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要诠释书法家的书法作品,就不仅要了解其笔墨技巧,而且还要走进他的内心世界;如果要走进他的内心世界,那末就得细心体察他的人生空间和心路历程,了解他的情感体验和审美体验,以及他在书学上的审美意向和价值判断。作为了解宋克的切入口,任侠精神是一个关键。宋克的一生充满任侠精神。如果说少年任侠,表现在尚武、壮游、重恩义、树功业上,那末他又如何将这些襟韵、理想化入自己的书法艺术中的?
        他的友人、明文学家高启作 《南宫生传》中说:
        南宫生,吴人,伟躯干,博涉书传。少任侠,喜击剑走马,尤善弹,指飞鸟下之。家素厚藏,生用周养宾客,及与少年饮博游戏,尽丧其资。逮壮,见天下乱,思自树功业,乃谢酒徒,去学兵,得风后 《握奇》阵法。将北走中原,从豪杰计事。会道梗,周流无所合。遂溯大江,游金陵,入金华、会稽诸山,搜览瑰怪;渡浙江,泛具区而归。家居以气节闻,衣冠慕之,争往迎候,门止车数十辆。生亦善文,无贵贱皆倾身与相接。
        文中“风后”,相传为黄帝的宰相; “《握奇经》”,指托名风后所写的兵法书; “具区”,指太湖;“衣冠”,指世族、士绅。该文活现出一个任侠的宋克形象。《南宫生传》接着说,后来宋克似乎厌倦了这些生活,转而由任侠走向书家:
        久之,稍厌事,阖门寡将迎。辟一室,庋历代法书,周彝、汉砚,唐雷氏琴,日游其间以自娱。素工草隶,通钟王,患求者众,遂自閟,希复执笔。歆慕静退,时赋诗见志,怡然处约,若将终身。
        从广为交流,至闭门自娱书艺、画艺、诗艺,生活经历似乎一变,但其气质未变,在书学之路仍是豪侠纵横。宋克的老师是饶介,杨士奇云:“介之攻书法,擅名当时,宋仲温、宋昌裔皆出其门。”(《书林藻鉴》)饶介倜傥豪放,张士诚据吴,慕其名,以为淮南行省参知政事。家住采莲泾上,日以觞咏为事。明李日华《六研斋笔记》称其书圆劲畅朗,神追大令。《书史会要》称其草书亦飘逸。宋克和其师性格颇相近,他们书学理想都是“不止于圣不止也”,可以说宋克从其师那里接受了非常丰富的书学营养。但这仅是宋克成功的一个因素。宋克学书非常用功,《明史》上记载,“克杜门染翰,日费十纸,遂以善书名天下”。但是他的成功还在于其头脑清醒,眼光十分锐利,以一种任侠的豪杰气概,背离当时赵字的束缚之网,另拓天地。
        宋克处在元末明初这一历史时段,其时书家大都浮沉在赵孟頫的余波中。当时有几派: 一是以杨维桢为代表,学赵的笔法,而因生活在动乱中,也表现出一些动乱的姿态来;二是以危素、宋濂为代表,继承赵的小楷书风,仍走规矩路;三是以倪瓒、宋璲瘦劲古逸的风神取胜,离赵较远一些。而“其中离得最远的要推宋克。宋克在举世都被赵字的波涛卷进之时,单独另走一路去写章草,以一种瘦挺的笔画改易了古章草的肥厚姿态,成为新的面貌。这表现了他独立不倚的豪杰气概”。(参见潘伯鹰《中国书法简论》)可以说这正是宋克任侠精神在书学上的反映。他从少年的俊爽不群,到书学上的独立不倚;从少年时的欲树功业,到书学上业精名显,他的任侠精神、豪杰气概是相沟通的。
        评论者多看到宋克这一书艺精神。韩玉涛 《中国书学》道: “他以豪侠的气概打入书坛,风靡一世的赵子昂书当然不在他的眼下。要复古就复真正的古: 小楷学钟繇,草书学王羲之,章草学皇象、索靖。经过多年的刻苦探索,他成功了,他的草书达到 ‘鞭驾钟王,驱挺颜柳’的高度。为什么呢?原来他把章草、今草、狂草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他自己的草书,所谓 ‘合章、今、狂而一之’(于右任 《跋宋克〈杜甫壮游诗〉卷》)。看他写的 《杜甫壮游诗卷》,‘莹净若洗,劲气若削’(商辂跋语),简练干净,笔力千钧,真不愧为豪侠之书。”确实他的任侠、他的气概、他学的剑法、阵法也一一沟通了他的书法,这是一位 “任侠”的书家,创造出豪杰之书艺!
