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董其昌云: “右军如龙,北海如象。”(《跋李北海缙云三帖》,见《评旧帖》)清代冯班云:“王右军如凤,李北海如俊鹰。”(见《钝吟书要》)从“象”和“俊鹰”之比喻,可知李北海的书法成就及其风格。以李邕的人品、情操和沉雄峻拔的行书书艺,喻之为“象”、“俊鹰”并非过誉之辞。
        李邕所处玄宗开元天宝间,正是唐代书学发生丕变的时期。大致说来,唐初书法承接隋朝遗绪,已摆脱六朝萧散疏朗故习,渐渐形成一种结构严整、用笔爽健的书风。其后经过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人的努力,建立起唐代早期书法的典范。但是,到了玄宗时代,这种拘谨规范、徒具形骸、缺乏内涵的书体,已经引不起当时一般具有革新意向的书家的兴趣。书法艺术是书法家内在的深层意识的外化。李邕为人刚直不阿,不拘细行,这种内在的心理品质是他的书法审美意识的根源。李邕的书法作品用笔劲健豪放,笔意奔突恣肆,这是他那在严酷的现实中被压抑着的个性,痛快淋漓地泄诸笔端。因此,唐代裴休见到李邕书法后赞叹: “观北海书,想见其风采。”(《宣和书谱》)正因为李邕性格品质中具有狂放、任性、疏礼的一面,因而其艺术格调与法度森严的初唐四家书法相比,是一种“反叛”,“淳漓一迁,质文三变,驰鹜沿革,物理常然”(《书谱》)。只有不断地“通变”,艺术才能不断发展,这是书法艺术发展的必然规律。从初唐进入盛唐之际,以张旭、颜真卿为代表的一些独立特行的书法家,以其丰腴的字体、多变的姿态、自由奔放的笔触,创造了一种突破传统的新兴书风。在张旭以草书名世、颜真卿以楷书扬名的同时,李邕以其独特的行书雄踞唐代书坛。
        李邕书法的继承和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行书入碑。以行书艺术著称中国书史者,首推东晋王羲之,历来称赞其 《兰亭序》为 “天下行书第一”。然而王羲之所书系墨迹一类书帖,非碑刻书法。据近人殷荪《论李邕》称:中国书史最早以行书书体入碑刻书法,系隋末《郑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得损造像碑》(镌于隋炀帝大业二年〈606〉)。碑文全以行书入碑者唐以前所未见。
        唐以前的碑铭,一般都用庄正森严的楷书,但自唐太宗开始,却一破旧时惯例,用行书书写碑志。李世民曾以行书书体通篇入碑,影响深远,如《晋祠铭》、《温泉铭》。但此二碑稚弱无力,不能摆脱二王覊绊,未得称为善以行书入碑者。待李北海出,以其深厚的功力大量书碑,并亲为镌刻,于是,行书入碑之风顿炽。如果说李世民开创以行书入碑之先风,李邕则继美于后,并以其深厚的功力、独特的风格,促使行书入碑的书艺形式走向成熟。
        变易二王,独树一帜。行书作为一种书体,介于楷草之间,但与楷草均有相当大的差别,自有其用笔结构之规律。
        东晋王羲之变革行书,形成了妍美流便的笔意,其《兰亭序》号称“天下行书第一”。李邕行书植根于二王,特别是受 《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的影响。怀仁(627—649)所集之字为太宗酷爱的王字,所集之文为太宗亲撰,并以太宗首倡行书入碑的形式制成行世。“二王”行书笔法大多是顺笔而下,所以显得流畅洒脱,“二王”以后很长时间书风无大的变化。而李邕行书以“二王”行书为根基,又对“二王”的成法加以革变,然后以独特的行书风貌书碑入石。近人殷荪指出:“如果说王羲之首变行书书体而登上书法的第一座艺术高峰,那么李邕的再变行书书体,便是登上行书艺术的又一座高峰。”(《论李邕》,载《书法研究》总第二十八期)
        李邕行书突破了王书行书笔法,行笔节奏较王羲之行书明快,结体也灵活自由得多。《宣和书谱》谓李邕“初学右军行法,既得其妙,复乃摆脱旧习,笔力一新”。可见李邕出入二王,既能继承传统,而又敢于变革,开创出荒率雄沉、桀骜不驯、游弋奔走、欹侧反复而又端凝稳重的艺术风格,为盛唐新的书风的到来吹响了号角。
