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不妨借助于前贤的研究成果,以安阳殷墟出土的那三件小型铜器就是商玺这一假说作为我们讨论印章起源问题的前提——这样的设定,对于印章艺术的历史嬗变的研究,实在太重要了。
        傅抱石在 《中国篆刻史述略》 中就曾作过这样的假设,他说:“……在书契艺术相当发达的殷末,若凭常识推想,玺印似有随着发生的可能”,“殷墟发掘的文物中,即有玺印的发现……据我的推想,是颇以为可能属于殷末的。总之,篆刻的萌芽时期最迟必在殷末”。傅氏之说,是在推测何时起有印章; 而我们则是在设定商代有玺印的前提下,进而追问商代何以会有玺印,商玺是怎样的一种印章,商玺与后世印章的关系是怎样的。也就是说,我们将要推测的是商玺的来源、性质、用途,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文化问题。
        商玺的来源及其性质
        中国的青铜时代,经历了夏、商、西周三个朝代。夏代的铜器,现今已无从获见,致使现代的一些学者在夏代到底是属石器时代还是属青铜时代的问题上争论不休,近年在王城冈发现了青铜器残片,似乎可以确认夏代是青铜器的萌芽时期。但关于夏禹铸九鼎的传说,却屡见于经传,《左传》、《墨子》、《战国策》及 《史记》中均有夏鼎铸造、迁徙情况的记载,恐怕很难说它们是无稽之谈。只要看看商代青铜遗物的精致程度,我们即可以推想,如果此前没有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存在,此时的青铜工艺或许难以有如此的成就。可能夏代处于青铜时代之初,青铜产量少、炼铸技术不高、使用范围不广,所以遗物罕见。商代处于青铜时代中期,青铜工艺已有很大发展,遗存下来的铜器也不在少数。从1939年安阳出土的商代“司母戊”方鼎看,其重量竟有875公斤,其颈部以云纹为地,作半浮雕兽面纹,柱足上也饰以半浮雕兽面纹,鼎耳饰有虎食人形象。制作规模如此之巨大,造型纹饰如此之美观,充分说明当时的青铜工艺已相当成熟。
        铸造工艺精湛,造型设计精美,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商代人如果想要制作印章,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以三枚商玺与现存商代彝鼎、尊、觥、卣、壶、簋、甗之类的铜器相比较,商玺用料少,体积小,制作简易(按常理推测,铸印印纹为凸者,其铸模必定是凹的;而制作凹的印模要比制作凸的印模容易得多。殷商时期青铜铭文为凹者,其铸模为凸,是制作工艺发达的标志之一),图纹简洁(印面只是一种半浮雕性的线条纹饰),这样的小型铜器在当时广泛使用(如果有此需要的话),是完全可能的。问题在于商代人何以会想出要制作这种小型铜器,是出于商代人的奇想,还是有所从来?
        我们认为,商玺很有来头,而且,它很有可能是不同于后世一般印章的特殊“印章”。这一点,我们首先可以从商玺的图纹中得到启示。
        在对商玺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其上的图纹是图形文字(或称“图画文字”)。唐兰《中国文字学》认为,所谓图形文字,“是用图画的方式写出来的文字”,其中包括象形文字和象意文字,因而它不同于更为原始的“只是近似文字的图画,还不能算是文字”的文字画,它是文字画的进化形态,又是后来更加进化了的纯粹抽象符号文字的初形。但是,文字的进化并不是由少数圣贤设计和操纵的,而是在长期使用的基础上,不断自然衍变、不断加以整理总结的。因此,在图形文字阶段,象形文字、象意文字中糅杂有原始的文字画,亦即图形文字与文字画的混合使用,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胡小石称之为“图画佐文字期”)。以此来检验商玺,说其图纹一定是图形文字而不是文字画,或许难免有强作解人之嫌。例如, “”形玺的 “”(李学勤解释为 “翼”),在商代有类似图纹的铜器中,均为兽面(即所谓饕餮)的眼鼻之形,如果按徐畅之说,它就是后来的“”字,那也是带有明显的文字画痕迹的图形文字了,是原始图腾的抽象变形。又如,在亚形玺中的图形文字(李释为 “罗”字,徐释为 “禽”字),其两侧各有一个“T”形图纹(李释为 “示”字,徐释为 “氏”字),如果它确是文字,何以一玺之中会有两个相同的字呢?其实,它们倒更像用以填空的对称的纹饰(李学勤在《中国玺印的起源》中则分析说: “ ‘示’填入‘亚’ 内,是由于印面没有余地的缘故;为了美观而对称地写了两个,这也是金文族氏常见的”。该文依据类似的铜器铭文,判别“亚罗”为族氏,“示”为物主名)。再如,田形玺是三玺中最难考释、歧义最大的,甚至它的上下方向迄今还难以判定,徐畅《商玺考证》罗列众说,或释作“□辰□戊”,或说 “有子亘梦三字可辨”,或释为 “子亘□□”,这实在是因为这枚商玺更像图案。
