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私印的风雅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唐代都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这里主要包含有两层意思:其一,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各个分支在唐代都有所发展;其二,中国古代文化艺术各分支的发展在唐代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形成了独特的风貌。这就是说,唐代社会有一个广博而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而与隋唐官印相平行的唐代私印,正饱含有这种文化艺术气息。
鉴藏印与斋馆印的出现
早在唐初,太宗李世民即有鉴藏书画的雅好,更自书“贞观”二字制成连珠印,专门用于鉴藏。至盛唐,玄宗李隆基也有“开元”二字鉴藏印,这不仅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中倡起了书画鉴藏之风,而且也在私印中创开了鉴藏印的制作。陈振濂在其《篆刻艺术纵横谈》一书中,依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载,将唐代鉴藏印梳理成图表,其中包括窦蒙的“窦蒙审定”、张怀瓘弟张怀环的“张氏永保”、钟绍京的 “书印”、王涯的 “永存珍秘”、刘绎的“彭城侯书画记”,以及韩滉、周昉、徐峤、徐浩、窦泉和张彦远家族一系的鉴藏印。徐邦达《略论唐宋书画上所钤的公私印记》一文,从文物鉴定的角度,对唐宋时期书画鉴藏印作了更为详细的记载。由此可见,书画鉴藏和鉴藏印制作,在整个唐代都很盛行。这种风气延续到五代,有南唐的 “建业文房之印”;到了宋代,皇帝们更仿唐人而有 “大观”、“政和”、“宣和”、“绍兴”等鉴藏印,臣下的鉴藏印更多。但必须指出的是,唐代开创的鉴藏印,尽管其中不乏有精美之作,但就其性质而言,它主要还是立足于适用的,即不论它的制作是否精美,关键在于它能否足资“鉴识”书画真伪。张彦远收录鉴藏印条目(包括后来米芾在 《书史》中所做的类似的工作),并非对印章本身感兴趣,而是对钤盖了这类印章的书画作品的真伪、优劣感兴趣。这也许是文人印艺术在当时未能得到发展的原因之一。
印学家们一致认为,斋馆印作为古代私印中的一种类型,是以唐代宰相李泌(722-789)的 “端居室”为滥觞的。从这方印的遗迹看,它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一方面,隋唐以来,无论官印还是私印,绝大多数都是小篆阳文印式,而这方“端居室”却是阴文,并且纯用汉缪篆,这与当时的流行印风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就其印文内容而言,以斋馆名制闲印是此前从未有过的,这又纯粹是文人士大夫的雅事。显然,这方印的出现,不仅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发现了汉印的美 (怀素以汉印遗物钤盖于自己的书法作品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而且标志着私印对实用原则的进一步脱离,宋代以后,这种斋馆印便在文人士大夫中盛行开了,例如司马光的 “独乐园”、苏轼的“雪堂”、王诜的 “宝绘堂”、米芾的 “宝晋斋”、文同的“静闲室”、赵令畴的 “得全堂记”、赵孟坚的“彝斋”,以及元代赵孟頫的“松雪斋”等等,以至于明代文征明竟有“我之书屋,多于印上起造”之说。印章既然被文人士大夫们引入了这种雅玩的领域,后世文人印艺术的兴起还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篆书的艺术化及其对印章制作的影响
随着汉字的历史沿革,早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篆书便已完全退出了实用领域,而只有少数书法家偶尔使用这种古老的字体。即使是隶书,在隋唐之际也显得不合时宜了。但是,正是在唐代,篆书却以艺术的面目重登历史的舞台,李阳冰(唐乾元年间人)所撰《论篆》一文,即是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观照隶书的:“吾志于古篆,殆三十年,见前人遗迹,美则美矣,惜其未有点画,但偏旁摹刻而已。缅想圣达立卦造书之意,乃复仰观俯察六合之际焉。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常;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拉咀嚼之势。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者矣。”这段文字尽管渊源于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但确实是李阳冰的心得体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篆书书艺被荒疏了,卫恒也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篆书作品传世,而李阳冰却是中古以来的一代篆书大家,从其遗存下的篆书作品看,他自诩 “斯相之后,直至小生”,不是没有道理的。
事实上,早在唐代初期,已有篆书 《碧落碑》; 而《石鼓文》的被发现,也在当时的文人雅士中间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唐人对篆书书艺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李阳冰在此时的出现便不奇怪了。而正是以李阳冰为开端,五代、宋、元才涌现出一批诸如徐铉、徐锴、郭恕先、释梦英,赵孟頫、吾丘衍等等的篆书书法家,为文人印艺术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是唐代篆书的艺术化对印章发展的最深刻的影响。
