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商玺这种小型的铜器,引出了三千多年的印章发展史,真可谓源远流长。
        商玺的审美价值
        如前所说,商玺的图纹可能是图腾性的图形文字,也可能是族徽性的氏族祖先名字,还可能是族徽与官爵的组合体——是 “纹”还是 “铭”,或是纹、铭兼施,都只是猜测。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为破释这些古老的图纹费心。也许正因其难以辨认,商玺才更显得神秘,也才具有更为丰厚的涵义。如果说商玺的图纹是图腾性的图形文字,则其传达给我们的便是原始的宗教威严和虔诚的崇拜之心,印章艺术渊源于神秘的图腾; 如果说商玺的图纹是族徽性的氏族祖先名字,则其传达给我们的便是青铜时代氏族首领的无上尊严; 如果说商玺的图纹是族徽与封爵的组合体,则其向我们展示的便是商代森严的等级和氏族之间的竞争。商玺涵义的这种不确定与神秘莫测,它对丰富的上古文化的极大包容量,正是它现今对于我们的艺术魅力所在。这种遥遥相隔的审美距离,使得我们看商玺无异于观赏极富象征意味的抽象画,它激发出我们极大的好奇心,引发了我们无尽的遐思,让我们将自己所知的上古文明毫无障碍地追加予它。它仿佛是一块小小的、但却永远不会饱和的海绵,吮吸着我们的想象、猜测;同时,它又将吮吸的东西散发出来,永不枯竭地滋润着观赏者的心田。
        印章艺术萌生于上古的这方沃土之中,它尽管不再像商玺那样神秘,但其深层丰厚的意蕴,却是忽隐忽现地远绍于商玺的。
        在这里,我们发现对商玺涵义的考察有着两种不同的立场:一是考古学、文字学或金石学意义上的立场,即考释其字形、字义,辨别它属于何种性质的文字,追究其产生的时期、年代,考证它为何人所用、作什么用,等等,它要求的是一种刻板的、严密的态度。另一是艺术的、审美的立场,即将商玺设定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氛围中,着眼于它的形貌作风,观照其所能表现的古老而壮阔的文化场景,领略其简朴、厚重、峻拔而意味深长的形式,体味其所透露的先民的审美情趣,以至于“唯观神采,不见字形”;它要求的则是浪漫的态度和丰富的想象力。显然,对于考察印章艺术的历史嬗变来说,这两种立场都是不可缺少的;我们对商玺的考察及所作的假说,正是综合运用了这两种不同的立场。
        关于周玺的推测
        在印章发展史上,商玺与春秋战国之际的先秦古玺之间有一个空缺,即,历来的印史著述均未提到过西周玺印的情况,更没有明确标示为西周玺印的实物或图式。于是,一个合乎逻辑的推论是,受商玺影响最为直接,或是在商玺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应当是西周的玺印。
        周族源在西北,是夏族的后裔或征服夏族后裔的民族。相对而言,在商代,周人的文化进化程度比殷人落后。因此,周武王征服殷人,却沿袭了殷商的制度和文化传统,即《论语》所谓“周因于殷礼”。既然商代有玺印,则西周必定有周玺。也许,周玺迄今尚未被出土发现,或是已被发现而未被辨别出来,混杂在现今被笼统地称之为“战国玺”的先秦古玺中。例如,现存的 “司寇之玺”一印,从印文的线条饱满和字形风貌看,与战国玺有显著的差别,或许就是周玺(“司寇”这一官职,始置于西周)。又如,“南门之玺”一印,印风也与战国玺迥异,而 “门官”则是西周始设的官职。类似的情况在现存的古玺中不少。当然,要在古玺中判别其年代的差别,比判别其地域性差别更难。
        西周处于青铜时代的晚期,此时,氏族社会正趋于解体。周族灭商建国,分封宗室,功臣为诸侯,王室、诸侯均实行世袭制,进一步完善殷商制度,将奴隶制推向极端。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新的奴隶主贵族取代了以往的部落氏族贵族,原始的氏族观念进一步淡化。诸侯贵族、朝廷卿臣的权力,不再像以往的氏族首领那样主要是从祖先那里承继下来的,而是由周王室所授予的。周玺很可能就是这种授权、分封的凭证。这就是说,周玺很可能是直接沿袭了商玺,但它已不再有商玺的那种族徽的性质,而只具有权力的象征性(更接近于后世的官印),所以特别加上一个 “鉩”或 “��”字, 以示与商玺族徽的区别。