        郭沫若《周代彝铭进化观》指出:“器之古者铭恒简,仅一二图形文字而已。”商代铜器铭文的字数少,绝不是因为当时的图形文字本身数量少,而是因为,这些铭文是象征意味的,而不是记事性质的。郭氏说: “凡图形文字之作鸟兽鱼虫之形者,必系古代氏族之图腾或其孑遗。其非鸟兽鱼虫之形者,乃图腾之转变,盖已有相当进展之文化,而脱去原始畛域者之族徽也。”这就是说,这些古器上的铭文,不同于殷末、西周以来的字数较多的记事文章,而是原始部落的图腾或其进化形态的族徽(类似于现今的徽章图案设计),所以这类古器不但不需要太多的文字,而且这些文字也可以直接作为图案来看待,正如郭氏所说,商代 “对铜器的重视点,在纹不在铭”。丁山也在其《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一文中,总结李济之的观点指出:“殷人文化,确已进于青铜时代;而铸铜之艺术,则皆因袭古代陶器的形制与花纹。”这从器形、纹饰的演变,揭示了商代铜器铭文的渊源。而关于陶器纹饰的象征意味,今人已多有阐释。西人格罗塞《艺术的起源》说:“……文明民族的装潢艺术喜欢取材于植物,而原始的装潢艺术却专门取材于人类和动物的形态。”三枚商玺的图纹正具有这种原始装潢的性征。如果说商玺上的图纹是图形文字或文字画,那么,它很可能是其所属氏族的祖先的名字,而不是现时某个人的人名。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说: “氏族社会时代……图腾崇拜演化为祖先崇拜。”换言之,在图腾、氏族族徽、祖先名字 (图形文字) 之间,似乎有其内在的、微妙的联系。
        商玺印面的图形(或铭或纹)与商代青铜器铭纹的一致性,给我们以重要启示。我们是否可以作出这样的假设:商玺乃是一种小型的族徽,是由更原始的氏族图腾进化而来的、文字化的族徽。这就是说,青铜时代之初乃至石器时代的图腾崇拜、陶器纹饰、族徽纹饰、图形文字(或文字画),是商玺的原型 (archetypts)。
        在此,我们引入了现代心理学的 “原型”这一概念。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原型作为最初的模式或者原始意象(primordial images),是人类获得性遗传的一种本能,是人的先天倾向或潜在的可能性,这种没有内容的先验形式,彼此分离、不被意识地潜藏着,但他们可以依赖于人们后天的经验而得到发展和显现,并且可以以某种特定的方式结合起来,成为新的、确定的意象。当以往的图腾、祖先名字、图形文字、族徽等原型意象得以结合时,便可能产生象征着图腾或祖先的、具有文字倾向的新型族徽——这可能是商玺的来由,因而也是它区别于原始的图腾、族徽、文字,又区别于后世印章的特殊性质。
        如果上述假设成立,那么,我们还可以作进一步的区分:在三枚商玺中,亚形玺和形玺可能是两个既有悠久历史、又已获得了程度较高的文化进化的氏族的族徽,因为它们的图腾意味及文字化倾向同样显著,并且在遗存下来的殷商铜器铭文中屡屡可见; 而田形玺则可能是同期文化进化程度较落后的氏族的族徽。这表明,不同图纹的商玺是当时不同氏族的产物,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能标示出它们各自所属氏族的文化发展进程。
        商玺的用途
        现在我们进一步追问,商玺到底有什么用途?如果说它们就是后世的实用印章,其数量何以会如此之少?这一点,商玺的印文凹凸及其印钮可以给我们提供推测的线索。
