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芾人称 “米南宫”、“米颠”。出身于世宦家庭,家道殷实。他一生不曾走上科举道路,因其母闰氏(曾做过英宗皇后高氏的乳娘)的关系,得承皇恩,曾补浛光尉,历知雍丘县、涟水军、太常博士、知无为军。宣和年间,因书画方面的成就,以及蔡京的推荐,召为书画学博士,迁礼部员外郎。可以看出,米芾一生在政绩上少有作为,所任多为闲散小吏之职,而且往往不需要他真正赴职视事。他的《拜中岳命帖》中记述他改监中岳庙,职为“闲禄”,曾有 “闲禄是身荣”、“图书老此生”之句。
        米芾一生之所以没有担任过重要的官职,第一是因为他没有经过科举选拔,第二是因为他“不能与世俯仰”的耿直性格以至他“从仕数困”(见《宋史》本传)。第三是他那颠狂的个性和怪诞的举止致使朝廷不能授以重任。宋佚名《京口耆旧传》卷二曾有记:“芾平居超然,若不事事,至官则率职不苟,时亦越法有所纵。”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六云:“徽宗朝,以廷臣论荐,除太常博士……未入谢,言者谓其倾邪险怪,诡诈不近人情,人谓之颠,不可以登朝籍,命遂寝。”
        我们不能确切证明米芾是否真的精神失常,尽管他自己曾作《辩颠帖》为自己辩护,但其“颠狂”还是名闻遐迩。这方面的传闻非常之多:“冠服效唐人,风神萧散,音吐清畅,所至人聚视之。而好洁成癖,至不与人同巾器。所为谲异,时有可传笑者。无为州治有巨石,状奇丑,芾见大喜曰: ‘此足以当吾拜’。具衣冠拜之,呼之为兄。”(《宋史》卷四百四十四《文苑六·米芾传》)“又一日,上与蔡京论书艮岳,复召芾至,令书一大屏。顾左右取笔研,而上指御案间端研,使就用之。芾书成,即捧研跪请曰: ‘此研经赐臣芾濡染,不堪复以进御,取进止!’上大笑,因以赐之。芾蹈舞以谢,即抱负趋出,馀墨沾渍袍袖,而喜见颜色。上顾蔡京曰: ‘颠名不虚得也!’”(何蘧《春渚纪闻》) “米元章晚年学禅有得,卒于淮阳军。先一月,区处家事。作亲友别书,尽焚其所好书画奇物,预置一棺,坐卧饮食其间。前七日,不茹荤,更衣淋浴,焚香清坐。及期,遍请郡僚,举拂示众曰: ‘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 掷拂合掌而逝。” (丁传靖 《宋人轶事汇编》,引自《语林》)
        米芾的颠狂固然对他的仕途有所阻碍,但于他的艺术创作却大有好处。从他的性格中,我们不但能看出一个艺术家率真耿直的本性、游戏风尘的态度,更能体会出一种强烈要求摆脱羁束的叛逆精神。作为艺术家,当他志有所凝时,性便有所偏,形便有所乖,这是很自然的事。米芾的颠狂其实是他强烈个性的表露,也是他力求惊世骇俗、出人意表的意愿的结果。正是这种颠狂造就了一个艺术家的米芾,而不是一个平庸的米芾。
        米芾一生的艺术追求与他的颠狂个性非常吻合。为此,当我们研究米芾的艺术时,可以从他的个性特征中挖掘出一些深层的东西。
        第一,是他的颠狂造就了他的绝然不俗、独标一格的艺术风格。这一点,前人早有所论。《宣和书谱》卷十二称其: “违世异俗,每与物迁,人又名米颠。善属文作韵字,不蹈袭一字。”《宋史》本传云: “芾为文奇险,不蹈袭前人轨辙。”不仅是他的诗文和那开宗立派的“米家山水”是如此,连他自认为 “一洗二王恶体,照耀皇宋千古”的书法,也是如此。从他那风樯阵马、痛快淋漓的独特风格中,我们能更强烈地感觉到他那颠狂不俗的个性。难怪宋人孙觌称他:“米南宫��弛不羁之士,喜为崖异卓鸷、惊世骇俗之行,故其书亦类其人,超轶绝尘,不践陈迹,每出新意于法度之中,而绝出笔墨畦径之外,真一代奇迹也。”(《鸿庆集》)米芾正是借这种颠狂之行以修炼自己超然不俗的品行,从而提高他的艺术格调。黄庭坚曾给他以深刻的理解: “米敝元章在扬州,游戏翰墨,声名藉甚,其冠带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语默,略以意行,人往往谓之狂生,然观其诗句,合处殊不狂,斯人盖既不偶于俗,遂故为此无町畦之行以惊俗尔?”(转引自曹宝麟《米芾与苏黄蔡三家交游考略》)