当然,唐代的私印制作,还只是印工们的事,文人士大夫们还不能亲手去制作印章。但是,他们对篆书书艺的兴趣及其鉴赏力,必然会在他们自己使用的那些私印中体现出来:种种迹象表明,这一类的私印中有不少可能是由文人士大夫们亲自书写印稿的。而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事实是,在唐代,无论官印还是文人私印所采用的字体,正是当时篆书书家所擅长的秦小篆;五代、两宋时期文人们使用的私印也以小篆印文为主;元代赵孟頫、吾丘衍以元朱文自书其印,当是这一风气的延伸与极致。
鉴藏印与斋馆印的出现
早在唐初,太宗李世民即有鉴藏书画的雅好,更自书“贞观”二字制成连珠印,专门用于鉴藏。至盛唐,玄宗李隆基也有“开元”二字鉴藏印,这不仅在当时的上层社会中倡起了书画鉴藏之风,而且也在私印中创开了鉴藏印的制作。陈振濂在其《篆刻艺术纵横谈》一书中,依据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所载,将唐代鉴藏印梳理成图表,其中包括窦蒙的“窦蒙审定”、张怀瓘弟张怀环的“张氏永保”、钟绍京的 “书印”、王涯的 “永存珍秘”、刘绎的“彭城侯书画记”,以及韩滉、周昉、徐峤、徐浩、窦泉和张彦远家族一系的鉴藏印。徐邦达《略论唐宋书画上所钤的公私印记》一文,从文物鉴定的角度,对唐宋时期书画鉴藏印作了更为详细的记载。由此可见,书画鉴藏和鉴藏印制作,在整个唐代都很盛行。这种风气延续到五代,有南唐的 “建业文房之印”;到了宋代,皇帝们更仿唐人而有 “大观”、“政和”、“宣和”、“绍兴”等鉴藏印,臣下的鉴藏印更多。但必须指出的是,唐代开创的鉴藏印,尽管其中不乏有精美之作,但就其性质而言,它主要还是立足于适用的,即不论它的制作是否精美,关键在于它能否足资“鉴识”书画真伪。张彦远收录鉴藏印条目(包括后来米芾在 《书史》中所做的类似的工作),并非对印章本身感兴趣,而是对钤盖了这类印章的书画作品的真伪、优劣感兴趣。这也许是文人印艺术在当时未能得到发展的原因之一。
唐宋文人私印
印学家们一致认为,斋馆印作为古代私印中的一种类型,是以唐代宰相李泌(722-789)的 “端居室”为滥觞的。从这方印的遗迹看,它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一方面,隋唐以来,无论官印还是私印,绝大多数都是小篆阳文印式,而这方“端居室”却是阴文,并且纯用汉缪篆,这与当时的流行印风大相径庭;另一方面,就其印文内容而言,以斋馆名制闲印是此前从未有过的,这又纯粹是文人士大夫的雅事。显然,这方印的出现,不仅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发现了汉印的美 (怀素以汉印遗物钤盖于自己的书法作品也是一个很好的证据),而且标志着私印对实用原则的进一步脱离,宋代以后,这种斋馆印便在文人士大夫中盛行开了,例如司马光的 “独乐园”、苏轼的“雪堂”、王诜的 “宝绘堂”、米芾的 “宝晋斋”、文同的“静闲室”、赵令畴的 “得全堂记”、赵孟坚的“彝斋”,以及元代赵孟頫的“松雪斋”等等,以至于明代文征明竟有“我之书屋,多于印上起造”之说。印章既然被文人士大夫们引入了这种雅玩的领域,后世文人印艺术的兴起还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
篆书的艺术化及其对印章制作的影响
随着汉字的历史沿革,早在两晋南北朝时期,篆书便已完全退出了实用领域,而只有少数书法家偶尔使用这种古老的字体。即使是隶书,在隋唐之际也显得不合时宜了。但是,正是在唐代,篆书却以艺术的面目重登历史的舞台,李阳冰(唐乾元年间人)所撰《论篆》一文,即是从艺术审美的角度来观照隶书的:“吾志于古篆,殆三十年,见前人遗迹,美则美矣,惜其未有点画,但偏旁摹刻而已。缅想圣达立卦造书之意,乃复仰观俯察六合之际焉。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常;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拉咀嚼之势。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之品汇,备万物之情状者矣。”这段文字尽管渊源于西晋卫恒的《四体书势》,但确实是李阳冰的心得体会。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篆书书艺被荒疏了,卫恒也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篆书作品传世,而李阳冰却是中古以来的一代篆书大家,从其遗存下的篆书作品看,他自诩 “斯相之后,直至小生”,不是没有道理的。
事实上,早在唐代初期,已有篆书 《碧落碑》; 而《石鼓文》的被发现,也在当时的文人雅士中间激起了热烈的反响。唐人对篆书书艺有如此浓厚的兴趣,李阳冰在此时的出现便不奇怪了。而正是以李阳冰为开端,五代、宋、元才涌现出一批诸如徐铉、徐锴、郭恕先、释梦英,赵孟頫、吾丘衍等等的篆书书法家,为文人印艺术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这是唐代篆书的艺术化对印章发展的最深刻的影响。
当然,唐代的私印制作,还只是印工们的事,文人士大夫们还不能亲手去制作印章。但是,他们对篆书书艺的兴趣及其鉴赏力,必然会在他们自己使用的那些私印中体现出来:种种迹象表明,这一类的私印中有不少可能是由文人士大夫们亲自书写印稿的。而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事实是,在唐代,无论官印还是文人私印所采用的字体,正是当时篆书书家所擅长的秦小篆;五代、两宋时期文人们使用的私印也以小篆印文为主;元代赵孟頫、吾丘衍以元朱文自书其印,当是这一风气的延伸与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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