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范式的转型
在十余年来的书法热潮所发出的云雾渐渐消散之际,我们清醒地意识到,对于传统书法的理解和说明虽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课题,但令人遗憾的是:一方面,由于时代的局限,缺乏在更广阔的中西方艺术的背景上对传统书法作总体性的宏观研究和反思;另一方面,缺乏对传统书法的理论和实践中的关键问题作真正缜密细致的思考和真正有价值意义的讨论。
现在,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和途径,让传统书法的内在机制在我们面前得以展开,便于我们在这深深的背景中重新建设适宜现代化步伐的新书法。
这是一种自我批判,而我们的未来往往就取决于这种对自身过去、现在的批判。在这里,我们就试图通过运用 “范式”这个概念来对传统书法作力所能及的解剖。
“范式”(paradeigma)作为一个自然科学中的术语,被应用于艺术研究领域是最近几年的事,它与一般对作品进行结构、形式、观念等方面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相比,具有更大的概括力和更强的整体性。
艺术范式作为艺术形象的抽象框架,不为我们的日常意识所知觉,潜藏于无意识深层之中,但却是我们组织一个优秀作品形象的基本心理结构,如果它本身还是执着而强有力的,就会在自己的玄奥之门中生生不息地分化和繁殖出同一基因的无数新形象,影响我们的审美意识,潜移默化地成为我们鉴赏时的潜在准则和坐标。
根据范式中的是否可视性,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意义范式和可视范式,前者是绝对抽象的意义和属性的范式。后者虽不完全属于感性的具体实在,却有一定可视性,起到连接意义或属性与“具体”、“实在”之间的中介作用;也正因为此,我们可以通过它将具体事物进入更高的意义层次,或者,通过它将抽象的本质意义赋予具体事物。
如果我们对整个中国书法史进行重新的梳理和解析,就不难发现传统书法就是一个完整的范式,它的内部机制是如此精巧和完美,它所具有的框架是那么的庞大和坚固,意义范式和可视范式之间貌离神合、若明若暗的巧妙吻合,使传统书法范式具有了乾坤圈的魔力;在中国书法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中,任凭百般磨难,都能在伦理、宗教和政治所结成的千丝万缕中周旋、穿梭,在文字和绘画所留下的一条隙缝中生根、开花、结果。这实在是和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素质、心理素质和基本内倾的思维模式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这些传统文化的诸元素,规定了传统书法范式的基本趋向和大致格局。
无疑地,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传统书法范式的形成和本质的研究。因为哲学毕竟是时代精神的升华,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的总结和结晶,它对于其它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是深刻和必然的。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之际”是它的总问题。“天人之际”即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关于天人观,中国哲学总倾向是追求一种 “天人合一”的境界。
这种关于“天人合一”基本思想框架、思维模式无非是体现了一种精神境界:体合宇宙精神,人和自然之间息息相关。它最精粹地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对世界万物进行总体把握的思想。它所追求的是达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在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影响下,中国书法形成了以 “通天人之际”为最高境界,在人、自然和神三者之间以“畅神”、“得道”的方式相融相合为特征的传统范式。
书法的生成几与汉字的产生同步,汉字的造出以书成为结果表达。由仰观俯察、远获近取而造出的古汉字比其它民族的象形文字有着远为丰厚的观念积淀。许慎将“六书”的顺序排列为 “一曰指事” (在 “二曰象形”之前)大概不会是全然的失误。中国书法对“观念先行”的中国绘画的影响似乎也不应仅仅理解为笔墨线条的启发、借鉴。书法之所以成为传统艺术及传统审美的典范与代表,不正是由于书法形式与传统观念的绝妙合成吗?不正是由于书法承载了几乎全部的传统观念精华吗?
