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然状的山崖上刻书,留书法于天地自然中,是中国特有的景观,气势雄伟壮观可与日月同辉。东汉崖刻集中在三处:陕西省褒城县石门,陕西省略阳县和甘肃省成县,均与沟通中原西出之栈道有关,是记事颂功德之文,为研究古代交通发展史不可或缺的第一手资料。奇险壮伟的山势,开凿栈道的宏业,为崖刻书提供了深层的文化背景;崖壁空间之大在所有的书写材料中为最,这些都是形成崖刻书艺术特色的重要因素。气势博大的崖刻,似乎就是这壮观的自然与人工伟力所合铸的艺术结晶。
        《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东汉明帝永平九年(66)刻在石门崖壁上,南宋时被晏袤发现,曾自刻释文和题记于刻石后,后来被苔草封没。清代陕西巡抚毕沅为撰关中金石记而搜访,再度得以发现,遂传于世。此刻石,随石势而布,字形大小由之,参差错落而行气融贯,结体宽博,间架疏而通,但点画之势劲敛而不疏,力贯笔端,以横平竖直的简朴和粗细均匀的瘦劲示人,波挑不显,以平出之法写隶体,不见人力之美,但见自然之质。
        《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简称《石门颂》,东汉桓帝建和二年 (148) 刻在石门崖壁上,是为杨孟文 (名渔)再次开通褒斜栈道所作的纪功刻石。石刻共二十三行,每行三十字或三十一字,布局大致齐整,显露出一种精心之力。其书刚柔相济,笔势左右跌宕,气势开张,波挑用缓笔提送,似棉裹金勾,运笔似依石势而动,平直中隐带起伏,有一种飞动的飘逸感,体势侧重于横向展示,是崖刻中的杰作,被康有为推为逸品第一。其后,北朝王远《石门铭》楷书即在其旁,法乳其纵横跌宕之逸气,与《石鼓文》合称 “三石”书。

《石门颂》

        《司隶校尉杨淮表记》,世称《杨淮表记》,东汉灵帝熹平二年(173)刻在石门崖壁上。杨淮是杨孟文长孙。杨淮乡人卞玉在途经石门时,有感于杨氏一门对开凿栈道的功绩,撰文表记,书迹是否也出自卞玉之手尚难论断。书风介于上述两崖刻之间。
        石门三崖刻,前后百余年,不知书刻者为何人,但艺术气息前后相通,个中道理不能不令人暇想。崖刻有否先经书丹这一操作程序?在那陡险的地势上,让书写者站在脚手架上书丹,是要有些勇气和体力的。是否有这种可能,未经书丹,由刻石老手直接镌刻而成。若是这样,前后书风相承是很合情理的,因为刻工书艺是一种职业性的世传,子承父业,徒承师传。同时,当地的地域文化、地貌态势也是孕育这种博大气势和超人胆略的最好温床。
        《武都太守李翕西狭颂》,刻于灵帝建宁四年(171),仇靖书,是为表颂李翕修治西狭险路之功绩所刻崖书。字大三寸许,共二十行,每行二十字,简称《西狭颂》。《郙阁颂》早刻一年,也是表颂李翕修治陕西略阳县西30里析里桥栈道而书,文十九行,每行二十七字,仇佛书,仇靖撰。此两崖刻,虽不在一处,却在同一地区,为同一件事同一人而记刻。特别令人瞩目的是刻有书者和撰者姓名,两汉刻石书罕见有书家落款。而仇靖、仇佛为何人,史无记载,历代书论中也不见其名。《西狭颂》落款:“……从史位下办仇靖字汉德书文。”说明文章和书法均出自仇靖之手。仇靖、仇佛同姓,恐怕也不是无缘之两人,疑为兄弟。观其书风似出一路,字形方整,结体茂密,点画雄浑厚实,力能扛鼎,以一种宏大的雄健之气摄人心魄。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把颜真卿书法和《郙阁颂》联系起来审视,确实是独具慧眼的。

《西狭颂》

        汉代文化以气势和精丽并存为特征,汉赋即为代表。在造型艺术中,如建筑、雕塑、绘画等,较多地倾向于恢宏的气势,但漆器、织绵等工艺又非常精丽。汉代隶书,重气势者以崖刻为代表,重精丽者以东汉碑刻为代表;崖刻多在西北黄河中游地区,碑刻多在黄河下游孔学发源地山东;崖刻以开拓性的业绩为背景,碑刻以尊孔的孔学为背景。这两者书风有异的另一个原因是书法载体本身的不同,即壁崖和碑石,在书法布局上碑石形制需有一定的规范性,而崖壁似乎没有这种无形的约束力,为恣肆的笔势运动提供了驰骋的自由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