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古玺迅速发展的一个最为直接的促成因素,便是先秦文字体系的衍变,又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随时代的推移而衍变(即时间差),一是随地域的不同而衍变(即空间差),正是在时间与空间上的文字体系的这两种衍变,使先秦古玺更见丰富多彩。
        从时间的角度看,西周文字体系在总体上是对商代文字的承继和进化,东周列国文字体系在总体上又是对西周文字体系的承继与衍化。换言之,自殷商至春秋战国,上古文字体系的演进贯穿着一根主线。这是历史文化赖以承传的物质媒介,也是地域间文化交流得以进行的基础。但是,时代不同,书风也不同。
        关于大篆书风的演变,清代中叶之后研究逐渐深入,其大体脉络已经比较清晰。侯镜昶承胡小石之说,从用笔的角度,把自殷商至战国的大篆书风分为“三变”,即殷代至西周初期书风主方折(殷派),西周中期至东周初期书风主圆转(周派),东周中期以后虽仍用圆笔,但用笔由厚重变为纤劲 (北方齐书严整方正,南方楚书变动流利)。他指出: “春秋战国时,关东六国,文字异形,书风日趋诡变……(而)秦人不但承袭了周代丰岐之地,而且也接受了周人的文化。特别表现在文字的继承方面,更为显著。”(侯镜昶《先秦书艺略论》)马承源则从文字的体貌风格的演变,把西周的金文分为早 (质朴雄奇)、中(圆润工稳)、晚(端正遒丽)三期,较为具体地描述了各期并存的书风类型以及各期书风之间的联系(参见其《商和西周的金文》)。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又从“文字的书法有粗有精,且必先粗而后精”的文字演进规律,从“规整的字体只能在郑重其事的场合上使用,在不必郑重其事的场合,一般是使用着草率急就的字体的”文字书体使用规律出发,揭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大篆书风日趋简易草率的必然性;他指出:当时民间的“俗书”,“字体虽是篆书,但体式简略,形态扁平,接近于后代的隶书”。
        这就是说,古玺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古文字承前启后、不断演变的过渡阶段,它既存有西周乃至殷商的书风,也有东周流行的带有地域特色的书风;既有用于正式场合的规整的书风,也有日常使用的草率的俗书。而作为古代印章的草创阶段,古玺本身还没有形成专门的玺用文字体系,它更直接地采用当时流行的文字作玺文。因此,当时混杂的书风在古玺上较为直接地反映出来,成为古玺活泼的基调的一个重要构成因素。
        从空间的角度看,显然,地域性书风的差异在东周之后突现出来。
        春秋战国时期,鲁、秦等诸侯国直接继承西周中期以来日趋成熟的书风,工稳而圆厚,成为后来秦篆的母体。宋国是殷商的后裔,其延续殷人的雄肆书风也是可想而知的。齐国则是西周姜尚的封地,其文字结字严谨、体势修长,自具特色;而南方的楚国更是夏代人南徙的一支,有其悠久的文化传统,结字奇诡,体势扁平,别有一番散落的风韵。仅从这几大区域的书风特征来看,我们便可以想见,不同地域的工匠采用各具特色的当地文字制作玺印,必然会造成古玺的丰富多彩。因为按常理,印章的字法(或篆法)决定章法,章法又决定印形;而地域性的书风体现着该地域的审美倾向,地域性的审美倾向又反过来规定了地域性印风的审美标准。
        不同时代的不同书风,不同地域的不同书风,以及不同场合的不同书风,它们的综合作用,使先秦古玺无比绚丽。事实上,只要我们稍许把古玺与那个时代的其他文字遗迹作一比较,便会有这么一种感受:古玺堪称殷商、西周、春秋战国古文字的缩影,既有商周厚重的风格,也有东周以后纤劲的风格;既有早期金文方笔、肥笔的风格,也有成熟期圆转、均匀的风格;既有严整刚正的风格,也有奇诡流利的风格。有的自由疏放、恣意倾侧,风格近于散氏盘;有的谨严和润、体势工稳,风格近于石鼓文;有的端尖身肥、结体古朴,全然是古文风格;有的削直挺健、扁平简略,全然是俗书风格;琳琅满目,蔚为大观。由此可知,后世艺术家学古玺之难,不独为“法”所囿而难臻“无法”之境,而且,古玺所采用的玺文书风杂乱繁多,后人往往是以所擅长的一种书风制作众多的印章,欲求风格变化,怎能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