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大家的出现,都有着一个传统文化非常深厚的氛围。蔡京亦不例外。
        北宋书法是帖学风行的时代。《淳化阁帖》的问世,大大地普及了古代的法书。虽然刻帖质量不高,但在传递信息方面有着莫大的功劳。其中最主要是普及了以“二王”为主的晋人法书,而晋人书法大部分的形式都是尺牍。所以,像题跋、信札类的尺牍书风一直左右着北宋书坛,北宋的书家无一出其范畴,蔡京亦是。
        在蔡京的学书经历中,米芾与宋徽宗赵佶是两位非常有影响的人。蔡京与米芾之间的交往,据史料可推及在熙宁三年之前,即在蔡京登进士第之前。米芾在《太师行寄王太史彦舟》中说: “我识翰长(指蔡京) 自布衣,论文写字不相非。”可见,他俩之间的翰墨之交是比较默契的。董其昌评“元长书法似米南宫”,可谓精论。《宣和书谱·蔡京》称其: “初类沈传师”,米芾在 《自叙》也谓“书壁以沈传师为主”,可见蔡京与米芾在那时的交往是相互影响的。比较一下米芾《砂步二诗帖》与蔡京的《宫使帖》,不难可以看出二者之间的步武相接之处,均取法沈传师。只是后来米芾深入晋人书法,以学大令为主;而蔡京几经舍拾,以学右军为主。
        自蔡京从杭州召回并且当上了宰相,蔡京与米芾之间的关系也开始从平等的翰墨之交,逐渐地变成了依附势利之交。吴迥 《五总志》云: “米元章尝谓蔡元长:后当为相,慎勿忘微时交。蔡既大拜,乃引舟入都。时吴安中(当为安仲,即吴师礼)守宿,欲留数日,米谢以诗曰:‘肉眼通神四十年,候门拖袖气如烟。符离经过无行李,西入皇都索相钱。’至国门,乃用外方状抵蔡,其略云: ‘右芾,辄老眼来看太平。’蔡喜之,寻除书学博士,擢南宫外郎。”米芾为了苟合取容,有时却不得不作违心之论。《铁围山丛谈》卷四有记载着米芾盛赞蔡京的言语(见前面引语),但米芾当着宋徽宗的面却是另一套语。米芾曾说:“海岳以书学博士召对,上问本朝以书名世者凡数人,海岳各以其人对,曰: ‘蔡京不得笔,蔡卞得笔而乏逸韵,蔡襄勒字,沈辽排字,黄庭坚描字,苏轼画字。’上复问:‘卿书如何?’对曰:‘臣书刷字’。”(米芾《海岳名言》)足见米芾并非真正地佩服蔡京的书法,只是出于“不得已”。相反,蔡京对米芾是相当欣赏的。他曾在宋徽宗面前说过:“芾人品诚高,所谓不可无一,不可有二者也。”并颇费曲折提携米芾为书学博士。蔡京同宋徽宗、米芾三人对北宋末年书画的整理、复兴,作出不灭的贡献。米芾在“宋四大家”中是潜心晋人书法最著者,对二王笔法悉心揣摩,是典型的 “尊古为新”。在这方面,米芾与苏、黄相异。因此,蔡京仿效米芾则属于情理之中。一则是米芾在形式技巧上将晋人(主要是二王)书法内涵具体化,让人容易通过他而上溯晋人书法;二则是米芾的尊古为新,并非是形式的简单沿袭,也是非常讲究精神意蕴的,这很符合蔡京的文人士大夫的心理意趣。
        后来有人说苏东坡与黄山谷创造的是新体,米芾与蔡京创造的为旧体。其实,这是狭义的界限。在宋人书法的阵营中,以苏东坡、黄庭坚为代表的 “新派”,绕开形式与技巧而大谈如何在观念认识上的革新。以米芾、蔡襄、蔡京为代表的“旧派”在形式与技巧上没有避开晋唐人的规矩,观念上也同前者如出一辙,亦是追求精神意蕴。所以,简单地划分类型,只是一时的叙述而已,非至论,不可信焉。衡量一位书法家的艺术成就,是看其既合于法之中又出于法之外的含量或者说是在历史的生发环链上的突破程度如何。从这种角度来审视蔡京的书法,品玩之中更觉得其字来历广阔,又自出机杼,如珠落玉盘,叮噹有声。
        在历代帝王中,宋徽宗赵佶是一位在书法上有独创精神的皇帝。其酷爱书画,好古博雅,大兴书学、画学,并置书、画院,开时代之风气,与历史上的唐太宗、唐玄宗可相媲美。当时御府所珍藏的法书、名画,百倍于先朝。蔡京入朝为宰相,并携米南宫为书学博士,他们三人之间既是君臣从属关系,在艺术上又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而且关系比较和谐,常常在一起切磋艺事,相互影响。蔡京入朝为相后,有机会出入内府观摩御藏古代书画珍品,眼界为之开阔。这种条件是当时其他书法家所不具备的。因此,他与以尊古为新的米芾、宋徽宗在趣味上是比较一致的。蔡京的书法实际上在许多方面是受到宋徽宗的影响,这也许是“趋时贵书”吧。如蔡京的书法比较瘦劲,用笔简捷等等,在这些方面蔡京与宋徽宗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还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崇尚精神意蕴的背后,一定需要形式与技巧的完善作为载体。若是丧失这个前提,便有式微的兆头。蔡京、米芾与宋徽宗赵佶均没有绕开形式与技巧的发展问题,在这点上,他们是成功的。
        蔡京的为人与书法,在宋代是少见的,在中国历史上亦属少见。蔡京对宋代书法的发展无疑是有贡献的。从他本人的学资与素养来看,已具备了成大家的条件。可惜的是,正如他本人在政治仕途是以失败告终一样,他的书法也没有取得完全的成功。
        综合他的书法,我们可以作出以下结语:
        第一,蔡京的书法受到帖学风气的影响,气局狭小而精致有余。这也意味着北宋末年以降书坛必然是萧条的景象,也启示着南宋书坛继之北宋末年更加萧杀。蔡京是北宋过渡到南宋时的书坛主将,为发展书画做了一番业绩。但他的行动,没有得到更多人的响应。
        第二,蔡京的书法虽然在尚新意与尊古方面做出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帖字笼罩下的书风中,他没有找到脱出窠臼的形式与风格,没有发出如同苏、黄、米等人一样振聋发聩的口号,只是默默地参与。在形式与技巧的继承上,蔡京以复古为新,已流露出文人士大夫的风度,且在很多方面有了新的发展。但他没有改变北宋末期日渐柔弱、日趋妩媚的书风。他自己在实践的风格技巧上,虽然没有招致别人的攻讦,但他所继承的晋唐风范实质上已是“歪曲”了的晋唐,没有了神韵的洒落,其作品仅是优雅的 “案头小品” 了。
        第三,蔡京同北宋时期一些名家一样,以文人士大夫的心态去“玩味”书法。在主观上,没有充分地认识书法,也没有强烈的创新意识。这可能是为时代的风尚所局限。
        第四,蔡京为人的失败,而招致对其书品的诋毁,提供了中国书法史上真正以“其人掩书”的实例。平心而论,以书法上的突破与创新而言,蔡京难以与苏轼、黄庭坚、米芾三人相提并论。同蔡襄相比较,也是蔡襄的书法全面些,技略高一筹。在“宋四大家”排列中,应是蔡襄的地位更牢固,尽管这种评述方法是跛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