有错谬。而魏、晋时期逐渐形成的真书,实质脱胎于隶体行草书,由日常隶书的草率写法发展而来,并以曹魏时期的钟繇为代表,继而分析为东晋以来的南方传统和十六国以来的北方传统,汇成了这一时期的真体书艺体系。南方继承曹魏制度,禁止立碑,所以真体文字书艺进化较快; 北方沿袭东汉制度,立碑之风犹存,所以隶书笔意保存较多。但无论是隶书还是真书,此时的文字已与篆书相去甚远。而即使是三国孙吴的篆书碑刻,也是在东汉篆书碑刻的基础上的进一步夸张,方折更甚,锋芒毕露,而与秦小篆的圆润含蓄大异其趣。
        可以说,魏、晋之后,特别是南北朝时期,官印已是对汉印的依葫芦画瓢了。而由于对篆书的生疏,北朝官印中往往有曲折线条以填满印面者,实开隋唐以后官印叠文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