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载张旭初仕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张旭年青时曾游历京城和中原一带,晚年归乡。平生 “不治他技”,嗜酒成癖,每次大醉就呼叫狂走,故世人又称之为“张颠”。张旭曾与贺知章、李白等交往甚善,还是酒友,都在“八仙”之列。“八仙”即贺知章、李进、李适之、崔宗之、李晋、李白、张旭和焦循。
        张旭一生诗作不多,现仅存六首。其诗语言平易,意境深远,情真意切,耐人寻味。如 《桃花溪》七绝一首,短短四句,勾勒出一幅令人神往的画面。“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唐诗三百首》对此诗的按语是: “四句抵得一篇桃花源记。”
        张旭善诗,更好草书诗而抒情。此时,他对大自然的一腔诗情在书法中得到升华。如《古诗四帖》的内容都与仙境有关。这个仙境就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天地造化,南空、北阙、青鸟、烟霞等等,都在挥毫间表现得淋漓尽致。
        张旭为人倜傥豁达,卓尔不群。为伍者均为一代豪杰。李白曾有诗赞道:“楚人尽道张某奇,心藏风云世莫知。三吴郡伯皆顾盼,四海雄侠争相随。”除结友外,张旭专心致志于书法,官爵不能移,贫贱不能屈,怡然自得,以终其身。
        张固 《幽闲鼓吹》中有一段叙述张旭的轶闻:
        张长史释褐为苏州常熟尉,上后旬日,有老父过状,判去。不数日复至,乃怒而责曰: “敢以闲事屡扰公门!”老父曰:“某实非论事,但观少公笔迹奇妙,贵为箧笥之珍耳。”长史异之,诘请其何得爱书,答曰: “先父爱书,兼有著述。”长史取视之,曰: “信天下工书者也!” 自是备得笔法之妙,冠于一时。
        这一故事通过老父屡扰公门以求得张旭判书的绝妙字迹来说明张旭的书法之美。同时又可以看到张旭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师,是与他虚心向“工书者”求教,勤勉好学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张旭书作
        张旭学书法,始得益于其堂舅陆彦远。唐卢携《临池诀》有载:“吴郡张旭言:自智永禅师过江,楷法随度,永禅师乃羲、献之孙,得其家法,以授虞世南,虞传陆柬之,陆传彦远,彦远仆之堂舅,以授余。”可见,张旭的书法当源于其舅。当年陆彦远写字很用功,但不得其法,后听褚遂良说,用笔当如印印泥,不解。后在江边用利锋画平沙,方悟出书法之道。其实在褚、陆所处时代,书家对突出中锋用笔的领会只是感性的,语言也是比喻性的。一直到了张旭,才从实践中领悟出这一道理,从而借其舅父之口说,“自兹乃悟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
        据记载张旭的作品尤其是精彩之作,并不在纸上而在墙上。《书述赋》云: “张长史则酒酣不羁,逸轨神澄,回眸面壁而无全粉,挥笔而气有余兴。”然时过境迁,楼毁字亡。尤其当时的规矩,只有楷书才能入碑,因而张旭的作品流传下来的极少。据史书记载,宋宣德年间《宣和书谱》列张旭书目二十四帖: 《洛阳帖》、《永嘉帖》、《华阳帖》、《长安帖》、《清鉴寺帖》、《大弟帖》、《平安帖》、《定行帖》、《皇甫帖》、《孔君帖》、《久不得书帖》、《承告帖》、《大草帖》、《醉墨帖》、《奇怪书》、《千文》、《春草》、《秋深》、《酒船》、《缣素》、《自觉帖》、《王餐评诗》、《诸舍帖》、《德信帖》。可惜的是这些帖徒有名目。还有未列入上述二十四帖中的,但又出现在时人诗评之中、无证可考的帖,如米芾 《书史》云: “伯高 《贺八清鉴帖》楮纸真迹,字法劲古,不类他书,世间伯高第一书也”;董其昌云: “张长史《宛陵帖》郁屈瑰伟,气沓欧虞”;乾隆摹刻 《淳化阁帖》等十卷,有张旭六帖等等。
        张旭的作品有史可考并流传下来的主要有如下几件:
