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玺产生的春秋战国之际,乃是中国上古社会大裂变的时代。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打破了周王室的一统天下,形成了春秋五霸、战国七雄、诸侯割据、相互兼并的格局。这是一个血与火,智与力的时代,更是一个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时代。这个时代,不仅把中国古代文化推上了一个令后人叹为观止的峰巅,而且也奠定了此后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的基本轨道。由此我们便不难理解,作为先秦文化一部分的玺印,何以能在中国印史的第一页上就写出了如此动人的篇章。
        在这竞争激烈的时代里,随着王室统治力的不断削弱,乃至名存实亡,各诸侯国不断发展壮大起来,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获得了愈来愈显著的独立地位。地域性的官制迅速发展起来了,地域性的农牧业、商业迅速发展起来了,地域性的文化教育迅速发展起来了,地域性的军事力量迅速发展起来了,诸侯国与王室之间,各诸侯国之间的外交也愈来愈重要了。而诸侯国的发展,需要一大批知识人才,以服务于治理国家、发展教育、建设军队。于是,“士”这一阶层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他们或被发现、或被举荐、或由自荐,在政治文化舞台上一展身手、各逞其才,成为当时社会的一种不容轻视的政治力量。于是,“士——私室与诸侯——公室”之间的竞争又是不可避免的了。
        从王室贵族到分封诸侯,再从诸侯公室到士卿私室,我们可以想象,玺印是如何得到如此广泛的普及应用的了:商玺似乎是一种用于佩带的族徽,只为极少数贵族首领所拥有;西周或许有玺印,它应当是为数不多的周王及分封诸侯用以象征权力的佩带之物;而东周以来,特别是进入战国之后,除了王公贵族、大小官职有佩玺之外,私人佩玺也不在少数,于是有了官玺、私玺之分。从文献资料及古玺遗物看,佩玺除了象征权力地位、标明身份、显示财富的功能之外,还有更为广泛的用途,例如凭信、通商、检萌、封物、铸钱、辟邪、警事、殉葬、装饰等等,于是又有实用玺、闲玺之别。
        只要具有一定的权力、财力,谁都可以制玺,谁都有资格佩玺; 而最尊贵的佩玺又在不断的仿效中被推衍到最广阔的世俗生活领域。且不说那些散失、销毁或未被发现的古玺,仅近年故宫博物院编辑的《古玺汇编》,所录古玺即已多达六千件。
        从用来制作玺印的材料看,先秦古玺的取材也很广泛,有金属玺材,也有陶土、玉石玺材,这大概就是“鉩”、 “��”、“玺”三字之别的由来吧。古玺广泛采用金属为玺材,这与佩玺的性质、用途有关,与先秦时代冶炼技术的发达有关,它是一般官玺及身份较高的私玺的理想玺材。以陶土刻划烧制而成的陶玺,因其材料简陋、制作方便,应当是平民社会使用最多的一种玺印(制陶工艺的发展远在冶炼技术的发展之先)。而以玉石为玺材,则只能是少数显贵才可以为之的。王嘉《拾遗记》载: “武王灭纣,樵夫牧竖探乌巢得赤玉玺,文曰: ‘水德方灭,火祚方盛’,字皆大篆。”这个神奇的传说未必可靠,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刻琢玉玺必须用强度很高的工具,而这是一般的工匠不可能拥有的。当然,早在商代已有玉石制的礼器和乐器,而先秦石鼓文所采用的鼓材都是强度很高的黑色花岗岩,石鼓文刻制得如此精妙,说明当时的制作工具和刻琢技巧已经相当发达; 但这石鼓毕竟是诸侯用以纪功的,在当时并不普及。另外,秦皇汉帝专用玉材玺印,也可以作为先秦玉玺使用范围的参证,因为,中国文化有其极强的继承性,从秦代印制中,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先秦玉玺至少主要是由王公贵族使用的。
        再从古玺制作的精工与否看,在同一时期,由于等级的不同,玺印的性质和用途不同,古玺制作的精粗也有显著的差别。大致上说,王公贵族、诸侯高官的佩玺一般制作都比较精致,玺文与当时的青铜铭文较接近,并带有明显的端严典雅的装饰性;显达的私玺、吉语玺、警事玺和肖形玺也具有类似的特征,因为它们更具有明确的美观追求;一般的官玺、私玺尽管仍采用大篆,但在制作上倾向于简便,这与它的广泛性有关,也与当时重实用的社会风气相关;而平民社会的玺印,不仅其用字更类似于古隶(这是当时日常书写使用最多的书体,可以视为简化了的大篆行书),与钟鼎文字拉开了距离,而且其制作也更为粗糙率意 (我们从陶玺和印陶中可以充分领略到这种庶民气息),这种在用字与制作上的显著差异,我们可以称之为“官玺模式”与 “民间模式”的分野。事实上,中国古代实用印章的两模式,正是由此发端的。
        先秦古玺绝不仅仅是有我们现今从篆刻艺术角度所体味到的审美情趣,也不仅仅是中国古代印章的肇始;它还是先秦时代官制的物证,是那个时代生产技艺与经济发展的物证,是那个时代等级与竞争的见证,更是那个时代的一幅社会生活的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