“鉩”或“�� ”,是周以来的后起字,或可训为以金属或玉质材料制成的小型凭证,“尒”音,从金从土。《周礼》有“玺节”之说,《六书精蕴》说: “玺,印章也,从尔从土。古之制字者,取命尔守土为意。”“节,限制也,其为道也,损过以就中,天命也;其为物也,刻符以合信,君命也。臣毋敢自专,受节于君,乃得专制于外。”“鉩”至秦演变为 “玺”或 “玺”,《说文》训为 “王者印也,所以主土,籀文以玉”,这是许慎以秦制为据之误。也正是由于其不再是族徽,所以周玺图纹不用图形文字,而采用篆字,直接标明封侯称谓或所授官位。从商末到整个西周的铜器铭文看,此时文字进化已相当成熟,而且铭文字数篇幅也越来越长。文字的进化及其应用的广泛,或可作为周玺采用篆文的一个佐证。可以想见,西周的玺印绝不在少数。而诸侯向其下属授权铸玺节,应是稍后的事;至于私玺的出现,则更应晚在春秋战国时期。
        如果这一推测能够成立,那么,周玺应当是商玺的进化形态,是古代官印的雏形。
        作为印章之祖的商玺
        商玺不仅是周玺以来官印的雏形,而且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它也为后世的佩印之风开了先河。
        所谓佩印,其实包含有两种意义:一是广义的佩印,即实用印章携带方式意义上的佩印,隋唐以前的大多数官印和私印都采用佩印的方式携带。一是狭义的佩印,即专门用来装饰或辟邪的佩印,其中包括:作为装饰和标榜身份的肖形印,用来警戒自己的警言印,用来作为护身符的吉语印、辟邪印,等等,这类印章大多并不真正用于钤盖,其功用已由佩带这一文化行为本身所完成,因而,它是更为纯粹意义上的佩印。但无论是何种意义上的佩印,也无论它们具有何种功用,都与商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先秦印系,换言之,任何一种佩印,都可以视为商玺的演化形态。

        商玺作为族徽,为便于携带,必须是小型的,这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决定了印章的大小。也许,正是因为它是小型的,才得以长期流行。事实上,鼎的铸造在后世愈来愈稀少,其他的青铜实用制品也逐渐为更便利的材料所替代,而铜印及其铸造制作技术却一直流传着。同样,作为佩印,商玺用以系绶的穿孔鼻钮也长期影响着印章的印钮:早期玺印的印钮直接仿效了商玺,而后世的那些用以装饰、用以区分等级的印钮,则是商玺印钮的演化。这的确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结构如此简单、实用目的如此明确的商玺穿孔鼻钮,在后世竟演变成为印章制作工艺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印钮艺术,造型奇巧,制作精致,涵义丰富,这大概是商代人始料不及的吧。
        商玺对后世印章的影响,绝非仅此而已。如前所说,商玺在形式上既具有文字符号性质,又具有图饰象征性质,也就是说,在其源头上,印章与图饰美术即有着紧密的联系。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后世印章中为什么会出现纯文字印与纯粹图画性的肖形印的分野了。可以这么说,肖形印是对商玺中所包涵的图饰性的极端化。而邓散木在《篆刻学》中甚至认为,肖形印本身即是商玺的一个种类,他说: “纯图画象形者,有龙、凤、虎、兕、犬、马以及人物、鱼、鸟,飞潜、动静,各各不同,莫不浑厚沉雄,专以古朴取胜。虽其时代未可确断,要为三代古物无疑。陈簠斋曰: ‘圆肖形印,非夏即商。’是也。”这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猜测,至少,它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商玺与肖形印的内在联系。此外,作为族徽的商玺,它不仅是权力的象征,同时也具有原始宗教性的护身符的涵义,而后世印章中的吉语印、辟邪印之类,可以说是从这一侧面将商玺推向了极端。
        综上所述,商玺作为印章艺术之祖,它在后世繁复的社会需求的条件刺激下,其原始意象可以作多元化的分解组合,从而形成了后世多种性质、用途各异的印章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