        第二,米芾的颠狂致使他说出很多著名的“快口语”,诸如指责颜柳为“丑怪恶札之祖”,欧虞为“古法亡矣”,张旭为“颠俗子,变乱古法”,等等……这些责词虽有过于偏激之处,但大都还是言之成理的。如果没有他的狂傲,他绝难大胆地否定前人,而自立门户。
        第三,米芾的颠狂一方面是对当时世俗的反抗,另一方面却是对晋人风度的回归。他的很多言行足以使人想起晋人风流倜傥、豪迈不羁的作风。当时有人赠诗称其“衣冠唐制度,人物晋风流”( 《宣和书谱》卷十二)。宋程俱 《北山小集》称他: “公风神散朗,姿度瑰伟,音吐鸿畅,谈辩风生,东西晋风流也。”元祐年间,他着 “唐巾深衣”的怪异服饰参加了以苏东坡兄弟为首的十六位旧党人士参与的 “西园雅集”。他们互相唱和酬答,品书论画,蔚为文坛盛事。米芾曾作记描述:
        炉烟方袅,草木自馨,人间清旷之乐,不过于此。嗟乎!汹涌于名利之域而不知退者,岂易得此耶。自东坡而下,凡十有六人,以文章议论博学辩识,英辞妙墨,好古多闻,雄豪绝俗之姿,高僧羽流之述,卓然高致,名动四夷。( 《宝晋英光集》)
        这种雅集的风尚,清旷恬淡的作风,显然与“竹林七贤”的林下风度非常相似。也许正是米芾对晋人风度的一意倾情,才使他力取晋人书法,特别是二王书法。他认为“草书若不入晋人格,辄徒成下品”(《论草书帖》)。晋人书法正如他评论王献之所说的那样——“天真超逸”。晋人风度与晋人书法在精神意蕴上本来就有着高度的同构关系,二者都非常契合米芾颠狂性格所形成的口味,成为米芾心摹手追的典范。
        第四,米芾颠狂性格于其对书法功能的认识也产生深刻的影响。
        他在 《画史》一书中,开宗明义地写道: “杜甫诗谓薛少保 ‘惜哉功名迕,但见书画传’。甫老儒,汲汲于功名,岂不知固有时命,殆是平生寂寥所慕。嗟乎五王之功业,寻为女子笑;而少保之笔精墨妙摹印亦广,石泐则重刻,绢破则重补,又假以行者,何可数也。然则才子鉴士宝铀瑞锦、缫袭数十以为珍玩。回视五王之炜炜,皆糠粃埃��, 奚足道哉! 虽孺子知其不逮少保远甚明白。”
        书法可以流传千古,书法是至高无上的,相比之下,五王帝业竟成了糠粃尘埃。何等的狂妄!细细地琢磨一下米芾的心理,可能是功名失落后欲借助书法获得一些补偿,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
        米芾对书法的认识显然非常离经叛道,尤其对当时理学统治下的艺术观有着强列的反抗意识。周敦颐、程颐等理学家是轻视文艺而重道德功名的。他们认为“学诗妨事,作文害道”(程颐《遗书》)。“圣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蕴之为道德,行之为事业。彼以文辞而已者,陋矣。”(周敦颐《易通》)推及书法,则指责张旭太留心于书法,“若移此心于道,何所不至?”(程颐《遗书》)比他们稍晚的米芾面对着这种说教,不免又施展一下他那惯常的颠狂作风。
        当然,米芾毕竟还是个文人,与苏东坡等人一样,他也认为书法不过是一种游戏。《书史》中另有一则记云:“薛(绍彭)书来论晋帖误用字,余因作诗云: ‘何必识难字,卒苦笑扬雄。自古写字人,用字或不通。要之皆一戏,不当问拙工。意足我自足,放笔一戏空’。”
        文人普遍持同的书法观在这里表露无遗。对照前一种书法观,认识之差异如南辕北辙,一是如此看重书法,另一却又是如此轻视书法。可以理解,以米芾偏激的性格是很容易造成这样自相抵牾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