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邕才华横溢,书法以行书称雄于世,文名亦盖世,又是一位名臣。然而在李邕死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其书名人们知之不多,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书名被文名所掩。据 《新唐书·李邕传》载,李邕少习文章,即有文名;及壮,富于才辩,而个性刚烈耿直,嫉恶如仇;任官时以正直义烈,声震天下。据朱长文《续书断》称,“人奉金帛以请,前后所受巨万计”。又据 《旧唐书 ·李邕传》云,“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南宋高似孙 《纬略》中也称他 “为人长于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斋金帛求其文,文多自书。”由此可知他在世书名不能大显,乃为文名掩盖所致。唐时推崇他书法的人不多,有亦间与他的为人相并提及,如裴休称: “观北海书,想见其风采。”《书林藻鉴》)卢藏用称:“邕如干将、莫邪,难与争锋。”杜甫于他死后作诗追述生前求邕书文情景为 “干谒走其门,碑版照四裔。末屋珊瑚钩,麒麟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而唐代真正赞他书艺大概只有大书法家李阳冰,他推崇李邕为 “书中仙手”。
        其二,李邕书法不合重楷时风。李邕书法以行书著称,历来书评家皆将其列入真行草书门,赵崡 《石墨镌华》中称他为 “北海分隶,固自遒逸”,但后人几乎未曾见过。唐代是一个楷书时代,楷书应历代考试所需,几乎成为人人必习,是流行最广的基本书体。而行草则需已具有相当正书素养后才能体会与学习,故唐代能够享大名于后世的,都是以正书为主兼善他体的人,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徐浩等人。这方面李邕是难以争雄的。但正因如此,反倒形成了李邕书法的特殊风格,他书写碑刻悉以真行夹草的字体书写。有人认为中国行草书自魏晋以来,惟用于简札,至于碑碣铭刻必以正书为之,在李邕前的欧、虞、褚、薛等谨守勿失,到了李邕时则置正楷于不顾,悉以行草入石,他是开风气之先的。如前所述,在李邕之前已有李世民的 《温泉铭》和《晋祠铭》及武则天的《升天太子碑》,以行书入碑。不过,把这种书体风格发扬光大,确实是李邕的不可抹杀的贡献。
        其三,李邕的创新一时难为人们所接受。李邕这种亦真亦行亦草的书体,不易骤然为人接受,也成为他的书法难以扩展影响的原因之一。宋欧阳修在《欧公试笔》中说到“余始得李邕书,不甚好之,然疑邕以书名,自必有深趣,及看之久,遂谓他书少及者;得之最晚,好之尤笃”。明王世贞也提到“李北海书翩翩自肆,乍见不使人敬;而久乃爱之”。欧王二人均为书家,尚且如此,一般人的感受就更不必说了。然而,他们对于李邕书作乍看不佳,久而发现妙趣的看法,说明李邕的书法艺术具有一定的深度。
        其四,李邕传世书迹甚少。这是最主要原因。一般说来,历代喜爱推崇李邕书法的,多属文人阶层,可惜李邕流传的书迹太少。唐人已有他前后撰碑八百的说法,所撰碑文多喜自己书写,他生前及中晚唐时书迹应是流传不少。但自五代到北宋,书迹大量损毁流失。到北宋末年时,他的作品已所见甚少,北宋收录书画的集子也少有提及他的书迹,如徽宗敕编收罗堪称完备的《宣和书谱》中亦仅收录李邕的 《光王帖》、《检校帖》、《阎爵帖》、《永康帖》、《潭水帖》、《胜和帖》、《葛粉帖》、《古诗帖》等十种。米芾赏鉴精湛,见闻广博,其《宝章待访录》、《书史》两书所载,平生所见李邕书迹亦只五种,其中四种在《宣和书谱》中有记载。据以上资料综合,北宋一代仅得李邕墨迹十件而已。
        南宋时岳珂《宝真斋法帖赞》载有唐本《李邕光八郎帖》一种,疑即宣和内府曾收藏过的。其后,赵南坡《云烟过眼录》收录有《长短句》、《口味帖》二种。至于碑刻,据南宋高似孙《纬略》记载,所见有《藏怀亮碑》、《开元寺碑》、《大照和尚碑》、《李府君碑》、《普光寺碑》、《娑罗木碑》、《大云禅寺碑》、《老子孔子颜子赞》、《秦望小法华寺碑》、《李思训碑》、《李秀碑》、《卢府君碑》等十七种。
        元初元恽 《书画目录》收录有 《李邕毒热帖临本》、《休休帖》。赵孟頫收有李书 《葛粉帖》。
