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繇一般常把他划入魏晋时期,而其实他的大半生是属汉末的。汉献帝时他被举荐为孝廉,从尚书郎、阳陵县令做到黄门侍郎,效忠汉室。但他是个聪明人,知道汉室衰微已久,故又与曹操保持着微妙的联系。当时,曹操已击败青州黄巾农民军,建立了自己的精锐部队——青州兵,势力日益强大。而汉室由李傕、郭汜等人擅权。在钟繇和尚书郎韩斌的策划下,汉献帝离开长安东迁,为曹操 “迎天子”以至 “挟天子”创造了条件。果然,他很快升迁为侍中尚书仆射,封为东武亭侯,成了名在汉室实是曹操手下的一位重臣。
        曹操在官渡与袁绍相持决战。在关中督察的钟繇,征集了二千匹战马送至前线,为曹操战胜袁绍立下了汗马功劳。曹操把他比作萧何,更为器重。但钟繇也日益恃才倨傲,于建安十二年(211)三月提出以三千兵入关右,督察关外诸军事力量。曹操一时难下决断,让荀彧去征询尚书卫觊的看法。卫觊认为关外诸将如马超、韩遂、杨秋、李堪等人,皆竖夫屈士,无雄天下之意,暂厚加爵号以抚其心,宜为后图。曹操“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以繇议。兵始进而关右大叛。太祖自亲征,仅乃平之,死者万计,太祖悔不从觊议,由是益重觊”(《三国志·卫觊传》)。八年后(219),被曹操解除了魏相国之职。至曹丕做魏王,他才任大理,“禅代”之事,几乎没有他的作用。倒是卫觊在按曹丕的旨意做“禅代”工作。《三国志·卫觊传》:“文帝即王位”,卫觊 “徙为尚书,顷之,还汉朝为侍郎,劝赞禅代之义,为父诰之诏,文帝践阼,复为尚书,封阳吉亭侯”。此事关涉到《受禅表》、《上尊号奏》两碑书者的归属问题。好事者常说此两碑由钟繇所书,其实不然。据上述,此两碑之文均由卫觊所撰,即所谓“功赞禅代之义,为文诰之诏”。而卫觊本人就是书法家。所以,马宗霍《书林藻鉴》卷第五说: “其时钟繇之名既重。敬侯卫觊本工古文,复擅八分,独与元常抗席,魏之开国两碑,《尊号奏》及 《受禅表》,遂以分属钟、卫。”说 《上尊号奏》由钟繇书,是已经照顾到他的书名之重了。

钟繇 《宣示表》

        上述钟繇之政德。下面再说他的家德。因为钟繇书名之重,除他书法自身的魅力外,还有所谓“德”在背后起到支撑作用。
        钟繇生有二子钟毓和钟会,为异母兄弟。钟会出生时,钟繇年七十四岁,已过古稀之年,母张氏才二十七岁。据 《三国志·钟会传》裴松之注,钟会母张氏 “少丧父母”,在钟繇家当“命妇”,得宠后使钟繇 “罪出”妻孙氏,“更纳正嫡贾氏”。曹操妻卞太后知道后告诉曹丕,“文帝诏繇复之。繇恚愤,将引鸩,弗获,餐椒致噤,帝乃止”。裴松之注后加按评曰: “钟繇于时老矣,而方纳正室,盖《礼》所云宗子虽七十天无主妇之义也。”梁章钜《三国志旁证》卷十八载:“赵一清曰:会母庶也,孙,夫人也,繇宠庶出嫡而更纳贾氏。乃以二母愤争之故,斥孙氏为贵妾,何其诞耶?繇素有名德,而于伦理悖缪如此。传所谓深山大泽实生龙蛇,果由会覆族,哀哉?”钟会征蜀后谋反,被卫觊儿子卫瓘诛。这不是与钟繇家德无关的。钟、卫两家书名并重,于政事、家事常见相反的德操。
        钟繇不听曹丕劝告,拒不接回妻子孙氏,将卞太后置之眼角,还用自杀一法来威胁。当初,他看见韦诞手上有一篇蔡邕的笔法,苦求不得。至于“及诞死,繇阴令人盗开其墓,遂得之”的说法,是谣言,韦诞死在钟繇之后,不可能发生死人盗活人墓的事。
        钟繇处理家庭事务,不合礼教。钟会最后走上分裂统一的谋反之路,不无与家教不法有关。钟繇的性格,时有偏激的行为,为达个人目的可不惜以死来谋取。他是一个横出一角的人。他的书法体格,也是横出一角的,扁方带来隶意,用笔尚翻,有横挑之姿。除受八分书体的传统定势的固有影响外,也源于他的性格特征。
        钟繇的师承及其书法环境