        《古诗四帖》。墨迹本,五色笺,草书,分六段接合。纵29. 1厘米,通横195. 2厘米。全帖四十行,一百八十八字。此帖用笔精妙绝伦,如锥画沙,无往而不收。帖中字属连虽多,但不失王右军之精神。明董其昌定为张旭所书。现藏辽宁博物馆,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有仿古精印。
        《肚痛帖》。单刻帖,无款,传为张旭书;草书;六行,三十字。真迹不传,明代重刻本现存陕西西安碑林。此草书变化莫测,劲健清奇,颓然天放,意态自足。“颠”味颇具,对后来怀素之 “狂”影响很大。
        《断千字文》。单刻帖,无款,狂草;真迹不传,刻本今亦无完本,仅有二百余字残石,字径二到三寸;刻石现存陕西西安碑林。该帖笔致极难模仿,它从隶势中来,又是肥草,临写颇不容易。
        《般若波罗蜜经》。简称张旭《草书心经》,单刻本,无款,小草书。现存陕西西安碑林。
        《郎官石记序》。又名 《郎官厅壁记》,陈九言撰,张旭正书。旧在陕西西安,原石久佚,仅存孤本传世。现已影印复制,文明书局和日本二玄庄有影印本。
        张旭书法的艺术特点
        张旭书法根基颇深,虽然以草书名世,但其楷书《郎官石记》也法度森严,笔法与二王和虞世南一脉相承。该帖写得如此含蓄工整,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乃出自以书狂草著称的张旭之手。苏东坡不无感慨地说: “今世称善草者,或不能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为立,行为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长安犹有长史《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欧阳修也表示他酷爱《郎官石记》的真楷,而黄山谷则誉此帖为“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
        历来评论张旭书法者,都不重其 “颠”,而言其 “守法度者至严,则出乎法度至纵”,“骐骥千里而未尝知服襄之在法驾也”。( 《广川书跋》)从众多的评价中,我们可以领悟到,坚实的楷书基础对一个优秀的草书家是十分重要的。正、草在形态上固然存在差异,前者“详而尽”,后者 “简而动”。然而,简捷的草书写法并非随意用笔,“草书以点画为性情,使转为形质”(孙过庭《书谱》),可见形质是基本的。楷书的用法,诸如中锋运笔,提按顿挫,轻重徐疾,逆入回锋等,张旭无不纯熟地运用于草书之中。可见张旭长于草,是以其坚实的正楷为基础的。
        自汉末晋初,草书风行。但纵观王右军一流的草书作品,只能说“风流天然”。惟有张芝草书,与其区别不少。《书断》云: “伯英章草学崔杜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精熟神妙,冠绝古今。”然而,张芝的草书仍为今草,是在章草的基础上结合楷法发展而来的一种草体。它去掉了章草带有隶意的挑势、捺笔,使笔画之间的映带得以加强。张芝深感晋人草书如风过草,千篇一律,决心变草书之法。其承上启下之功不可灭。
        唐孙过庭对发展草书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草书由章草过渡到今草,再由王献之传至智永,完成了其演变过程。孙过庭的书法比起智永来,更加奔放,更多变化。尽管如此,与后来的张旭、怀素相比,格局却小得多,气势也有不济。草书到了张旭,便出现了一个转折时期。大小参差、笔法相连的情形得到更加有意识地运用,成为草书特殊风格的一种法则。特别是把中锋运笔运用到草书中来,使得草书的面貌大为改观。
        张旭正书固然颇具功力,法度严律。然而与其草书相比,后者更具特色及创造性。韩愈在《送高闲人上序》一文中赞誉: “往时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张旭留下的作品不多,然而从仅存的几幅作品中,我们仍可以一领狂草的风骚。