        明代有关前代书画著录书籍比较多,然而都穆《寓意编》、文嘉《钤山堂书画记》、杨慎《法帖神品目》等对前代书迹广征博采,但其中皆无有李邕书迹。仅明初张绅《法书通释》收录《娑罗木》、《云麾将军》、《岳麓寺碑》三碑。陈楚才《寒小帚谈》收有《南岳碑》、《云麾碑》、《叶有道碑》数种。
        纵观元明两代,李邕传世书迹墨迹日渐减少,仅《毒热帖临本》、《休休帖》、《葛粉帖》三种,而碑拓只《娑罗木碑》、《岳麓寺碑》、《云麾将军碑》、《南岳碑》、《叶有道碑》五种。同时,明代流传李邕书碑,已是良莠相杂,真者佳者仅《岳麓寺碑》与《李思训碑》二碑,《娑罗木》及《法华寺》二碑已是翻拓本,故笔锋神韵全无。
        清代以后不闻有墨迹之事,究其原因,可能历代藏家宝重李邕书迹,即使有收藏亦每秘而不宣,以致流传愈来愈少。清代考据之风大炽,搜罗遗碑佚石不遗余力,但李邕书迹仍未见增,王澍《虚舟题跋》载有 《少林寺戒坛铭》一种;何溱 《苏斋题跋》中收有 《端州石室记》。何绍基跋《法华寺》(木刻本),自谓所见有《戒坛铭》、《娑罗木碑》、《李秀碑》、《卢正道碑》、《岩灵寺碑》、《龙兴寺额》,未见到的有 《大照禅师碑》,大率为前人见过的。
        总之,从北宋到清代的八百余年间,可查考的李书墨迹不过十余种,碑拓木刻亦仅二十多件。书迹流传太少,是造成李邕一派书法未能发展流行的最大原因,甚至也影响了他在书法史上应有的地位。
        此外,在特定政治制度下,一个书法家的政治生涯,常常被书论家作为品评甚至论定的“标准。”唐代有好几位大书家都非善终者。如薛稷死后,人有因其书名、画名之隆而洒一掬同情之泪者,但历代书学对薛稷却少有记载,乃因他的死为朝廷旨意。李邕最终因谏诤惨遭横死,也为正统史论所不容,其书艺自然难在书坛占据一席之位,这不能不说是李邕书艺扩展流行的一个重要桎梏。
        最先注重李邕书法的是欧阳修,他在《欧公试笔》中言己因李邕书而得笔法。李书大受器重,则是从苏轼、米芾开始。苏轼、米芾的书法,虽然骨子里仍以晋唐正统为取法对象,但他们的行草书,无论形、神非常明显地受李邕的影响。
        李邕书法对宋代影响最大的还是在行草的结体与用笔上。综观所有宋代书家都极重视书体姿态变化,尤以宋四家最为显突。其中苏轼、米芾各得李邕一体。苏书自号出入颜真卿、徐浩,但他书字喜作耸肩状,横画皆自左向右上斜,明显受李邕风格的影响。黄庭坚称苏轼晚年书极似李北海,苏轼自己也承认“予亦自觉其如此”(见王世国 《中国历代书法家评述》)。东坡学李邕书法而稍去圭角,在凝重厚实中又添豪劲,更加沉着痛快,老辣雄放。米芾平生极喜收藏李邕书,如有所获必作临本保存,他的书法不仅笔法运转接近李邕,且许多书字结体尚存李邕面目。北宋以后,米书盛极一时,无形中也提高了李邕书法的地位。如岳珂获得唐人摹本李邕《光八郎帖》,宝爱愈常,为诗作赞称:“北海书名元其宗,虽摹犹足传奇踪,已鸣褚籥调欧镛,更拔永戟推羲锋,平生鉴赏襄阳公,二宝相避如燕鸿。”
        元代受李邕影响最深的是大书家赵孟頫,尤其是他为人写碑记榜书大字时,常常写出极像李北海的字体,从他的 《三门记》、《妙严寺碑》和 《胆巴碑》里清晰可辨。
        此外,张雨也是专学李邕的人。元陆友仁 《砚北杂志》云: “近世能书家,不屑颜柳,竞为李北海,而隶体遂绝。”看来,李邕书体在宋元之间,曾经盛极一时。元代以后,由于李邕书迹流传几近绝迹,习书范本来源不易,李邕书法因此渐成绝学,实令人惋惜不已。
        明代董其昌,清代王文治、钱伯坰等人,也都师从过李北海。近代叶公绰,现代湖南颜家龙等人也从李北海法书中获取有益营养,而各有成就。
        李邕不仅书艺足传后世,他对书法艺术的见解也是发人深思的。李邕有一句千古名言: “似我者俗,学我者死。”这是他自己几十年书艺实践中的经验之谈。李邕主张艺术创作应有鲜明的独特的个性,反对一味模仿,步人后尘。他对当时书坛一味承习王书,处处以王为规范的时弊深恶痛绝,故而提出这样的警世之言,以唤醒那些沉迷不悟者。
        艺术贵在创造,贵在发挥个性,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才算成功之作。如果只能“入”,不能 “出”,至多是个 “书奴”而已。因此,李邕的“似我者俗,学我者死”,对后学者摒除“门户”之见,大胆创新,追求个性风格,是开卷有益式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