书法家的最高使命和境界就是通过有限的可视范式以与“通天人之际”的目标的沟通。在古代书论中,我们明显地可以看出书法家们对自己所肩负使命的自觉。
“天地为图画,仓颉作文字,业与天地同,指与鬼神合。” (王充 《论衡》)
“文章之为用,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 (张怀瓘 《书断序》)
“况大造之玄功,宣泄于文字。神化也者,即天机自发,气韵生动之谓也”。“法书仙手,致中极和,可以发天地之玄微,宣道义之蕴奥,继往圣之绝学,开后觉之良心。” (项穆 《书法雅言》)
透过这些关于书法的教育功能、政治功能等方面论述的表象,在其空泛、玄妙、神秘的外壳中,可以看出其更为深刻的一面,什么鬼神合、神化、发天地玄微,无不透露出 “通天人之际”的深层意识。
从书法家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模仿、领悟、创造直至最后进入传统书法范式的过程来看,“得道”、“畅神”是书法传统范式所提出的总准则,特点是通过书法对象(作为一种中介物)求得传达它自身所载寓的自然之道,畅达上能通天下能启人的神。这一过程非常类似于中国画家为了传达对象的道所必须经过长期的写生和对大自然的畅游;书法家们则通过对古帖的摩挲、体味,从作品的可视范式中玩味出它所象征的本质意义,从而逐步地领会、把握直至内化为个体的思想情感。如此积累,最后终于使观赏者能缘此而暗合天道,成就 “理想人格”,“神遇而迹化”。
如果我们对传统书法的可视范式进行直接的静态注视,进入观赏者视觉领域的首先是可视范式中极其重要的特征之一——“天地”,而主体的一切活动有意或无意,无为或有为都将在它们之间展开。“下笔之前,须定天地。何谓天地?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间方立意定景”(宋郭熙)。这些被称为“天地”的空白,也就正好是“天人合一”思想观念在可视范式中的有力体现。同时,我们还能在作品中看到这些象征“天地”的空白具有对作品主体的积极干预作用。它们或在行与行之间,或在字与字之间,或在点画与点画之间,甚至在某些点画内部都必须体现出它存在的理由和作用。在这些由黑色和“空白”组成的完整作品中,“空白”还象征 “虚”、“无”、“空”等道家意义,“天地之间、其犹橐仑与?虚而不巎”,“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如果这些空白在 “虚、实”关系恰到好处的同时又能占有较大的篇幅,就能很好地把读解作品的思绪引向禅宗所追求的空灵、神秘的境界中去。
对于作品实质部分——在天地之间通过人为努力而留下的黑色进行分析,不仅能指出它具有绝对、本质、无为的“天”的性质,还能根据黑色的不同形状、质地推出其相应的意义范畴。如倾向性较小、节奏平稳的线条表示不激不厉、平和、宁静;藏头护尾表示含蓄、谦让、彬彬有礼;纵横展开表示潇洒、自然、不滞于物;搭配匀称的结构表示和谐、整齐、秩序俨然;而连接每根线条之间的笔势则体现了整体、同一和不可分割的思想。
对文字材料的取用也是传统书法可视范式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书法家为了 “畅神”的需要,往往把文字内容作为获取创作灵感的源泉之一,从文字内容所表达的意境、情调中得到某种“神”的启示和发动,使创作主体能顺着它的指向和节奏较好地把握住作品内在本质。
如果说一张完整的书法作品征示的是一个生命体(或者说一个小宇宙)的存在,那么创作主体在“天地”之间的“有为”过程则是一个生命体的存在方式——运动。和西方艺术的时空观有明显的不同,就在于中国人更强调存在的时间性。对传统书法可视范式的动态分析就能说明这一点。在书法的空间构成中,作品的每一部分都按照“多中心”原则完成,没有一个明显的视觉中心,但每一个单独的结构又都有自己的中心。换言之,观测点在不断的移动,眼睛在观看各个基本结构时也要随之而移动位置。
在这个观察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比较明显的两个问题,一是墨色的递比规律完全遵循道的自然性原则。由浓到淡、由润到枯,既非 “墨猪”也非 “饿隶”,非常得体自然; 二是在笔致的运动中有时会出现一个明显的逗点,也就是空间的类似蒙太奇式的突然扭曲。它能使作品显得壮观宏大,所以在传统可视范式中作品的大小和其表征的意义关系不大,这正是禅宗由有限求无限的观念。
