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芝和汉代的草书
“汉兴有草书”,并以张芝为代表。张芝,字伯英,原为敦煌酒泉人,汉献帝初平年间随父迁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 生卒年不详,大约是汉灵帝至汉献帝 (168—220)时期的人。张芝未出仕,一说是他有高韬之操,隐而不仕;另一种可能是英年早逝,仅活了三十多年,故他的事迹仅这样附在他父亲本传文末: “芝及弟昶并善草书,至今传传之”(《后汉书 ·张奂传》)。在其他古文献中,张芝的逸事也很少,仅两项,一是专精书艺,“池水尽墨”,“衣帛先书而后练”;二是说过一句话,“匆匆不暇草书”。这句话的含义,后来有不同的阐释,纷争的关键是,该断句成 “匆匆,不暇草书”还是 “匆匆不暇,草书”。
张芝的草书源自杜度、崔瑗,兹后自立一门,被庾肩吾 《书品》评为 “工夫第一,天然次之”,与钟繇、王羲之并列为“上之上”品。他与弟张昶被张芝私淑弟子韦诞称为草圣、亚圣。张芝的草法由其姐传给外孙索靖,构成了世传书系。与当时的卫门书系、蔡门书系、刘门书系(卫觊、蔡邕、刘德升)并立为四大书派,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尤在士人们中间形成 “草书热”。赵壹《非草书》对此现象有所披露。
张芝草书何故会产生如此轰动的社会效应?据说是因为他改造了章草体法,开创了今草体势,运笔下行,一笔而书,血脉相通,笔贯势连,隔行似断而不断,被称为“一笔书”。也就是说,张芝的草书打破了章草横势运笔的序列,以自上而下的行式为机制,创造性地运用了与之相适应的纵势运笔序列,协调了笔势运动(时间性展开)和行式序列(空间性展开)的艺术关系。传世张芝草书有五帖:《冠军帖》、《终年帖》、《今欲归帖》、《二月八日帖》和《秋凉平善帖》,均被收入《淳化阁帖·卷二》。唯《秋凉平善帖》为章草,其他四帖都是今草,而且是狂放的大草。
问题是《淳化阁帖》检辨不精,杂有伪迹,不少人只信《秋凉平善帖》,与当时章草相吻;其余四帖今草,恐难为东汉之迹。其实,汉代有今草,而且就在张芝的故乡。
西北地区出土的汉简中有大量的章草、今草墨书。《居延永光元年简》(前43)、《居延阳朔元年简》(前24)已是波挑分明的章草。七十年代初中期,在居延汉代甲渠侯官遗址中发现二万枚简牍书,其中有一完整的《建武三年甲渠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册,共三十六简,既有纯粹的隶书,又有隶、行、楷、草杂糅合一的书迹。《武威医药简》是1972年发现的,几乎都是草书,可谓 “点画狼藉”。传统的中医药方,均用草书开出,包括药名和数量,其渊源可从《武威医药简》窥知。这是值得一说的文化现象,即草书往往跟中医、道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医用草书写药方,一是可能跟治病之急迫有关,无暇用端正的书体;二则可能是为了保持药方的“秘传性”,一般人不识草体,药店抓药虽能读懂 “秘方”,却不一定懂得 “秘方”治何病。道家之士几乎都懂医道,道家画符如同写草书,也讲究一个“巧”字,即连笔状的“一笔书”。《世说新语》中就有说某人画符不巧的描述。所以,《武威医药简》草书面世,不是偶然的。其草书体态介于章草、今草之间,可与陆机 《平复帖》对照观之。
最有今草意味的是《居延永元编简》。此简册共七十六枚,用麻绳两道编结而成。前书 “入南书二封”一简,下注:“居延都尉九年十二月廿七日、廿八日、谨诣府。封完,永元十年正月五日蚤食时,时狐受孙昌。”简册纪事之时为东汉和帝永元五年、七年、九年、十年,所书内容是戍守此地某部的军事装备报表,即 “兵器册”。此书迹早于张芝近百年。
西北地区的草书即是张芝草书生成的背景,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至于张芝今草书所显现的草书发展趋向,显然就不是无源之水了。否定传世张芝今草帖的真实性,自无不可,但汉有今草存在的客观事实却是无法否定的。
张芝的草书源自杜度、崔瑗,兹后自立一门,被庾肩吾 《书品》评为 “工夫第一,天然次之”,与钟繇、王羲之并列为“上之上”品。他与弟张昶被张芝私淑弟子韦诞称为草圣、亚圣。张芝的草法由其姐传给外孙索靖,构成了世传书系。与当时的卫门书系、蔡门书系、刘门书系(卫觊、蔡邕、刘德升)并立为四大书派,在社会上有很大的影响,尤在士人们中间形成 “草书热”。赵壹《非草书》对此现象有所披露。
张芝草书何故会产生如此轰动的社会效应?据说是因为他改造了章草体法,开创了今草体势,运笔下行,一笔而书,血脉相通,笔贯势连,隔行似断而不断,被称为“一笔书”。也就是说,张芝的草书打破了章草横势运笔的序列,以自上而下的行式为机制,创造性地运用了与之相适应的纵势运笔序列,协调了笔势运动(时间性展开)和行式序列(空间性展开)的艺术关系。传世张芝草书有五帖:《冠军帖》、《终年帖》、《今欲归帖》、《二月八日帖》和《秋凉平善帖》,均被收入《淳化阁帖·卷二》。唯《秋凉平善帖》为章草,其他四帖都是今草,而且是狂放的大草。
问题是《淳化阁帖》检辨不精,杂有伪迹,不少人只信《秋凉平善帖》,与当时章草相吻;其余四帖今草,恐难为东汉之迹。其实,汉代有今草,而且就在张芝的故乡。
西北地区出土的汉简中有大量的章草、今草墨书。《居延永光元年简》(前43)、《居延阳朔元年简》(前24)已是波挑分明的章草。七十年代初中期,在居延汉代甲渠侯官遗址中发现二万枚简牍书,其中有一完整的《建武三年甲渠侯粟君所责寇恩事》册,共三十六简,既有纯粹的隶书,又有隶、行、楷、草杂糅合一的书迹。《武威医药简》是1972年发现的,几乎都是草书,可谓 “点画狼藉”。传统的中医药方,均用草书开出,包括药名和数量,其渊源可从《武威医药简》窥知。这是值得一说的文化现象,即草书往往跟中医、道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医用草书写药方,一是可能跟治病之急迫有关,无暇用端正的书体;二则可能是为了保持药方的“秘传性”,一般人不识草体,药店抓药虽能读懂 “秘方”,却不一定懂得 “秘方”治何病。道家之士几乎都懂医道,道家画符如同写草书,也讲究一个“巧”字,即连笔状的“一笔书”。《世说新语》中就有说某人画符不巧的描述。所以,《武威医药简》草书面世,不是偶然的。其草书体态介于章草、今草之间,可与陆机 《平复帖》对照观之。
最有今草意味的是《居延永元编简》。此简册共七十六枚,用麻绳两道编结而成。前书 “入南书二封”一简,下注:“居延都尉九年十二月廿七日、廿八日、谨诣府。封完,永元十年正月五日蚤食时,时狐受孙昌。”简册纪事之时为东汉和帝永元五年、七年、九年、十年,所书内容是戍守此地某部的军事装备报表,即 “兵器册”。此书迹早于张芝近百年。
西北地区的草书即是张芝草书生成的背景,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至于张芝今草书所显现的草书发展趋向,显然就不是无源之水了。否定传世张芝今草帖的真实性,自无不可,但汉有今草存在的客观事实却是无法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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