        《古诗四帖》是张旭仅存的完整的原作墨迹。此帖用笔精妙绝伦,无纤巧漂滑之笔。它把篆书逆锋藏头的运笔方法融入草书,运笔自在,圆转洒脱,兼具刚健挺拔之气度。纵观作品布局,字行之间虽参差不齐,但又互相制约,顾盼有情,浑然一体,如天马行空,气势非凡。欣赏张旭的这件书法作品,有如在领略大自然的奇观:时而如暴风骤雨,瞬间万变;时而如雨珠挟雷,参差厉落。尽管运毫挥洒随意,却不逾规矩,法度俱备,形象生动。
        张旭的 《肚痛帖》格调清新,线条流畅,自然洒脱,雍容庄严。与《古诗四帖》相比,可肯定此帖非酒醉之作,而是在心力俱备的情况下完成的。该帖颇有张旭狂草之风格。黄庭坚说张旭草书偏肥,而怀素草书偏瘦,此言不假。他的草书肥劲精绝,略有点画而意态自足,纵横跌宕。
        然而,张旭最精彩的作品莫过于其《断千字文》一帖。此帖虽已无完本,然尽观残存的二百余字,仍可见其章法之奇,笔法之真,意趣之深,可谓罕见之作。一切陈矩墨规在这里都已荡然无存,开卷就显现出不凡气势。线条千回百转,变化多端;字力遒劲,入木三分。该帖在今草原有的结构上,有时上下字的笔画紧密相连,笔意一脉相承,乍看如一字,有翩然飘举之势;有时一字又若切分为两字,看似松散而实质上风骨甚遒,旖旎有致。用笔之敏捷,如惊蛇出洞,飞鸟入林,无穷变化,皆从中出。杜甫有诗赞其 “挥毫落纸如云烟”。

张旭 《古诗四帖》

        张旭书法总体可以一个“狂”字概括,但具体细究又具备如下四个特征:
        其一,率意。
        “率意超旷,无惜是非”,这似乎是张芝的特点,但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却是张旭。
        在张旭的《断千字文》之中,意统领着一切。千回百转的旋律,龙腾虎跃的气势,都是为了抒情达意。到这时,书法的藩篱已经打破,全帖一气呵成,不见半点雕饰痕迹。有错任之,不损大雅。然而,张旭书作时,却是满心率意,别无他念。欣赏张旭的作品,但观神采,不见字形,方能更好地理解。
        这就是张旭的“狂”,也是张旭的“真”。它凭借书法的线条来体现,任情纵横,不拘成法,令个性灵趣得以升华。气势豪迈雄浑,体势连绵不断,笔意潇洒奔放,极尽变化之妙。观张旭之狂草,你不由地感到它就是天才和创造的表现,是力和美的完美结合。
        其二,险劲。
        险指奇而言,劲以力而喻。《僧怀素传》记载张旭曾多次出塞,说过“ ‘孤蓬自振,惊沙坐气,’余师而为书,得奇怪焉”。这“奇怪”乃是书法的灵悟,发自于大漠,化之于线条——奇想肆意的线条。在《断千字文》中,不少字下笔结体都是任意纵横,这些字非但没有破坏书法作品的美感,反倒增强了作品的气势和气魄。
        险,固然与劲分不开。险的本身就蕴力量于其中。流畅飞动的狂草尤重笔力。因为狂草强调一个险字,险则易颠,需要有强劲的笔力,方能险中有夷。以张旭、怀素为代表的盛唐狂草正代表了潦草的、飞舞的盛唐之气。对张旭书法之险劲,杜甫有诗赞曰: “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大色。锵锵鸣玉动,落落群松直。连山蟠其间,溟涨与笔力”。万里古色,一阵悲风,从张旭书写的绢绡上展示出来。那一个个字,一笔笔划,如玉器相击,铿锵作响,又如群松挺拔,气宇轩昂。而那有如绵亘不断的群峰、浩瀚的大海一般的飞舞的墨路更是显现出张旭书法笔力的雄浑深厚。
        其三,神逸。
        中国艺术贵“神”,故凡能传“神”之作均为艺术珍品。张旭狂草出神入化,令人叹为观止。苏轼就说: “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蔡襄对此更加褒赞:“长史笔势,其妙入神,岂俗物可近,怀素处其侧,直有奴仆之态,况他人所可拟也。”这种“神”,首先来自于对生活的仔细观察和对艺术的不断进取精神。据说,张旭观看了公孙大娘剑舞后,深得其神,于是书艺猛进。舞蹈的 “神”,既指舞蹈者手、臂、腰的协调而形成的优美的动作和其所表达的活泼、愉悦、悲哀等情感时的神韵,又指舞蹈本身所表现出来的力——一种由舞蹈者把情感揉和进意识之后所创造出来的美的力。这是一种舞者与观者均能感受到的心力。杜甫有七言诗曰: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㸌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张旭狂草神逸多姿,也正是具备了这种种特征。“张旭的草书风回电驰,奇幻杂出,气蒸烟合,倏忽万里,却又是所有点画皆合规矩。不正如舞蹈者移步、回步、跳荡,变化随心,却又无时不在追求平衡和协调吗?而他运笔俊逸流畅,气势奔放,如悬崖险石,急雨旋风,若没有舞蹈者那样饱含情感概念、灵活巧妙,舒展自如、恰如其分的支配力量的本领,又何能至此?” (陈廷佑 《书法之美》)