传统书法可视范式是非常复杂而多样的,我们分析的只是其中比较明显和突出的一些问题,总之,它完全是对意义范式的图解。至于可视范式中所传达的是否全然属于传统书法的意义范式,那也未必尽然。它们两者之间并非是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多值对应关系。可视范式中的某些因素可以根据观赏者的历史经历、文化水准、社会风尚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意义 (有时正好能征兆某种新的意义)。因此,我们也就有可能在传统可视范式中找出一些能较好传达新意义范式的因素,在重建新范式的过程中加以重视、整理和强调。
当然,由传统书法范式到新书法范式将是一个非常艰难、曲折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无疑已在今天悄悄地进行着了。按照库恩的观点,一个范式的变换必然是一种危机。书法的现状正好印证了这个观点:日益增多的对传统书法的无声质询、漫无边际的多样化书法现象,都根据各自观点上的、文化经历上的和哲学信念上的不同展开着激烈的争论。
种种努力冲破这种危机的迹象表明,新的书法范式正在悄悄生成,它带着张扬生命本质的信念,以表现冲突、严峻、痛苦为己任,在强调个性主体性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奋进和超越,和这种新意义范式相关联的可视范式将是一种崭新的景观:对作品整体感的破坏、不安定因素的骤增、冲突的高扬、节奏的单一化剧变,传统笔法的相对削弱、工具的变革、文字内容的外显化……总之,新可视范式只要不脱离文字的约束,只要具有生命本质意义的力,完全可以进行无限的探索和不息的追求。而新意义范式的实现也就正好在这一过程之中。
在艺术越来越朝着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毫无疑问,传统书法范式依然能以它的历史光辉吸引着一大批追随者,成为娱乐或怀旧情绪宣泄的对象。而这只是多元中的普通一元。真正能和现代化建设共鸣、回响的,也就是代表了整个时代主旋律、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精神创造方面启发的,必将是我们上述所描述的那种新的书法范式。
现在,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和途径,让传统书法的内在机制在我们面前得以展开,便于我们在这深深的背景中重新建设适宜现代化步伐的新书法。
这是一种自我批判,而我们的未来往往就取决于这种对自身过去、现在的批判。在这里,我们就试图通过运用 “范式”这个概念来对传统书法作力所能及的解剖。
“范式”(paradeigma)作为一个自然科学中的术语,被应用于艺术研究领域是最近几年的事,它与一般对作品进行结构、形式、观念等方面多角度、多层面的研究相比,具有更大的概括力和更强的整体性。
艺术范式作为艺术形象的抽象框架,不为我们的日常意识所知觉,潜藏于无意识深层之中,但却是我们组织一个优秀作品形象的基本心理结构,如果它本身还是执着而强有力的,就会在自己的玄奥之门中生生不息地分化和繁殖出同一基因的无数新形象,影响我们的审美意识,潜移默化地成为我们鉴赏时的潜在准则和坐标。
根据范式中的是否可视性,我们可以把它分成意义范式和可视范式,前者是绝对抽象的意义和属性的范式。后者虽不完全属于感性的具体实在,却有一定可视性,起到连接意义或属性与“具体”、“实在”之间的中介作用;也正因为此,我们可以通过它将具体事物进入更高的意义层次,或者,通过它将抽象的本质意义赋予具体事物。
如果我们对整个中国书法史进行重新的梳理和解析,就不难发现传统书法就是一个完整的范式,它的内部机制是如此精巧和完美,它所具有的框架是那么的庞大和坚固,意义范式和可视范式之间貌离神合、若明若暗的巧妙吻合,使传统书法范式具有了乾坤圈的魔力;在中国书法几千年的风风雨雨中,任凭百般磨难,都能在伦理、宗教和政治所结成的千丝万缕中周旋、穿梭,在文字和绘画所留下的一条隙缝中生根、开花、结果。这实在是和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素质、心理素质和基本内倾的思维模式密切相关的,也就是这些传统文化的诸元素,规定了传统书法范式的基本趋向和大致格局。