        钟繇以书法名世,似乎并没有旁借其他因素。他的政绩、道德行为不过一般,他也并不擅长诗文、经学、音律、天文历数等。他在曹氏父子身边这么多年,连一点文气都没有感染到。也许他的书法名气之大,跟他的仕途地位有一点联系。“太傅”之职,当然是很高的了。只不过是名望高而无实权的虚职。
        魏晋以后,讲书法言必“钟王”,被看作是书法传统的正脉所在。在帖学家眼中,钟繇是始祖,大王是圣祖。在碑学家眼中,钟繇是南宗书派之祖,卫觊是北宗书派之祖,“钟卫”并称。如马宗霍、康有为即持此观点。胡小石 《书艺略论》则对此持不同看法,他说: “书家们钟王并称,吾辈不当求其同而当求其异。……此二家之异也。其后钟为北书之祖,而王为南书之祖。”
        又有钟繇、张芝并称之说。孙过庭《书谱》开首即说:“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此说导源于王羲之自云: “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由是,庾肩吾《书品》列张芝、钟繇、王羲之三人为“上上”品。最推崇钟繇的,要算梁武帝萧衍。当时南朝盛行王献之书风,掩及大王,钟繇更在次。他撰《观钟繇书法十二意》,说“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元常。学子敬者如画虎也,学元常者如画龙也”。山中宰相陶弘景趁势推钟繇过二王,说: “圣证品折”,“使元常老骨,更蒙荣造”。唐太宗李世民独宗大王,说:“钟虽擅美一时,亦为迥绝,论其尽善,或有所疑,……其体则古而不今,字则长而逾制,语其大量以此为瑕。”(《王羲之传论》)但在这种情况下,唐人张怀瓘《书断》仍列钟繇为“神品”,说: “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可谓幽深无际,古雅有余,秦汉以来一人而已。虽古之善政遗爱,结于人心,未足多也,尚德哉若人!”钟繇尚德之说,不可苟同。“秦汉以来一人而已”的钟繇真书评介,恐也溢美太甚。
        钟王、钟卫、钟张等等并称,尽管角度不一,或重书风嬗变,或重师承源流,或重派流分化,但钟繇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已凸现无疑。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种种评述,均在魏晋以后的文献中,且多在书论中,而《三国志》钟繇本传中无一字提及他的书法,这是令人困惑的。与钟繇齐名的卫觊,《三国志》本传说他 “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而钟繇善书一事却在《三国志·管宁传》中载,“(胡昭)善史书,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焉。”将这一消息和卫恒 《四体书势》中所载曹操轶事结合起来分析,也许能给人以启迪。
        “至灵帝好书,时多能者,而师宜官为最,大则一字径丈,小则方寸千言,甚矜其能。或不持钱诣酒家饮,因书其壁,顾观者以酬酒直,计钱足而灭之。每书辄削而焚其柎,梁鹄乃益为柎,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柎。鹄卒以书至选部尚书,宜官后袁术将,……梁鹄奔刘表。魏武帝破荆州,募求鹄。鹄之为选部也,魏武欲为洛阳令而以为北部尉,故惧而自缚诣门,署军假司马,在秘书以勤书自效,是以今者多有鹄手迹,魏武帝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以为胜宜官,今官殿题署多是鹄书。”
