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皇帝的印章独称 “玺”,以下大小官印统称“印”,这种笼统的区分带有明显的初创性征。到了汉代,尽管四百多年中时有变动,但就总体而言,官印大致可以分为玺、印、章等更为细致的等级,并辅之以印材、印钮、印绶色彩及尺寸的等级区分,昭示着封建官僚体制的完备。这首先表现在官印等级区分的细致化上。
        官印等级区分的细致化
        玺制。汉代皇帝沿用秦皇六玺旧物,而模仿皇帝玺的,是西汉初期的南越国(前111年为汉武帝所灭)的金质龙钮“文帝行玺”,为第二代南越王所用。但是,汉代的玺制远比秦代宽松,不独皇帝用玺,皇后、太皇太后、汉印妃、太子、诸侯王的印章也称玺。

        皇后用玺,或许与汉初吕后专权有关。《汉旧仪》称“皇后用玺,文与帝同”,蔡邕也说 “皇后赤绶玉玺”。而遗存下来的一颗玉质螭虎钮“皇后之玺”(马国权《汉印概说》判定此印为吕后所用),其印材、印钮均仿效皇帝玺,只是未加 “田”字界格。这是汉代的创设,也许,只有像吕雉这样曾享有过皇帝的权力的女性才能有此创设吧?
        诸侯王用玺,或应视为汉高祖刘邦恢复分封、实行郡国并行制所采取的宽优政策之一项内容。从遗存下来的汉初之物“淮阳王玺”看,汉初的诸侯王玺也采用玉质印材,只是印钮以复斗式以区别于皇帝玺、皇后玺的螭虎钮式,并且与皇后玺一样不加“田”字界格(遗存下来的诸侯王玺封泥“菑川王玺”、“河间王玺”.均不加界格)。这种玺制在汉武帝之后有所改变并定型。据《汉旧仪》记载,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钮(皇后玺同),皇太子玺为黄金龟钮,诸侯王玺为黄金橐驼钮。但从后汉初期之物“广陵王玺”看,诸侯王玺之印材、印钮与文献中皇太子玺相同。
        太皇太后玺、妃玺、太子玺等,都是内廷之物,藏而不用,现已无从获见。只有东汉初叛臣隗嚣之母的那枚“朔宁王太后玺”可作物证,它也是金质龟钮。
        印、章制。汉代的上层官印等级划分很细,大致上有四等: 金质 “印”,列侯用印,龟钮;金质 “章”,丞相、太尉、三公、前后左右将军用印,龟钮;银质 “章”,二千石用印,龟钮;铜质“印”,一千石以下用印,鼻钮。这种印、章制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大同小异。至于基层小吏印,仍用半通,它也和官印一样,逐渐省略了秦印的界格。
        除了印材、印钮、名称的等级差别之外,印绶的色彩和长度的等级差别也是汉代印制的重要内容之一 (详见陈振濂《篆刻艺术纵横谈》)。而这种印绶定制,正体现了汉代人的色彩观、数观、方位观、等级观与宇宙观融通一体的整体观念。
        官印演变的时代特征及其成因
        汉代官印的演变,大体上可分为四个时期: 西汉初期、西汉中后期、新莽时期及东汉时期。
        西汉初期。这是汉制沿因秦制的阶段。此时汉楚战争刚刚结束,而汉王朝与异姓诸侯王、同姓诸侯王之间的斗争又继之而起,统治者尚无余力改革前朝官制印制。因此,汉初官印直接沿用秦代旧物,或仿效秦官印加“田”字界格、采用摹印篆,更不无可能,正所谓“明简易,随时宜也”。即使是新设的王公官吏玺印,省略了 “田”字界格(这是真正的汉印印式),但其印文书写仍有显著的秦摹印篆遗风。
        在罗福颐主编的 《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一书中,“邦司马印”、“邦侯”等印被编列于卷二《汉初期官印》中。而沙孟海在《谈秦印》一文中则说:“汉代避刘邦的讳,用‘国’ 字代替 ‘邦’ 字(汉代诏书引用 《尚书》成语 ‘协和万邦’改作‘协和万国’,便是一个例子)”。他认为,这些印章“都不避 ‘邦’字,肯定属于秦代而不是汉代”。这一纠正是很有说服力的。但从那些被确认为汉代之物的印章来看(例如 “宜春禁丞”、“苍悟侯丞”等等),西汉初期官印与秦官印的直接继承关系是确信无疑的。如果说此时的印章中已经有一点汉代人的独创的话,那只是在一些作为殉葬品的制作草率的石质印章中(例如“长沙印”、“长沙司马”等石印),出现了明显的隶书笔意,甚至直接以隶书为印文,与印陶、印瓦中的庶民印文相类。事实上,早期的隶书就是篆书的草率与简略的书写形态。
        可以说,西汉初期的官印承前启后,其印式混杂,尚未形成定制。
