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世文人艺术家眼里,“印之宗汉也,如诗之宗唐,字之宗晋”(奚冈语),正像诗人之与李杜、书家之与二王那样,汉印乃是明清文人印之最高法则和优秀楷模。而从明清文人印章的艺术实践来看,艺术家们追摹的则主要是汉官印以及与官印风貌相近的汉私印,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现象。它表明,汉代官印的印风,是最符合文人士大夫们的审美理想的。
        因此,我们对汉印审美形式的考察,侧重于对其官印印风的分析;而我们认为,这种独特印风的形成,首先取决于汉代缪篆的形成。换言之,是汉缪篆的书风成就了汉官印的印风。
        关于缪篆的性质的看法,历来众说不一,但其共同之汉印处在于,各家在解释“缪”字时都包含有“缪误”的意思。无论是 “妄意盘屈”的绸缪,还是 “增减改易”的谬误,都是指这种文字与后人视为篆书典范的秦小篆不相符合。吾丘衍 《三十五举》即说: “汉篆多变古法,许慎作《说文》,所以救其失也。”按《说文》所依据的是秦小篆,以秦小篆救汉篆之 “失”,说明二者差别甚大。但他随后又说: “汉有摹印篆,其法只是方正篆法,与隶相通。后人不识古印,妄意盘屈,且以为法,大可笑也。多见故家藏得汉印,字皆方正,近乎隶书,此即摹印篆也。”显然,吾丘衍所认识的汉篆,既因“多变古法”而不同于秦小篆,但又不同于后来“妄意盘屈”的篆文,而是一种“与隶相通”、“近乎隶书”的特殊的篆书。只是在元、明、清时期,人们往往把秦摹印篆与汉缪篆统称为 “摹印篆”。甘旸《印章集说》说:“摹印篆,汉八书之一,以平方正直为主,多减少增,不失六义,近隶而不用隶之笔法,绝出周籀,妙入神品。汉印之妙,皆本乎此。”又说:“汉因秦制而变,其摹印篆法,增减改易;制度虽殊,实本六义。古朴典雅,莫外乎汉矣。”而袁枚 《缪篆分韵序》则说: “秦釐八体,五曰摹印;汉定六书,五曰缪篆。缪篆即摹印所用也。”许容《说篆》说:“郑樵谓篆通隶僻,篆巧隶拙。”由此可见,缪篆的主要特征是:其一,它是汉代确定的用于制印的文字;其二,它是秦小篆的简化写法,因而它更接近于作为篆体行草书的 “古隶”;其三,它具有隶书方正、僻拙的特点,但又不同于隶书之有波磔,因而它介乎隶、篆之间;其四,它是汉印古朴典雅之妙的根源,尽管从文字学的角度看,它有悖于秦篆的法度。

        事实上,汉缪篆与秦摹印篆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如果说,秦摹印篆只是为了适合方形印面而使秦小篆方正化,亦即只变其形而不变其体,那么,汉缪篆的依据就不仅仅是秦摹印篆,而更主要的古隶,亦即变其体而从其形——这是由秦汉之际的“隶变”所造成的字体的改变。隶书不仅从字形上变篆书之圆而为方,而且更从字体上对篆书作了一次系统的简化、分合归类的整理。因此,就方正而言,汉缪篆与秦摹印篆一致(当然也与隶书一致);就简化而言,汉缪篆又与隶书一致 (隶书直接由篆书脱胎而来,汉缪篆当然也与秦篆有着亲缘关系),这就决定了汉缪篆既古既今的特质,决定了它能够成为汉代官印所采用的标准文字。
        正因为缪篆在本质上只是隶书的一种,所以汉印能在印文书写上占尽隶书之风流,用笔厚重而不觉其臃肿,如《张迁》;用笔瘦劲而不觉其枯竭,如《礼器》;用笔清雅而不嫌其媚,如 《曹全》; 用笔恣纵而不嫌其野,如《石门》。这类书风在汉官印中、特别是在东汉官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如“东郡守丞”、“雝丘令印”、“鄂丞之印”;如 “广武将军章”、“牙门将印章”、“安阳乡印”; 如 “长社侯相”、“乐阳唯”; 如 “雁门太守章”、“北乡”、“军侯之印”、“单尉”……我们在汉碑中所能领略到的美,都浓缩在汉印里了。这或拙厚、或瘦劲、或清雅、或恣纵的印风,是在印制的统一之后,由同一书体(缪篆)的不同书写风格造成的印章风格化。显然,从印章审美形式的丰富程度看,汉印也是对秦印的一次重大的发展。秦摹印篆用篆用笔的尚提多转,在这里便成了提按顿挫;秦摹印篆结体的均匀严谨,在这里变成了方拙宽舒;秦摹印篆分布的偏安自足,在这里变成了扩张相侵。徐上达《印法参同》说: “须从章法讨字法,从字法讨笔法”,将字法、笔法、章法综合起来加以考察,最能看出汉的审美特征。
        也正因为缪篆在本质上是隶书的一种,所以它在书风上体现了隶书的平正方直的朴实之美。换言之,汉印之平实的作风,即来自于缪篆之平实的书风。这是汉印区别于先秦古玺之奇诡、秦印之雅润的独特之处,也是汉印之所以能够去掉秦印界格的原因之一: 方块字形之间的组合,其空隙自成界格,再加界格不免显得画蛇添足;而缪篆本身的扩张性、汉印之去除界格,更使得汉印有一种比秦印博大的视觉效果。
        但是,缪篆的平正,并非那种绝对均匀、绝对整齐的机械的平正,而是包含着不平、不正、不均匀、不整齐在内的总体风貌的平正。不同印章的印文线条粗细不一、分布不匀,同一方印章中的印文线条也是粗细不一、分布不匀的,更有正笔与斜笔兼施、正势与侧势并用,使得平正的缪篆充满了变化。同样,缪篆的方直,也并非那种绝对方折,全然直线的机械的方直,而是包含着不方、不直、曲意、圆味在内的总体风貌的方直。这不仅与缪篆之脱胎于摹印篆、参用圆曲的笔划有关,也与汉印的制作方式有关:采用翻砂法或失蜡法来铸印,印文线条固然能有方中见圆的效果;即使是在直接凿刻的凿印中,那些相对精细的双凿印线条也能获得这种效果。这种不平正的平正、不方直的方直,正是我们所说的平中见奇的审美特质;而如果说平正方直是汉缪篆、汉官印之法,那么,其中所包含的不平正、不方直便是这法中的无法,是汉缪篆、汉官印的生机活趣之所在——这恰好与先秦古玺的无法之法形成了一组对应。
        尚法而不失之苛严,平实而又富于变化,正直而不失之板滞,端厚而更见博大,这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崇高境界,也是后世文人艺术家从汉印中所体认到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