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这一政治、文化的历史进程,秦汉以来长期沿用的官印制度,在隋唐时期也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变革,形成了一种新的印制和新的印风,并且成为此后封建社会中官印的定式。
        首先,由于隋唐两代都是由西北民族的门阀地主建立起来的政权,其官制因袭于北朝,因此,隋唐时期所创立的新的官印印制和印风,也是以北方文化传统为根基的。隋代开国皇帝杨坚原是北方后周皇帝的重臣,他沿用后周开创的八玺制是件很自然的事。《文献通考》载:“隋神玺,宝而不用;受命玺,封禅则用之。余六玺行用,并依旧制。”而唐代开国皇帝李渊,原本又是隋代的重臣,则源自北方的这一玺制传统在唐代的延续,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虽然至武则天改 “玺”为 “宝”,到宋代以后又不断增加宝玺的数量,并间用金质印材制玺,但隋唐所确立的宝玺制度基本上沿用不改。
        其次,这一时期的新印制新印风,又是南北方文化交融的产物。隋沿用后周的八玺制,在其雄据北方之际,一般的官印当然也会遵循后周的印制。而在北朝自北魏至后周的官印传统中,我们可以看到为后来隋唐官印所确立的叠文的萌芽,即以印文线条的曲折来充实不断扩大的印面,例如北魏的 “怀州刺史印”、北齐的 “城纪子章”,等等,这是南朝所不具有的印风。另一方面,当隋统一南北方之后,似乎又对南方文化特别感兴趣。制造于开皇十六年的隋代官印“观阳县印”(后世印章的边款铭文发端于此),即是继承南方出现的新印风的一个重要证据: 南齐官印在总体上沿用汉制,但也出现了 “永兴郡印”那样的大型阳文印,而隋唐官印无论是其大型阳文印式还是其印文书风,都是与这方“永兴郡印”一脉相承的,则又是北朝所不具有的印风。因此,我们可以将隋唐官印理解为以南朝印式、书风改进北朝印制、书体的产物,而宋代以后逐渐普及确立的九叠篆大型阳文官印,则是对隋唐官印的委婉曲折的印文线条加以规范化、制度化的结果。
        第三,造成南北方官印印风交融的原因,绝不仅仅是由于隋唐之际生长于北方的帝王们对南方文化的爱慕,更重要的还是因为,随着纸张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使用,印章的钤印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即由原先的钤抑于封泥转变为此时的蘸色钤抑于纸帛,以阳文印蘸色钤印与以阴文印钤抑封泥,其钤印效果相类似。所以,隋唐官印采用阳文印式而仿效南方印风,实质是从印章的使用效果出发的。
        

隋唐官印

        第四,佩印之风的延续,与钤印方式有关:钤抑于封泥,印面便不可能太大,这样的小型官印也就有可能作为佩印。而一旦钤印于纸帛,为使其醒目,有必要扩大印面,这样的大型官印便不再适合作佩印了,这又导致了隋唐以下官印制度中一些新因素的出现:不再佩印,以印材质地的不同区分官印等级便失去了意义,因此,唐宋以后统一用铜质印材作官印,转而以印面大小来区分官印等级,进而以篆文叠数分辨时代、区分等级。邓散木《篆刻学》说: “唐官印皆以铜为之,其文承六朝之后,更作屈曲折叠之状,愈趋纤巧,印亦愈大,印文用九叠篆(又名上方大篆,传为程邈所作),自后以迄明清,无不承之。”近人沙孟海曰: “九叠文不尽九叠,如勾当公事印用七叠(愚案: 明历日印亦七叠,取日月五星七政义也);承受差委吏印仅六叠;都统之印、万户之印,乃有十叠;又如行军都统之印等,则叠如不等。名曰九叠者,以九为数之终,言其多也。叠数多寡之故,大抵因印文多寡而为增损,或因时代不同,而所铸各殊,或如三代尚数,各有定仪,明九叠篆印,取乾元用九之义,八叠之印,取唐台仪八印之义是也。”尽管金、元以后又恢复以印材质地、乃至印章的重量区分等级的因素,但印面大小的等级标准一直被沿用下来。
        此外,唐宋时期还出现了“记”、“朱记”这一类的官印,大小不等,正方形、矩形不一,印文字体有小篆、叠篆、隶体、真书,这是官印发展史上出现的新印式。而宋代北方的金人,则将“记”列为官印的末等,由此可知元押的近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