        曹操本人也擅书,在当时的书家群中,他最欣赏的是梁鹄,而不是钟繇,这从某种程度上揭示了钟繇的书法环境。当时书家如群,强手如林,钟繇并非是特别出类拔萃的,在大家一起探讨书法的奥秘时,他显得自信力很不足。有一轶事可揭示他在此书法环境中的心态表现。
        “魏钟繇少时,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还与太祖、邯郸淳、韦诞、孙子荆、关枇杷等议用笔法。繇忽见蔡伯喈笔法于韦诞坐上,自捶胸三日,其胸尽青,因呕血,太祖以五灵丹救之,乃活。”(宋·陈思《书苑菁华》)在此等书法环境中,钟繇有失一代书法大家的风度,与他身后之名——“秦汉以来一人而已”,就相形见绌了。也许钟繇就是在此书法环境中砥砺而出的吧。
        钟繇身处的另一书法环境,即是新旧书体并存而互相激荡、互相渗透和分化的书法文化之背景。书法艺术已成为朝野人士所共赏的一门艺术,上至一代权相曹操,下至酒家饮客。篆书尚存余韵,隶书经灵桓时期的高度发展而波澜未平,草书如新浪潮一般席卷士人案首,楷、行两体也已从草书中脱颖而渐显。这些均为钟繇的艺术选择提供了极大的回旋余地。从书法发展的时空线上看钟繇所处的环境,他是篆隶阶段与楷行草阶段之间的人物。魏晋之前,篆隶为主体,草为副,楷、行为隐;魏晋之后,楷、行、草为主体,隶为副,篆为隐。这一书法文化发展的转机,为当时书法家群体所共有,关键在于其个人的自觉意识和把握。钟繇的最终选择是铭石书(隶书)、章程书(楷书)、行、押书(行书),说明他是顺应这一转机的。顺时势而为英雄,钟繇书法的不可否定性,道理就在此。而当时的其他书家,师宜官、梁鹄善八分,卫觊善篆隶草,邯郸淳善篆隶,韦诞善隶草,均不及钟繇得风气之先——楷、行,致使羊欣不知师宜官为何人。
        当然,钟繇的楷、行书,并非是他的独创,汉魏简牍书、砖瓦书以及魏晋时的楼兰残纸中已常能见到楷、行之迹。在士人书法中,钟繇也不是凤毛麟角,一有他的老师刘德升,一有他的师弟胡昭。这就涉及到钟繇书法的师承了。
        张怀瓘 《书断》说钟繇书法 “师曹喜、蔡邕、刘德升”。曹喜是汉章帝时人,钟繇无法直接师承。蔡邕比钟繇高一辈,有可能发生师承关系,但他向韦诞苦求蔡邕笔法一事,又说明未能得以直接师授。所以,钟繇的师承最直接的是刘德升。卫恒《四体书势》:“魏初有钟、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羊欣 《采古来能书人名》说 “胡书肥,钟书瘦”。
        刘德升、钟繇、胡昭师徒均为颍川人。世称刘德升为行书的首创者,此说固不允当,但他可能是把行书这一新书体首先引入士人书中的第一人。他的生平事迹阙如,大约是桓灵两帝时期的隐者名士。所谓“钟繇少时随刘胜入抱犊山学书三年”,此刘胜疑是刘德升。胡昭 (162—250),字孔明,全面承继师风,不愿为官,避地冀州,先后辞谢袁绍和曹操的聘请,隐居山中躬耕乐道,以经籍书艺自娱。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二编在评述汉后期名士时说:“当时名士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求名不求官的名士。他们不就官府的征召,每拒绝征召一次,他们的声望和社会地位也就提高一次。他们认为 ‘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虽然不做官,他们的社会地位实际上抵得一个大官。这一类人数最少……第二类是言行刚劲疾恶如仇的名士,……是统治阶级中的鲠直派,……第三类是迎合风气的名士。这一类人数最多,是第二类名士得势时的附和者,也是典型官僚的候补者。”刘德升、胡昭大约是第一类中的名士了。而钟繇呢?大有第三类者之疑。
        刘德升、胡昭书法“片甲”不传,独传钟繇诸书,这隐与显的结果又当如何分类呢?