        张旭书法的神逸与“酒”和 “道”有关。道给他以清静无为的心境,而酒则是他产生书法神逸的催发剂。
        唐朝道教作为皇族之教,显赫一时。唐玄宗就曾说过,儒学而外,提倡道家。处于士大夫阶层的张旭自然也受此影响。张旭信道,不过他又是一位深藏的道家。微官薄禄,恬淡处世。在这一点上他与怀素有别。怀素爱名心切,俗心尤重,“自倚能书堪入贡”。张旭的草书追求一种逍遥游的道家境界,追求一种原始的蛮力。不过,张旭并没有在寻“道”的过程中转向神,而是选择了书法作为自己的追求。其书法作品包含了许多道教思想,如道家尊重万物自长自生的活动,避免以人为法则,坚信任何事物都相生相成,追求一种永恒的和谐等。在沉酣之时,他有意无意地把道家思想融入书法之中。其狂草浑融如演太极,蓄神养气,意态联绵,神龙见首不见尾,内刚外柔,这就是 “道家”的上乘功夫。
        然而,神逸之作并非呼之即来。张旭的神来之笔往往是出现在酒后,美酒犹如最佳催化剂,催发了他对大自然的满腔激情。有李欣诗为证:“张公性好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录,时称太清精。”《国史补》曾描述过张旭草书创作时的精神状态: “饮酒辄草书,挥笔而大叫,以头揾水墨中而书之。天下呼为张颠。醒后自视,以为神异,不可复得。”由此可见,酒后的张旭进入了忘我入神的境界,其书法自然飘忽而神逸超常。七情六欲,喜怒哀乐,酒后瞬间竟发挥无遗,这也难怪张旭为什么如此好酒。在更大的程度上,酒是创作的需要。酒帮助他排除杂念,催发他的天性,将脑中的意象通过线条表现出来。正是酒使他具备了 “颠”性、“颠逸”。这种“颠”性进而使得性格内向的张旭敢于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受理性的束缚,纵意挥毫,于泼洒间便把自己的主观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真是颠得有理,颠得有法,颠得有情,颠得绝伦!
        其四,和谐。
        相传张旭“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公主与担夫在路上相遇,争道而行,使他领悟到安排笔划时要相生相让; 鼓乐奏鸣使他懂得书法线条的安顿要如奏乐配合得宜,节奏分明。观之狂草,似乎无拘无束、无法无度。其实那飞速流动的线条,或断或连,无不气脉相通,切中绳墨。狂得有法,狂得有度,狂得自然而和谐。《宣和书谱》有语曰:“(张旭)其草书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姜白石在《续书谱》中也评论说:“虽变化多端,而未尝乱其法度,张颠、怀素规矩最号野逸,而不失此法。”由此可见,他们在熟练掌握技巧法度的基础上达到了随心所欲却又不逾法矩的自由和谐境界。
        无论是张旭的 《断千字文》还是《古诗四帖》,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疏密得当,大小和谐,充分表现了顾盼有情、照应严谨、变化错综、筋脉相连、体态活泼、气韵生动的艺术效果。无怪乎北宋末期大鉴定家黄伯思见了《断千字文》全卷之后,不禁赞曰: “及反复徐观,至 ‘雁门云亭’、‘愚蒙瞻仰’等字,与后题日月,则雄隐轩举,槎枿丝缕,千状万变,虽左驰右骛而不离绳矩之内,犹纵风鸢者翔戾于空,随风上下,而纶常在手;击剑者交光飞刃,欻忽若神,而器不离身。驻目视之,若龙鸾飞腾,——然后知其真长史书不虚得名矣!”( 《东观余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