        三枚商玺均为阳文,显然,它们用于钤压封泥的可能性不大,在使用印泥钤印之前,用于文书传递封拆的印章,大多是阴文印,它相当于压模,钤压于文书封口的泥块上,所以遗存下来的封泥原件,大多是阳文印样。这大概是因为阳文字样清晰、易于损坏,因而更不宜轻易拆动的缘故。我们迄今为止尚未见过商代的封泥,也许那时还没有封泥的制度。商玺为阳文,而且其线纹较粗,所以,即使当时已有封泥制度,这样的商玺也实在不适合用来钤压封泥。同样,它也不适合用来钤压陶器。从商代铜器上类似族徽铭文看,它们可以直接在铸范上制作加工;而陶器的花纹,已由彩绘进化到刻纹,要在陶器上标示所属,完全可以在土坯上直接刻画,并不需要用商玺来钤压。
        商玺也不宜用于在动物或木器上烙纹。因为,我们现今所能看到的战国烙印、汉烙印,都是铁质的巨印,而且有直钮可以安装手柄或钳夹。三枚商玺都是中型的铜印,而且是穿孔鼻钮,这样的形制,显然是用来作随身佩带的佩印的。
        由此可见,商玺并非后世的那些用于钤抑封泥或烙文的普通实用性印章,而很可能是一种佩印——这一推测恰好是对商玺为族徽之假说的支持——它们可能是氏族首领随身佩带的族徽,用以标示身份和权威。后世的佩印(包括官印、私印、肖形印和吉语印),则很可能是商玺的衍化形态。
        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商玺的数量稀少便不难理解了。后世的玺印数量众多,主要是因为玺印的使用广泛,用印者的范围也很宽。而作为佩印式族徽的商玺,只为少数的氏族首领所拥有,按照夏代以来的世袭制度,它也理应为氏族首领的继承人所承袭。这就是说,一个氏族只有一个族徽,也只需要一枚作为族徽的佩玺;当一个氏族为别的氏族所兼并时,它的族徽便有可能随之消失——特殊的用途限制了商玺的发展,也决定了它的数量——这就像象征着君临九州的夏鼎一样,夏灭而为商所有,商灭而为周所得,不再另造;至于商、周时期铸造彝鼎,可能是当时的王室模仿了夏鼎的形式,或用于分封,或用于祭祖,但已不再有夏鼎的至高无上的性质了。同理,后世的官印有可能直接模仿了氏族首领所佩带的族徽的形式,是商玺的直接演变形态;而私印则又可能是对官印形式的模仿——后世的鼎有很多,但夏鼎只能有九个; 后世的玺印有很多,但商玺却只能是少数。
        因此,尽管这三枚商玺在安阳殷墟出土,也未必就是殷商之物,商初的族徽铜玺完全有可能承传到商代晚期。如此看来,商汤 “取天子之玺置之于天子之座”的传说,也就很可能属实。“天子之玺”可能是后人记载这段历史时用的 “新名词”,它可能就是夏族的族徽,夏族君临天下,其族徽象征着王权;而臣属于夏的殷人联合其他氏族推翻夏王朝之时,取夏族世传的族徽置于王座而拜,一则避僭越之嫌,二则得公推之理,也是可以想象的。这就是说,族徽铸玺之源可能会上溯到夏代 ( 《论语》有言:“殷因于夏礼”),至少,玺印在商初出现还是很有可能的。李学勤也有此推测:“在世界考古学上,一些文明古国都有玺印,其始见比商代还早得多。看商末古玺的制作已较成熟,其渊源仍可上溯。从形态看,古玺有可能与陶拍有关”。
        据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记载,在商代,巫史贞人享有很高的权力,甚至在后期发展到了与商王分庭抗礼的地步,但他们佩带玺印的可能性却不大。这是因为,作为原始宗教的神权代表,巫史贞人是超乎氏族王权之外的,他们以更神秘的方式参与或左右俗世的决策,甲骨占卜是更为理想的方式;吕振羽说:“…… ‘卜’,原来是专由僧侣掌握着的,后来才有 ‘王贞’ 的事情( ‘王贞’还是殷代较后的事情)。”而象征俗权的氏族族徽,作为俗权代表的氏族首领们大概是不会让给巫史贞人去佩带的,尽管这神权与俗权,对神的崇拜与对祖先的崇拜同出一源。徐畅在《商玺考证》中推测,亚形玺的 “亚”是商代官爵名称,“禽”是氏族首领姓氏; 又说田形玺中的“子”是商代官爵名称,“亘”是氏族首领的姓氏。至于形玺,徐氏则说: “就是氏族首领的私名。后期因战功由子爵升为亚。 因玺印是氏早期之物, 故无亚形框廓。”如果此说成立,则商玺便是官爵与氏族首领姓氏(或者是氏族名称。氏族名称可能来源于其首领姓氏)的结合体。但此说似有未妥处,例如: “田”形框廓是亘族铸玺的特征,还是另有所指?“”形玺无框廓,是早期之物还是铸玺的氏族差异?均未可知。因而,商玺的使用范围是很小的,它所具有的权威性可能是很高的,就像甲骨文贞片所具有的权威性一样,一是代表俗权,一是象征神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