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褚遂良的书法成就,各家评价不一。其实,不同的评价反映了不同时代、不同评论家的各自审美标准,也表明了褚遂良的书法是有着自我个性的,这可从他的代表作品较为清楚地看出。
        《伊阙佛龛碑》(亦称《三龛记》),岑文本撰,褚遂良书于贞观十五年(641)。原碑刻在洛阳龙门摩崖之上,共三十二行,满行五十一字,篆额 “伊阙佛龛之碑”。该碑是褚遂良早期楷书代表作,书写工整,隶书意味较浓,受到隶书《礼器碑》的影响。其结字方正平稳,间以横平竖直、 见棱见角之笔画,得 “平正刚健”(梁�� 《评书帖》)之美。但稍嫌刻板,平正有余而灵气不足。《伊阙佛龛碑》体现了褚书在后来发展的总体风貌,碑中多用的两头偏粗、中间细瘦、略带波势的横画,尤其体现了褚书的用笔特点。
        《孟法师碑》(全称《京师至德观主孟法师碑》),岑文本撰,褚遂良书于贞观十六年(642)。原碑立于陕西长安(今陕西西安),后佚。仅有清临川李宗瀚旧藏唐拓孤本传世,今在日本。拓本共二十页,每页四行,共七百七十六字,有王世贞、王世懋、王澍、王文治、李宗瀚等人跋记。其风格与《伊阙佛龛碑》相近,“微有隶意”(苏轼语,见《佩文斋书画谱》)。此碑用笔不似《伊阙佛龛碑》多用方拓,而是参以篆籀,得圆润秀媚、幽深古质之趣。结体上,有左紧右舒、上密下疏的特点,并有意使长者益长、宽者益宽,有一种节奏变化之美。李宗瀚云:“遒丽处似虞,端劲处似欧,而运以分隶遗法,风规振六代之余,高古近二王以上,殆登善早年极用意书。”(见杨震方《碑帖叙录》)
        《雁塔圣教序》凡二石,原立于陕西长安慈恩寺大雁塔左右,故又称 《慈恩寺圣教序》。前石刻序,全称为《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李世民撰,共二十一行,满行四十二字;后石刻记,全称《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唐高宗李治作太子时撰,自左至右二十行,满行四十字。二石均为褚遂良楷书,万文韶刻于永徽四年(653)。此碑是褚遂良晚年杰作,字体瘦劲,时兼行草,间用分隶,神丰意足。褚书特色至此已完全形成,早期书作流露的着意成分尽去。王世贞 《弇州山人四部丛稿》称: “褚登善 《圣教序·记》婉媚遒逸,波拂处虬健如铁线。”此碑一出,褚书顿成一时风尚,刘熙载 《艺概》云: “褚河南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

褚遂良 《雁塔圣教序》

        《大字阴符经》,墨迹纸本,传为褚遂良晚年代表作。全帖共九十六行,四百六十一字。此帖笔力劲峭,气韵古淡,形态多姿。其运笔流利润畅,笔势劲健跳荡,沉着痛快。朱和羹 《临池心解》赞之曰: “褚登善 《阴符经》参以 《急就》,以楷行之,遂为千古绝作,其后无闻焉。”沉着,源于书家熟练的运笔技巧,善于腾空藏锋,一波三折;痛快,源自书家宽阔情怀、超人胆魄。两者的绝妙结合,极大地丰富了书法的内涵,使书法的线条获得了无限的生机和多姿多彩的书法形象。刘熙载形象地比作“鹤游鸿戏”(《艺概·书概》),赵孟頫亦云: “河南晚年书,虽瘦实腴。” ( 《彝斋文编》)
        褚遂良的书法作品较多,其他较著名的还有 《千字文》、《房玄龄碑》、《枯树赋》、《太宗哀册》、《倪宽赞》、《清娱墓志》等。
        唐代是一个比较开放的社会,尤其在形式美的追求和表现上,唐代一扫前人之羞涩,大胆而质朴。褚遂良的书法应运而生,勇于表现,“真书甚得其媚趣,若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增华绰约,甚有余态”(张怀瓘《书断》),其后有 “颜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刘熙载 《艺概·书概》),可见其成就之高,影响之大。
        梁��《承晋斋积闻录》说:“褚遂良书,全将笔提空,固是难能,然终觉浮浅,不甚沉着,所以昔人有 ‘浮薄后学’之议。”事实上,褚遂良的书法正是书法风格发生大转换时代的产物,在走上表现之路的同时,必然要在笔法上有所创新,冲击藏头护尾的教条,这正是褚遂良书法更为可贵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