        博采众家,青出于蓝。李邕书法艺术之所以有大成就,除初时以“二王”等南派书风传统为依归外,还与他遍学北朝书家用笔,增强骨力与气势有关。李邕行书行笔、结字、布势等均表明他与北碑的渊源。如智永书体中顺笔之法,暗转带锋而出因而显得柔美流畅,此笔法在李邕书作中也时有显现;又如《李思训碑》字之钩方折挺劲,可窥见北朝碑板之遗韵。
        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大家书法对李邕影响也颇大,其书法结体修长俊拔处取法于欧阳询,但欧字结体紧密而邕书略为疏朗;用笔取法褚遂良之遒逸跌宕,并又增其端凝浑穆;邕书运笔宛转,横画竖画起笔多方笔藏锋,而撇画、捺画多用圆笔,这又带有虞世南用笔之特点。
        总之,李邕书博取众家,自为新体,已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李邕的书法艺术雄奇阔大,本文只试从笔法、结体、神采等角度,结合李邕的具体作品,对其行书的艺术特色和艺术风格作些分析。
        第一,笔法。李邕书刀法笔法融为一体,楷行相间,用笔多方,方圆兼备,轻重交替。其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楷行相间,大胆创新。李邕行书用笔遒劲有力,楷行笔法相间。楷书雄厚沉着,行书轻捷流畅。如 《李思训碑》中的 “廷”、“丈”为行楷,“难”、“武”为行书,而“难”字左边为行草笔意,右边为楷书用笔。这无不体现书家的创新精神。
        参以魏法,凝重端庄。行书行笔顺笔而下,入纸轻巧,而李邕行书中许多字用笔多取魏碑笔法,沉着雄厚,给人以端庄古朴之美感。如《麓山寺碑》中的“有”、“光”、“明”等字起笔、转笔、收笔处北碑笔意浓厚。
        方圆兼用,自出新意。李邕书用笔方圆兼备,变化多姿。如 “家”字的 “宀”是方笔,“豕”字为圆笔; “后”字为方笔,“处”字为圆笔。
        入笔轻巧,俊秀庄重。《岳麓寺碑》中许多字入笔相当轻巧,顺势而下,入笔多为露锋,但仍不失俊秀凝重之感,如 “天”、“若”、“为”字皆如此。
        收笔厚重,互为一体。《李思训碑》和《岳麓寺碑》中许多字收笔处多为厚重笔,或方或圆,方圆兼用,且上下浑然一体。如《岳麓寺碑》中的“而”字收笔为方笔;“文”字收笔为圆笔;“也”字收笔则方圆兼备。
        外拓华滋,流润放纵。李邕行书多采用外拓笔法,在竖画的中部出弧,下端向右倾斜去,成弓状,使垂直的竖画不再僵硬呆板,而是充满运动的力感,如弯曲的钢丝充满张力一般。故邕书宕逸多姿,气韵生动,如 《麓山寺碑》中的“木”、“军”等字。这对后世行书笔法产生了很大影响,如米芾行书常用此笔法。
        第二,结体。李邕的行书笔势雄健,奇伟倜傥,既能继承传统,又能自出新意,无论用笔结字和风格,都有一定的个性。就其结体来说,李邕行书气势贯连,似欹反正,稳健流畅,众妙攸归。下面以李邕的《李思训碑》和《岳麓寺碑》两件行书代表作品为例来探讨他行书结体的艺术特色。
        《李思训碑》全称《云麾将军李思训碑》,李邕撰文并书。赵明诚《金石录》及佚名 《宝刻类编》等大多数记载定为唐玄宗开元八年(720)立碑,近人朱关田考定为开元二十七年四月之后。此碑下截文字漫漶已久,即宋拓本亦仅上半截文字可读。石存陕西省蒲城县。碑文书体取颀长之势,有一种奇宕而流畅的美,骨力存于风神之中,形于点画之间;行笔放纵肆意,妍丽之中有雄强之势。通篇文字布局字字独立,互有间隔,但行气相贯,笔断意连,互为顾盼,俯仰生姿,不愧为唐代行书中的精品。再细味之,可见其如下特色。

李邕 《云麾将军李思训碑》

        右小左大,锐意求新。欧阳询《结体三十六法》中有一条 “相让”的原则: “字之左右,或多或少,须彼此相让,方为尽善。”而李邕则一反常理,锐意创新,偏偏把一些字写得左大右小,互不相让,有意争夺空间。如“难”、“师”、“麟”等字。故清刘熙载评云: “李北海书多得异势,然所恃全在笔力。”