无疑地,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传统书法范式的形成和本质的研究。因为哲学毕竟是时代精神的升华,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的总结和结晶,它对于其它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是深刻和必然的。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之际”是它的总问题。“天人之际”即人和自然的相互关系。关于天人观,中国哲学总倾向是追求一种 “天人合一”的境界。
这种关于“天人合一”基本思想框架、思维模式无非是体现了一种精神境界:体合宇宙精神,人和自然之间息息相关。它最精粹地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对世界万物进行总体把握的思想。它所追求的是达到“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在天人合一思维模式的影响下,中国书法形成了以 “通天人之际”为最高境界,在人、自然和神三者之间以“畅神”、“得道”的方式相融相合为特征的传统范式。
书法的生成几与汉字的产生同步,汉字的造出以书成为结果表达。由仰观俯察、远获近取而造出的古汉字比其它民族的象形文字有着远为丰厚的观念积淀。许慎将“六书”的顺序排列为 “一曰指事” (在 “二曰象形”之前)大概不会是全然的失误。中国书法对“观念先行”的中国绘画的影响似乎也不应仅仅理解为笔墨线条的启发、借鉴。书法之所以成为传统艺术及传统审美的典范与代表,不正是由于书法形式与传统观念的绝妙合成吗?不正是由于书法承载了几乎全部的传统观念精华吗?
书法家的最高使命和境界就是通过有限的可视范式以与“通天人之际”的目标的沟通。在古代书论中,我们明显地可以看出书法家们对自己所肩负使命的自觉。
“天地为图画,仓颉作文字,业与天地同,指与鬼神合。” (王充 《论衡》)
“文章之为用,必假乎书,书之为征,期合于道,故能发挥文者,莫近乎书。” (张怀瓘 《书断序》)
“况大造之玄功,宣泄于文字。神化也者,即天机自发,气韵生动之谓也”。“法书仙手,致中极和,可以发天地之玄微,宣道义之蕴奥,继往圣之绝学,开后觉之良心。” (项穆 《书法雅言》)
透过这些关于书法的教育功能、政治功能等方面论述的表象,在其空泛、玄妙、神秘的外壳中,可以看出其更为深刻的一面,什么鬼神合、神化、发天地玄微,无不透露出 “通天人之际”的深层意识。
从书法家如何通过一系列的模仿、领悟、创造直至最后进入传统书法范式的过程来看,“得道”、“畅神”是书法传统范式所提出的总准则,特点是通过书法对象(作为一种中介物)求得传达它自身所载寓的自然之道,畅达上能通天下能启人的神。这一过程非常类似于中国画家为了传达对象的道所必须经过长期的写生和对大自然的畅游;书法家们则通过对古帖的摩挲、体味,从作品的可视范式中玩味出它所象征的本质意义,从而逐步地领会、把握直至内化为个体的思想情感。如此积累,最后终于使观赏者能缘此而暗合天道,成就 “理想人格”,“神遇而迹化”。
如果我们对传统书法的可视范式进行直接的静态注视,进入观赏者视觉领域的首先是可视范式中极其重要的特征之一——“天地”,而主体的一切活动有意或无意,无为或有为都将在它们之间展开。“下笔之前,须定天地。何谓天地?上留天之位,下留地之位,中间方立意定景”(宋郭熙)。这些被称为“天地”的空白,也就正好是“天人合一”思想观念在可视范式中的有力体现。同时,我们还能在作品中看到这些象征“天地”的空白具有对作品主体的积极干预作用。它们或在行与行之间,或在字与字之间,或在点画与点画之间,甚至在某些点画内部都必须体现出它存在的理由和作用。在这些由黑色和“空白”组成的完整作品中,“空白”还象征 “虚”、“无”、“空”等道家意义,“天地之间、其犹橐仑与?虚而不巎”,“虚则实之,实则虚之”。如果这些空白在 “虚、实”关系恰到好处的同时又能占有较大的篇幅,就能很好地把读解作品的思绪引向禅宗所追求的空灵、神秘的境界中去。