        西汉中后期。汉武帝的时代,是汉代文化渐趋定型的时代,官印制度也不例外。《汉旧仪》说: “孝武皇帝元狩四年,令通官印方寸大,小官印五分,王公侯金,二千石银,千古以下铜印。”汉代官印制度在此时基本定型,但那种方正直朴的汉缪篆也还处在逐渐形成过程之中。而这一时期最显著的官印特征,就是 “印章”连称 (例如“上将军印章”、“卫官侯之印”或 “护军之印章”等等),以此凑足印文五数制。沙孟海 《印学史》说: “《史记·孝武本纪》太初元年 ‘更印章以五字’。《集解》: ‘汉据土德,土数五,故用五为印文也。若丞相曰 ‘丞相之印章’,诸卿及守相印文不足五字者,以之足也。”“……‘阴阳五行说’是汉代人思想的特点,反映到政治上、学术上、生活上,不一而足。印章用五字,便是一例。”此后的汉印基本延续了这一制度。
        新莽时期。马国权《汉印概说》:“王篡汉建立的新朝,只维持了十五年(9—13)。它继承了西汉的一些遗制,官印用五字,但西汉只二千石以上的才如此,新莽则上下通用。”故其印文更具有秦摹印篆的特征,其布置更加整齐秀美,其制作更加精巧细致(例如“校尉司马丞”、“校尉左千丞”等等);而颁发给兄弟民族的官印,印文首字必冠以 “新”字。这些都可以视为新莽官印的特色。
        东汉时期。东汉恢复西汉印制,并继承和发展了西汉的那种平正方直的朴茂印风,进一步脱去了秦篆的圆笔而直接与方拙的隶书相通,是汉代印章所特有的缪篆的成熟期(例如 “材官将军章”、“武猛都尉”等等)。这一变化,既与当时隶书臻于极致有关,也与当时的印章的制作方式有关。西汉虽有凿印,但以铸印为大宗;东汉铸、凿兼用,但凿印远较西汉流行,而凿乃是比铸简便易行的一种印章制做法。换言之,以隶书化了的缪篆为印文,以简便的方式来制印,这是东汉官印的时代特征,也是真正的汉印印风的完成。
        私印的种类及宗教印章的出现
        汉私印也没有严格的制度,只是其印面尺寸小于官印而已。
        因此,汉代印人的聪明才智及其对美的追求,在这里获得了自由发挥的余地。
        就印文用字而言,汉私印既有直接以秦小篆入印者,以秦摹印篆印入印者,也有以汉缪篆入印者,甚至直接以隶书入印;而以美术字入印的也不在少数。例如,以鸟虫篆入印,打破了秦代及先秦时期的鸟虫篆的使用范围的限制;或以鸟虫篆的笔意作盘旋回曲的殳书印文;或在缪篆字形的基础上增加一两笔圆曲之笔或肥笔作为装饰,如此等等。它对文字线条的把握和处理,体现了与汉代画像石相类似的审美观。
        就印式而言,汉私印既有方形、矩形印,也有圆形、椭圆形印,更有方边圆心或圆边方心或菱边方心印;既有阴文印,也有阳文印,更有半阴半阳印;既有不加界格的印,也有加界格的印,更有以 “四灵”肖形饰边的印;既有先上后下,自右至左的常规印文字序,也有按逆时针方向分布的“回文”字序;既有单面单体印,也有单面三圆连珠、四圆连珠、三方连珠、四方连珠印,更有双面印、双套印、三套印。而在印材使用、印钮使用方面,汉私印也是不加限制的。
        就印文内容而言,汉私印有姓名印,有姓名后缀“印”、“之印”、“私印”、“印信”、“信印”等字的印,有表字印,有臣妾印,有官职爵位加姓名的印,有姓名加吉语的印,有少则一二字、多则数十字的吉语印,有吉语加肖形的印。等等这些,多属汉代人的首创。
        值得一提的是,汉代还出现了不少以 “黄神”、“天符”、“天帝”、“天师”等等为印文内容的宗教印章。后人多依据葛洪《抱朴子·登陟篇》所述,判定这批印章为道教的辟邪之物。道教始创于东汉,而在罗福颐主编的《秦汉南北朝官印征存》一书中,这批印章被列于前汉、后汉两期,即在西汉道教未兴之前已有这类印章存在。因此,这类印章当与西汉后期广为流传的纤纬神学有关,又在后汉为道教所沿用。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在汉代印章中,官印体系与私印体系已经判然分离。这种分别在先秦古玺那里并不显著,而秦代的私印又主要是古玺传统的延伸——官印体系代表着一朝之崇尚,私印体系则反映着当时的现实生活。这两大印章体系的分离,乃是后世官印衰落、文人印章艺术得以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在明清文人艺术家那里,汉代官印始终是极受推崇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