        钟繇传世书帖及其艺术特色
        羊欣 《系古来能书人名》说: “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三法皆世人所善。”
        铭石书即隶书,传《上尊号碑》为其书。章程书即楷书,传世有 《宣示表》、《力命表》、《贺捷表》、《荐季直表》、《调元表》、《墓田丙舍帖》、《还示帖》等,均为小楷。行押书即行书,当时主要用于信函尺牍,别称相闻书,传世有《白骑遂内帖》、《常羸帖》、《雪寒帖》、《长风帖》等。“五表”、“六帖”是考察钟繇书艺的主要依据。但南朝宋时 “秘藏所录,钟繇纸书六百九十七字” (虞和 《论书表》),至梁时 “世论咸云江东无复钟迹,常以叹息”(陶弘景 《与梁武帝议书启》)。所以,“五表”、“六帖”均为后人钩摹、临写之迹,其或有伪托者杂入。
        明末清初鉴藏家顾复《平生壮观》对钟繇诸书有一段比较公正的评述:“……其墨迹见闻于世者,惟《季直》一表耳。碑刻颇多,窃怪其用笔各不相类,何哉? 《宣示表》、《还示帖》犹算子,扁而肥; 《力命帖》瘦劲而长;《墓田丙舍帖》行书流丽;《贺捷表》欹侧太甚。至于《白骑遂内书》、《常患常赢》、《雪寒想胜》、《得长风书》四帖,古意荡然矣! 大抵翻刻多而故步顿失,岁月久而赝作横行,俾学古者难适从也。《季直表》开卷时,一望而识太羹玄酒意味,徐而察之,垂必缩,往必收,八法精紧而转折顿挫有气,绝无诸碑刻油滑气。此(《季直表》)唐摹之最精者。如纸乃唐之白麻纸,‘民’字之讳笔也(邂李世民讳),非彰明较著者乎?奈何陆(行直)袁(泰)辈曲为辩据(袁、陆皆元末人,在帖后跋中为 ‘民’字缺笔辩解),必以真迹名之,困矣。”
        《荐季直表》墨迹,唐初藏内府,第六行第一字“民”缺戈画,钤有贞观印。宋淳化、大观、宣和年间仍在内府,米芾曾见之。南宋末归贾似道所有,元时在陆行直家。明中叶先为沈石田所得后归无锡华夏,刻入《真赏斋帖》。清初入内府,《三希堂法帖》此为冠首。民国初期流入霍邱裴景福家。后被人窃去,埋于土中,再掘出时已糜烂不可收拾。现仅存慈水王氏所藏一墨迹照片,于1984年第6期 《书法》杂志首次刊布。
        《贺捷表》,又称《戎路表》、《贺克捷表》,有大字小字二种刻本,宋欧阳修《集古录跋》有著录。现见于《宋淳熙秘阁续帖》等刻帖中。清人王澍认为: “唐摹《贺捷表》为第一。”此迹末署“建安二十四年闰九日南蕃东武亭侯臣繇上”,是六十八岁 (219)所书。刻帖之尾有庾肩吾、萧子云两名。此迹与 《荐季直表》不同,笔姿摇曳,点画流利,有行书之势,常呈左低右高的欹侧结体。
        《宣示表》是钟繇诸书中最有名的。张光宾《中华书法史》:“据史籍推知,表应作于魏文帝费初二年(221)八月顷,时钟繇七十一岁。”它的传世淹没过程,王僧虔《论书》有载:“亡高祖丞相导,亦甚有楷法,以师钟、卫,好爱无厌,丧乱狼狈,犹以钟繇《尚书宣示帖》藏衣带中。过江后,在右军处,右军借王敬仁,敬仁死,其母见修平生所爱,遂以入棺。”所以,后世所传《宣示表》,据说是王羲之所临。临本在唐代尚见于有关著录,现仅存刻本,始见于《淳化阁帖》,后辗转翻刻于诸丛帖。另有宋贾似道的单刻帖,由门客廖莹中搨摹,王用和镌刻,最为精美,此石明末杭州西湖出土,民国初石在上海,今石藏上海博物馆。此迹与上述两迹又有所不同,初察结体介于《荐季直表》、《贺捷表》之间,细审点画用笔,则横出运势已明显减弱,横画和点画的收笔都用回锋护尾法,圆润如珠玉,笔势不见翻挑之意,而呈内��回贯之意,酷似王羲之的笔法。其他诸书,如《还示帖》、《力命表》等楷书,均见于宋以后的各类刻帖中,也与《宣示表》相类似,传为王羲之所临。
        所传钟繇行书诸帖,均见于各类刻帖中,从笔势、体势看,诸帖相类,如《长风帖》,纵拓书风酷似王献之,已不见隶意之横势,故或说为王献之所临。
        在上述诸书的传摹临刻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现象,即后加上去的种种文化积层,掩盖了钟繇书法的本色。书法在传播过程中,文化信息量的附加,包括钤印、题跋、传递、刻拓等等,既是一种文化行为,又是一种文化参与,构成了帖学、碑学研究中的一大专门课题,类似于古籍研究中的版本研究。版本可通过互校来尽量接近原著。同帖诸刻可在比较中辨分优劣,构连其互相的关系,某刻由某帖翻刻而来,但在无真迹的参照下,很难直接揭示某帖最为接近原作。只有借助前人,特别是距原作最近的评述,才可得其大概之意象,由此再来观照诸刻本,描述其艺术特色。
