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简牍书自本世纪初发现后,屡有大量出土,近三、四十年出土的更为丰富,总量已达十万枚。从时间顺序看,这些简牍书上接战国下联魏晋,已无大段缺环。从出土空间看,主要集中在两大地域,西北的甘肃、内蒙、青海和江淮的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安徽等地。从文字内容看,几乎包括了社会大文化的各个方面,十分庞杂。所以,汉简牍书的文化意义不言而喻。
        汉简牍,木简多发现于西北地区,竹简多发现于江淮流域。书体主要有隶书和草书两大类,隶书自古隶至八分书可贯穿一线,草书自草隶孕化为章草、今草之线脉明晰可察,行书和楷书的痕迹也可在草书简牍中窥得一斑。

汉简

        简牍书的书风极为纷杂,时空差异和文字内容差异均对其纷杂的书法体格有着很大的影响。书写者的文化差异是关键因素。从总体上说,大多出自社会下层者之手,又因日常功用而写,非为艺术而书,是一种本色的呈现,新鲜活泼,生气勃勃。其总的特色是,不掩饰而尽露天性,质朴无邪。但也有不少简牍书显得很有艺术天分,美感强烈,胜似艺术创作,与著名的汉碑书刻相比,毫不逊色,甚至可以把艺术风格流派纷呈的东汉隶书碑刻与这些简牍书一一对应起来。所以,自七十年代以来,许多书法爱好者和书法家,纷纷把简牍书作为碑帖一样临摹取法,打破了以往仅取汉碑为隶法的传统思维习惯,给书坛带来了一种新的艺术体格和气息,被称为“简牍体”。正因为汉简牍是一个十分庞杂的汉书体系,俗雅并存、粗精交织、工拙互见、丑美混杂,不能以崇古的心态一概视为美的书法,需要有一番“去伪存真”、“去粗存精”的艺术分析和鉴别。
        《居延汉简》,是西北地区发现汉简于居延的总称,数量最多,仅七十年代初期就发现了二万余枚,大多是西汉简,也有不少东汉简,有隶书和草书。隶书体貌相当斑杂,或粗俗草率,或笔精体密,精美者可谓八分书,与东汉碑刻书法的艺术气息一脉相通。《居延元康四年六月简》,用笔提按在一分笔和三分笔之间,运笔敛得很紧又放得很纵,波挑厚实而不臃肿,显得十分精美,书风介于《礼器碑》和 《乙瑛碑》之间。

《居延汉简》

        《甘谷汉简》,是1973年甘肃甘谷渭阳一号汉墓出土的,文为 “桓帝诏令”。用笔时带折笔,波挑出锋尖利而势长,掠笔也时时不作回锋,瘦硬劲健。
        《武汉汉简》,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屡有发现,主要有 《仪礼简》、《王杖诏令册》和 《医药简牍》,其中《医药简牍》大多是草书,均为东汉时物。《仪礼简》文为六经之一,书为隶体,稍夹有草笔,如“也”、“偶”等字。书风凝沉质实,在秀劲的横画、掠笔中伴有强烈顿挫的厚实的波画和竖画,运笔速度的快慢节奏由此而被显现,故透过表面的凝沉感觉可细察到其点画之间的跌宕,寓动于静,可与 《礼器碑》、《乙瑛碑》等相媲美。《王杖诏令册》,粗看是隶书,细看则可发现不少楷书笔法的痕迹,结体也较特殊,杂有不少长方形结构,其点画既有典型的隶笔,左掠右挑,圆转秀润;又有草率的竖钩,似掠非掠。还有酷似楷书草书中的点法,如“东”、“广”等字的最后两笔均用两点来代替,可说是楷化的隶书。再仔细观察,可发现其用笔的轻重变化,已明显较多地类似于楷书的提按,落笔较重,收笔较轻,并出现了撇法。
        《敦煌汉简》,发现比较早且多而杂,书风也各有不同,如 《始建国天凤元年牍》。此隶书秀劲而阔绰,圆劲的笔姿极有弹力,可见当时毛笔的质量和书写者提腕运锋的能力,均非一般。

《敦煌汉简》

        《孙膑兵法》是1972年在山东临沂西汉墓中出土的简书,同时出土的还有《孙子兵法》、《公韬》等兵书和阴阳书,据估计最晚不过武帝初年,书风承接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遗册”简书和云梦秦简,无论结体还是圆笔的态势,都略带篆意,掠笔不明朗,波发敛紧,圆厚温文,属古隶而呈江淮流域的文明气象。
        《江陵汉简》。1975年在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中出土了六十六枚简牍,同时还发现了笔、墨、砚、削刀等文房用具。这种成套的文房器物还属首次出土。江淮流域多见竹简,少见木牍,西北地区则有大量木简。这是南北地理、气候、物产差异导致的。《江陵汉简》中有一件是木牍,点画浑圆肥厚,笔力壮健,似开《夏承碑》、《鲜于璜碑》等之先河。墓主为五大夫��少言,此书可能是他所写。
        《阜阳汉简》是1977年在安徽阜阳地区发现的,据考为西汉文帝时期作品,这批汉简残损严重,但仍有些清晰的书迹。笔姿娟秀,结体严谨,虽与秦简书有些相近,但尽属隶书,个中温文的气息似在向后人表明,这不是一般的俚人所写,大概是一位文化人的手迹。
        《定县汉简》是1973年在河北定县四十号汉墓中出土的,据考为汉宣帝时的王族墓葬。竹简内容有《论语》等八种古文献,已全部炭化,无法辨认字迹,经技术处理,拍摄了字迹很清楚的照片,令人惊讶,其书为典型的八分书,可与任何一块东汉隶书碑刻相比肩而毫不逊色。结体端正,用笔稳健而飘逸,提按转折间的用锋极为精到,绝不旁出而露草疏之迹,真可谓“笔精体密”,从文字内容,书法风格和墓主身份来看,这简书恐非一般书家所写。
        从简牍隶书中我们可以看出西北地区和江淮流域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影响了书风的总体趋向。西北简牍大多与军政事务有关,书者以下层官吏、军士为多,也不乏高层幕僚、文职官员,故粗、精之别比较明显,质朴、率真、简直、跃动是其共同的特点。江淮简牍大多与古文献有关,是随葬之物,不像西北简牍大多为遗址之物。这一点区别相当重要。遗址之物是无意中被留存下来的,随葬之物是有意要留存下来的。有意为之的东西一般不会苟且而作。所以江淮简牍的书风,在用笔、结体等方面要讲究些,有一种温文静穆、稳健严谨的总倾向,体现了一种士人书法的审美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