        明初闻名于书坛的是“三宋”,即为宋克、宋广、宋燧。宋广,生卒年月不详,字昌裔,河南南阳人,曾任沔阳同知,工书擅行、草,体兼晋唐,气势翩翩。明代都穆《寓意编》说: “广与宋克、宋燧俱以善书擅名,人称 ‘三宋’,然评者谓广书较之 ‘二宋’不逮,以其笔之联续不断非古法也。”宋燧(1344—1380),宋濂之子,字仲珩,洪武九年召为中书舍人,因兄子慎坐胡惟庸案牵涉,并死。宋燧精篆、隶、真、草书,书艺造诣很高,方孝儒《逊志斋集》曾称其:“草书如天骥行中原,一日千里,超涧渡险,不动气力。虽若不可踪迹,而驰骤必合程矩,真可凌跨鲜于、康里,使赵公见之,必有起予之叹。”又曰:“仲珩书兼待文敏(赵)、子山(康里)之妙,而加以俊放,如天骥奔行,不蹑故步,而意气闲美,有踧蹋凡马之势,当今推为第一。”但是这颗书学的慧星,其生命太短促,只度过三十七岁,匆匆划破书学天空,还未来得及再放一段异彩,便陨落了。而宋克以其卓越的书艺被推为“三宋”之首。
        明初书坛又有 “三宋二沈”之说,而宋克对“二沈”影响很大。当时松江书学崛起书坛,其中沈度、沈粲二兄弟特以豪翰际遇文皇明成祖,深受宠爱。入官禁近,屡迁为翰林学士,谓大小学士,而其中沈度又被太宗称为“我朝王羲之”。“二沈”的书学渊源出于宋克、陈文东。
        陈文东,名璧,号阳谷生,系华亭人。书艺与 “三宋”齐名。明孔辅等 《华亭志》云: “以文学知名,尤善篆,隶、真、草流畅快健,富于绳墨。洪武间以秀才任解州判官,调湖广。”明李东阳《怀麓堂集》说: “文东国初名笔,松人宗之。”而陈璧的书艺是深受宋克的影响,宋克曾传授笔法给他。《松江志》曰:“宋克游松江,陈文东尝从授笔法,吴僧善启谓宋笔正锋,陈多偏锋,以是不及云。”可见宋克的书法对松江书艺影响之大。
        但是,也正因宋克深刻地影响了松江派书学,而几被视为恶札之祖。众所周知,“二沈”被看作 “台阁体”的典型书家,因他们的书法为当时士大夫争相学之,竞相模仿,习气亦最甚,靡靡之格,遂成馆阁之体,为当时的书艺弊病,且对后世也影响很大。王文治 《论书绝句》云:“沈家兄弟直词垣,簪笔俱承不次恩。端雅正宜书制诰,至今馆阁有专门。”
        松江书派由 “二沈”而至“两钱”已是徘徊相因,成为一种“云间字习”。“两钱”之一是华亭人钱溥,字原溥,成化中为南京吏部尚书。明王世贞 《三吴楷法跋》 曰:“原溥书盖宋仲温派也。”之二为华亭人钱博,字原博,溥之弟,授南京刑部主事,终四川按察使,工书。王世贞《艺苑卮言》曰: “钱博真行出自宋仲温。”明詹景凤在《詹氏小辨》中评曰: “国朝楷、草推三宋,首称仲温,然未免烂熟之讥,又气近俗,但体媚悦人目尔,二沈两钱承之,益就纤浓,遂成云间字习。”总之,松江书学后来失去了生机,俗态充斥。但宋克是否该承当此“恶札祖”之书学罪名呢?古人早有为其辩护者,王世懋云: “仲温在胜国时,以书名云间,其源出章草,后二沈扬波云间,士人比比学之,至钱原博辈滥觞,几以仲温为恶札祖,此世人不多见宋书,从其末流论也。”(马宗霍 (书林藻鉴》)
        宋克对明中期吴门书派的崛起也有深刻影响。宋克的创新求变精神,追踪魏晋、上逼钟王的豪杰气概,均为吴门书家所崇。吴门书家吴宽就称道: “克书出魏晋,深得钟王之法。”而吴门书派首领祝枝山更以一种极其虔敬的心情礼赞: “克书如初筵见三代卣彝,盖有天授,非人工也。”(均见《书林藻鉴》)不仅如此,宋克的影响还一直绵延至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