        羊欣说:胡昭书肥,钟繇书瘦。而萧衍说: “元常谓之古肥,子敬谓之今瘦。”( 《观钟繇书法十二意》)可见从“瘦”字上去把握钟繇,难得真谛。因为胡昭书法不见,缺少一参照。虞和《论书表》: “钟、张方之二王,可谓古矣,岂得无妍质之殊?且二王暮年皆胜于少,父子之间又为今古,子敬穷其妍妙,固其宜也。”从古质、今妍之别来把握钟繇与二王的区别,不失为一法。袁昂 《古今书评》: “钟繇书意气密丽,若飞鸿戏海,舞鹤游天,行间茂密,实亦难过。”此说被萧衍采纳,确实是钟繇书法意象的最佳描述。其他如“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等等,均不是钟繇所独有的,难以表明钟书之特色。

钟繇 《荐季直表》

        古质茂密,是钟繇书法的一大特色。但只有是“飞鸿戏海,舞鹤游天”意象中的古质茂密,才是钟繇的特色。如何理解这八字意象比况?就像如何理解王羲之书“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一样,令人扑朔迷离。今人胡小石可谓深得其中三昧,他说: “书家以钟王并称,吾辈不当求其同而当求其异。所谓异者,即二家书体中所含分势之多寡悬殊也。梁武帝评书,从汉末至梁有三十四人。其评钟繇书云: ‘如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其评王右军云: ‘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梁代重大王书,武帝与陶宏景皆学王书,故其评最得其实。钟书尚翻,真书亦带分势,其用笔尚外拓,故有飞鸟骞腾之姿,所谓钟家隼尾波也。从帖中所收钟书,如《宣示》、《力命》诸表,并出王临,不见此妙。惟《戎路表》虽亦后人所摹,而分势多在,可以想见之。王出于钟,而易翻为曲,减去分势。其用笔尚内��,不折而用转,所谓右军‘一搨直下’之法,故梁武帝以龙跳虎卧之势喻之。龙跳之蜿蜒,虎卧之蜷曲,皆转而非折,真能状王书之旨。” (《书艺略论》)
        胡小石以 “翻”、“曲”区别钟繇、王羲之,可谓二字真言。
        “龙跳天门,虎卧凤阙”,喻大王书,可作种种艺术联想,“天门”之高,“龙跳”之矫健和纵速有力;“凤阙”之精巧,“虎卧”之静而雄强。于是可描述为:动静交织,矫纵雄强,精巧有力。其中的曲势和 “纵”势最为直观。
        “云鹤游天,群鸿戏海”,喻钟繇书,似也可转述:“天”者为高,“海”者为阔,“云鹤”为清,“群鸿”为密。关键是鹤、鸿的“游”、“戏”之姿,与龙虎之姿绝不相同。鹤鸿举翅横展,上下翻舞,其翅羽之端犹如分势之波发而上挑,可在画中和现实中印证。所以,“翻”势和“横”势是钟繇书法的直观形象之特色。
        大王书内��,小王书外拓,是二王之间的区别。但胡小石谈钟繇也外拓。钟繇外拓不同于小王外拓,前者为横出外拓,后者为纵向外拓。小王的纵向外拓源于大王的内��笔法,内��者意蓄而不发,故常用曲势,回锋敛笔意贯下一笔,一旦此“意贯下”发而为有形之笔画,则成纵拓。而钟繇的外拓无纵拓下贯之意。
        钟繇、大王的一翻一曲之别,实为楷书发展的分水岭。楷书萌芽于草隶书之内,钟繇用翻,把楷书体格趋近于分隶书。大王用曲,将今草中的下贯之势,融入楷书,与书写行式 (自上而下) 暗合,笔势和行势 (章法、布势)不再背道而驰,使书写更为流便。从这一角度称“钟王”大概比较合理。钟繇首先把楷书引入士族文化圈,被称为楷书之祖;大致完善了楷书体格,使楷书与草、行书的关系,在笔法上融为一体,是楷书成熟的标志。依此观照 《荐季直表》、《戎路表》跟《宣示表》之间的区别,大概不会有什么大错。
        钟繇对书法是下过苦功的,自述“精思学书三十年”,“若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如厕终日忘归,每见万类,皆画象之”。(宋·陈思《秦汉魏四朝用笔法》)他的小儿子钟会。据说也善书法。钟繇临死前,将《笔法诀》授传给钟会,其实,那时钟会才五岁,未必能深识其中的奥秘。钟会善书,恐为其母的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