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在唐代一大变。欧阳询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十分关键。他是一座桥梁,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前人论书风之演变,有“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之评;论书体之演变,有隶由篆出,楷由隶出,行由楷出之说。欧阳询作为以楷书著称的唐代第一位书法大家,正是这个沿革演变的枢纽。
        从欧书的传世碑帖看,其书风是在庄肃险劲的基本风格上又多样多变的。《九成宫》清肃中见险峻,《化度寺》端庄劲秀而浑穆高简,《皇甫诞》骨气劲峭,《虞恭公》返朴归真,《唐宗圣观记》和《房彦谦碑》奇古潇洒,几个行书帖神采飞扬,而摹王羲之的《定武兰亭》则腴润清丽,摇曳多姿。从书风书体的沿革演变看,诸碑帖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承前朝余绪,如兼有汉隶魏碑笔意的《唐宗圣观记》和《房彦谦碑》;一类启后世书风,如《化度寺》、《九成宫》; 另一类则介乎其间,如 《皇甫诞》、《虞恭公》及行书 《张翰》、《梦奠》等。此中之极则,又推 《九成宫》、《化度寺》。
        从欧书的风格看,其渊源有四:从秦篆得其“劲”,从汉隶得其 “庄”,从魏碑得其 “险”,从二王得其 “法”。
        刘熙载《艺概》云:“篆书取力弇气长”。欧书之劲峭正从“力弇气长”出,其结体方正偏长,法度严谨,勾戈与长画瘦劲挺拔,“門”形的两竖作相背束腰状,都颇有秦篆气象。这从“”、“甫”、“靈”尤可察见。欧书中汉隶笔法也很多,如中宫紧凑而主笔舒展的体势,“充”、“光”等字中尽力右伸而缓缓带出波磔的弯勾,“户”的顶点作成横,宝盖头的顶点又写成竖,都是得之于汉隶。一些结体略褊的字,如《九成宫》里的 “西”、“上”、“之”,《化度寺》里的 “令”、“乃”、“人”,即使杂置于汉隶碑刻中也不致突兀碍眼,而早期的《房彦谦碑》和《唐宗圣观记》更全盘主隶法,隶法使欧书的体势庄重端稳。欧书的方头起笔,笔势雄奇,提按顿挫分明,戈勾、捺画颀长险峻,则又是魏碑的体势笔法,上述《房彦谦》等二碑,隶法中又兼具魏碑笔意,结体同汉隶,用笔则近魏碑,因而欧书又有魏碑的险绝气势。“劲”、“庄”、“险”这三种分别得之于秦篆、汉隶、魏碑的风格,借助于二王的 “法”得以调停整合,融为一体。如果说欧书是从秦篆、汉隶、魏碑中得精神,那么,从二王处得了法度,尤是王羲之。试比较王羲之的楷书名作 《黄庭经》与欧阳询的 《化度寺》,其法度矩则显然是一脉相承的。但《黄庭经》的精神却要逊于《化度寺》,实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概言之,为楷书首立山门的 “欧体”,乃上薄秦汉,近法二王,再加上一己之创意而形成的。
        欧书流泽绵长,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后来的颜真卿、柳公权、苏东坡、赵孟頫,虽都卓然成就为足与欧阳公齐肩比项的楷书大擘,但从他们的书风书艺中又都可见出欧书的影响,可以说,颜书发展了欧书的庄肃,柳书弘大了欧书的劲健,苏书中可见出欧书的险崛,赵书则取法了欧书的灵秀。此四大家的风格特征皆与欧书判然有别,却又有着内在深刻的源流关系。其个性都比欧书更鲜明,但又都是欧书中某一特征的弘扬展大。由此可见,欧书既有独特风格,也包孕了多向发展的胚胎。正因为如此,后世学书者多从欧书入门,多奉《九成宫》、《化度寺》为圭臬。以 “欧体”为基础,不仅不会阻滞更高造诣的发展趋势,反而能够促成高翔远举。欧书之所以影响深远,流泽绵长,原因盖出于此。
        欧书冠盖百代,既得力于精神,也得力于法度。后世学欧者也极易流于只讲法度的一途,得其形而无其神,甚至形神全失。毋庸讳言,“欧体”也造就了后世的不少“书匠”、“字工”。他们抓不住欧书精神,又局囿于欧书法度而显不出自己性情,于是书法美的 “势”、“力”尽失,唯见一具具没有灵魂的躯壳。而学颜书、柳书者,即使未能成为高手,也少几分“匠气”。个中缘由乃在于,颜、柳的结体运笔,特征更鲜明易把握一些,形近神亦出,得其形便也得其神的十之六、七。而欧书的结体运笔颇多微妙,对“意在笔先”的要求更高,其森严的法度又易导致失之毫厘而差之千里的结果,其风格须于笔法、体势、意态、精神的高度统一中才能显出。故欧书即易学,也难工。如果拿“欧体”与“颜体”作比较的话,甚至可以这样说,欧阳询的“欧体”已将“欧体”发展到了极至,而颜鲁公的“颜体”则为后人留下了更多的创造天地。故学颜书未必无超越鲁公者,学欧书则罕见有超越率更者。大概正因为此,在“尚意”也即尚创造的宋代,尊颜者多;而在尚定法讲守成的元明两代,则崇欧者众;至清初,更出现了学欧而致的 “馆阁体”,几乎窒息了书法艺术的生气。所以,欧书对后世的影响是双重的。明乎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欧阳询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