        下笔挺耸,取势险绝。属上下结构的字要保持平衡稳当之势,一般要写得上称下载。而李书故作险峻,常夸大其上而缩小其下,造成一种头重足轻的感觉。如 “慰”、“家”、“尝”、“常”等字。这种上下虚实的结构构成一种鲜明的对比,流露出一种天真烂漫而又傲然有骨的神情。这种笔势的“压迫感”,也许是李邕现实压抑的一种心理反映。
        长撇短捺,奇趣横生。字之结体,左轻右重,方符合人们的视觉审美心理,于是撇短捺长成了字之结体常状。而此碑中不少字则写成长撇短捺,诚为邕书独创,极富新意,如 “大”、“夫”等字。
        主笔伸展,赫然醒目。书法家经营一个字的整体结构时,先重点考虑主笔的形象处理,至于其余笔画的高低远近的摆布只占次要地位。李邕特别注意这一点,常用夸张手法使主笔尽量伸展突出,显得着实有力、生动有致。如“事”字的竖钩画,“戟”字的戈画,“刑”字的竖钩画,“科”字的竖画,都被夸张拉长,显得神气完足,赫然夺目。
        《岳麓寺碑》,又称《麓山寺碑》,为李邕行楷代表作,其用笔博取钟、王和北碑之长,结字纵横相宜,用笔浑朴雄健。其浑厚凝重的笔姿、奇崛多变的体势,标志着“书贵瘦硬”的时代的终结和盛唐气象的来临。此碑与《李思训碑》相媲美,各有特色。它除有《李思训碑》的某些相同特点外,在字形欹侧方面更富特色。
        随势右倾,欹侧反正为此碑主要特色之一。书法体势可分为平正和欹侧二类。钟、王之书,开“欹侧取势,以见丰姿”之风气,而李邕在此基础上更是大胆跨出一大步,其书法体势倾斜幅度之大是以往书家不可及的。李邕书法斜势使得本来僵板的平行线和垂直线产生运动感,给人以挺拔奇崛之美。这种欹侧之动态美使观赏者觉得它有飞动险峻之势。然李邕书体势似欹反正,在拗峭倾斜之中又保持着平衡。可见李邕书结构宽博处,章法自存;间架仄��处,嵚崎有姿,无一笔失纵, “逶迤自肆,而终归于法度。”(朱长文《续书断》)形成了自己刚柔变化、峻峭而又凝重的书风。
        第三,神采。神采是通过线条本身形态和相互结合后所表露出来的神气和风采,它依附于具体点画结构的字形中。观察作品结字的笔势往来和结字本身的种种姿态能品味出其神采。李邕行书结字和笔势均有许多独特处,故其神采飞扬,绚丽多姿。
        雄强劲峭,气势磅礴。李邕行书脱胎于“二王”,取众家之长,其书用笔及结构锐意求新,在晚唐行书史上独树一帜。他为人刚直不阿,不拘礼仪,这种内在的心理品质成为他书法艺术创作的审美意念的凭藉。因而其行书用笔劲健浑厚,具有明快、豪放乃至荒率、奔突的艺术意象。李邕行书“下手挺耸”(《书林藻鉴》卷八),大有“力拔山兮气盖世”之势。“李邕真行书如华岳三峰,黄河一曲”(《书林藻鉴》卷八),说李邕书势劲峭而流畅,如华岳耸立、黄河东流,其壮观气象非一般所能及。
        神情流放,天真烂漫。明代王世贞说李邕书作“神情流放,天真烂漫”,此评语十分得当。“飞动、流畅”这一行书的主要艺术特点,在李邕作品中已表现得尽善至美。如《李思训碑》之结字奇宕流畅,行气自然,笔势变形夸张,取势险绝,气韵生动,字里行间可见此碑飘逸俊俏,神采飞扬。《岳麓寺碑》行中有楷意,楷意中有行书笔法的笔意、体相,造成一种笔势贯一,通篇文字浩渺荡漾,“如万斛泉水,不择地而出,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清王士祯《带经堂诗话》)。这种天真率意的风格与李邕狂放自矜、不拘细行的个性相吻合。
        荒率雄沉,傲然不群。一个书家的艺术创造意念与其心理品质、思想性格是密不可分的,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字如其人”不无道理。李邕在严酷的现实中被压抑的个性于他的书艺中却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