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印章制作工艺来看,魏晋南北朝官印乃是汉印体系的衰落,所以朱简《印经》说印章“滥于六朝”。但是,从印章艺术审美的角度来看,这一时制作荒率的官印,却又别开一种新的审美类型。事实上,后世文人艺术家引为典范的 “将军印”(或称“急就章”),其精品即多出于这一时期。换言之,正是由于当时对官印实用性、制作简易性的强调,打破了以往官印制作刻意求工、专务平整的总体格局,而于草率之中流露出了不假修饰的真情奇趣,这是对先秦古玺中奇肆一路印风的张扬。
        这批凿刻而成的官印,其审美形式极为丰富多彩。我们可以从艺术的角度将这四百年的官印分析为两类四式:
        第一类是端正工稳的,它来源于对汉代铸印印风的直接追求,是魏晋南北朝官印沿循汉制的最好例证。这一大类中包括两种样式,第一是瘦削猛利式,例如曹魏官印“武猛中郎将”、晋官印“观雀台监”等等;第二是丰厚含润式,例如魏朝官印“冗从仆射”、晋官印“洛阳令印”等等。第二类是恣肆奇崛的,它来源于当时印章制作的草率和对篆书的陌生,是魏晋南北朝官印的特征所在。这一大类中也包括两种样式,第一是恣纵欹侧式,例如北汉官印“建武将军章”、“凌江将军章”等等;第二是收敛稚拙式,例如梁官印 “伏波将军章”、北魏官印 “武毅将军章”等等。在这两类四式官印中,汉缪篆所残存的摹印篆笔意已消失殆尽,而且,篆书印文的讹误也是举不胜举。更有甚者,从曹魏时期的“掖庭丞印”到晋官印“零陵太守章”,从南朝的 “镇北将军章”、“南阳太守章”(刘宋)到北朝的“武始太守章”、“安平护军章”(北魏),我们可以看到,隶书、真书或篆隶真掺用,在当时的官印中已不鲜见,并且颇有奇趣。
        概言之,上述种种凿印的审美形式,其共同的美学特征,乃是后世文人艺术家所竭力追求的直拙与骨力;尤其是其中的第二类及隶书、真书官印,更见其随意、爽利与天真。清人傅山论书曰: “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这不正可以用来说明魏晋南北朝官印之美么!
        如果说,商玺、先秦古玺是一种元初混沌之美,秦印体现了儒、法之美,汉印体现了儒、道之美,那么,魏晋南北朝的这批凿印,直是道家所崇尚的真率之美的典型代表。
        《庄子》说: “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真在内者,神动于外,是所以贵真也……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运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这道出了道家审美理想的核心内容,即以与天地万物的自然性相同一的、不加人为修饰的真情本性为美。后人在注疏《庄子》时进一步发挥说:“夫大礼与天地同节,不拘制乎形名,直致任真,率性而往,况冥同生死,岂存哀乐于胸中!而子贡方内儒生,性犹偏执,唯贵粗迹,未契妙本。”(成玄英语)这就是说,任真率性,不拘不执,得意忘形,才是契于妙本的真正的美。而自曹魏正始年间形成“玄风”之后,道家的这种美学思想便日渐深入人心,以至于成为魏晋时期所崇尚的人生态度和人物品藻的标准。《世说新语》载:“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这种不修边幅、以本色为美的任真,正是道家美学思想的生动体现。诚然,我们不能说魏晋南北朝官印一定是在这种美学思想的指导下创造出来的,但毋庸置疑,后世艺术家却正是依据这种美学思想来接受这批凿印的。进而言之,魏晋南北朝官印与汉印一脉相承,这是它的“有俊容仪”的一面,而它的直接凿刻、率意恣肆,则又可以视为其“脱冠冕、粗服乱头”的一面。如此草率的凿印能够作为官方的颁授之物,这难道真的与当时的美学思想毫无关系吗?
        在印史上,从商玺到先秦古玺、到秦印、到汉印、再到魏晋南北朝印,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国古代印章文化日渐生活化、实用化的演变趋势,它与古代书艺的演变过程同步。而在美学上,从商玺到魏晋南北朝印的印风演变过程,恰好又是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演变过程相吻合的。先秦古玺中的恣肆率意的印风,只是当时众多风格中的一种,犹如道家只是当时诸子百家中的一家;而魏晋南北朝凿印的恣肆率意的印风,却是这一时期印风的主流,犹如道、释思想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思想。如果说,道家学说是一种形成于乱世、也最容易流行于乱世的思想,恣肆率意的印风是一种产生于乱世、也只有于乱世才能盛行的印风,那么,至少在这个意义上,魏晋南北朝凿印与道家美学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是显而易见的。
        

魏晋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