对于作品实质部分——在天地之间通过人为努力而留下的黑色进行分析,不仅能指出它具有绝对、本质、无为的“天”的性质,还能根据黑色的不同形状、质地推出其相应的意义范畴。如倾向性较小、节奏平稳的线条表示不激不厉、平和、宁静;藏头护尾表示含蓄、谦让、彬彬有礼;纵横展开表示潇洒、自然、不滞于物;搭配匀称的结构表示和谐、整齐、秩序俨然;而连接每根线条之间的笔势则体现了整体、同一和不可分割的思想。
对文字材料的取用也是传统书法可视范式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书法家为了 “畅神”的需要,往往把文字内容作为获取创作灵感的源泉之一,从文字内容所表达的意境、情调中得到某种“神”的启示和发动,使创作主体能顺着它的指向和节奏较好地把握住作品内在本质。
如果说一张完整的书法作品征示的是一个生命体(或者说一个小宇宙)的存在,那么创作主体在“天地”之间的“有为”过程则是一个生命体的存在方式——运动。和西方艺术的时空观有明显的不同,就在于中国人更强调存在的时间性。对传统书法可视范式的动态分析就能说明这一点。在书法的空间构成中,作品的每一部分都按照“多中心”原则完成,没有一个明显的视觉中心,但每一个单独的结构又都有自己的中心。换言之,观测点在不断的移动,眼睛在观看各个基本结构时也要随之而移动位置。
在这个观察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比较明显的两个问题,一是墨色的递比规律完全遵循道的自然性原则。由浓到淡、由润到枯,既非 “墨猪”也非 “饿隶”,非常得体自然; 二是在笔致的运动中有时会出现一个明显的逗点,也就是空间的类似蒙太奇式的突然扭曲。它能使作品显得壮观宏大,所以在传统可视范式中作品的大小和其表征的意义关系不大,这正是禅宗由有限求无限的观念。
传统书法可视范式是非常复杂而多样的,我们分析的只是其中比较明显和突出的一些问题,总之,它完全是对意义范式的图解。至于可视范式中所传达的是否全然属于传统书法的意义范式,那也未必尽然。它们两者之间并非是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多值对应关系。可视范式中的某些因素可以根据观赏者的历史经历、文化水准、社会风尚的不同产生不同的意义 (有时正好能征兆某种新的意义)。因此,我们也就有可能在传统可视范式中找出一些能较好传达新意义范式的因素,在重建新范式的过程中加以重视、整理和强调。
当然,由传统书法范式到新书法范式将是一个非常艰难、曲折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无疑已在今天悄悄地进行着了。按照库恩的观点,一个范式的变换必然是一种危机。书法的现状正好印证了这个观点:日益增多的对传统书法的无声质询、漫无边际的多样化书法现象,都根据各自观点上的、文化经历上的和哲学信念上的不同展开着激烈的争论。
种种努力冲破这种危机的迹象表明,新的书法范式正在悄悄生成,它带着张扬生命本质的信念,以表现冲突、严峻、痛苦为己任,在强调个性主体性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不断地奋进和超越,和这种新意义范式相关联的可视范式将是一种崭新的景观:对作品整体感的破坏、不安定因素的骤增、冲突的高扬、节奏的单一化剧变,传统笔法的相对削弱、工具的变革、文字内容的外显化……总之,新可视范式只要不脱离文字的约束,只要具有生命本质意义的力,完全可以进行无限的探索和不息的追求。而新意义范式的实现也就正好在这一过程之中。
在艺术越来越朝着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毫无疑问,传统书法范式依然能以它的历史光辉吸引着一大批追随者,成为娱乐或怀旧情绪宣泄的对象。而这只是多元中的普通一元。真正能和现代化建设共鸣、回响的,也就是代表了整个时代主旋律、能给人们提供更多精神创造方面启发的,必将是我们上述所描述的那种新的书法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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