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学的书法教育有一定的师徒传授关系,因而也就有了师法与家法的问题。一般说来,师法是指书法师承关系的祖师爷是书法教育的源;而家法是指后学者各具风貌,自成 一家传授给弟子,是书法继承与发展的流。从书法教育的历史来看,魏晋时期是书法教育中师法向家法的转变时期,在此时,正草隶篆行五大书体都已成熟,后来成为书法教育的两条主线,南派书法与北派书法由于文化环境的不同,所造成的不同书风在书法艺术的自觉时期都已显著。以后无论是从哪朝、哪代、哪 一书家开始学起,最后均穷其根源追溯到南派、或北派。南派书法以王羲之书法为宗,以悟为主,“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阮元《南北书派论》)。后人学习大多从唐代书家欧阳询起,或虞世南起,或元赵孟頫起,然后上溯到隋代的释智永,再是南朝梁萧子云,再就是齐的王僧虔、羊欣,再就是王献之,最后上追到王羲之。虽不一定逐个逐个,但这条承传有绪的路线是确定的。
        北派书家以碑为主,书法教育遵循篆隶、八分、草书遗法,长于碑榜。由钟繇、卫瓘、李靖,始传之于北魏崔悦、卢谌。谌传子偃,偃传子邈、悦,悦传子潜,潜传子宏,宏传子浩,皆以隶草世代相传。后来黎广向司徒崔浩学习楷书与篆书得其北派之法。《北史·窦瓘传》云:“北宗诸碑,及台殿楼观,宫门题署多遵书。”遵北派书法教育的书家还有卢谌第六代卢伯源,善草隶的刘懋、王由、庚道、裴敬宪;善隶书的沈法会、窦遵、李思穆等等。其间流传至今,影响最大的是王远、郑道昭的书法。毕沅《关中金石记》云:“远不以书名,而《石门铭》超逸可爱。”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将《石门铭》列入神品,且评之云:“《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 《石门颂》、《孔宙》等碑,皆夏殷旧国,亦与中郎分疆者,非元常所能牢笼也。”而郑道昭的 《郑文公碑》及云峰山石刻,更是古今奇观,难怪康有为先生情不自禁赞叹曰:“体高气逸,密致而通理,如仙人啸树,海客泛槎,令人想象无尽。”(康有为 《广艺舟双楫》)北齐有姚文标工于楷隶,很多人拜其为师,另外还有工书的韩毅,特别是博学有才辨的学者颜之推,成为北派中以善草隶于尺牍的名书法家。北周有善于碑榜的赵文深,善草隶的萧慨、窦广大等人都承传北派的书法。之后的隋唐北派仍承传有续如隋代善草隶的虞世基、房彦谦、杨素、卢昌衡等,这些书家在记载他们的书籍中没有一句话说曾学习过南派二王体系书法的,直至唐代,由于唐太宗李世民的提倡南派王书才一手遮天,南北均学王书。宋明由于“阁帖”盛行,官方的、私人的刻帖均以南派王书体系为宗。从此,书法教育逐渐放弃了中原北派的古法,以优美、润丽为宗。一直到清末阮元、邓石如、包世臣、康有为、李瑞清等人的提倡,北派碑学才又成为书法教育的内容,其影响风靡一时,正如康有为所云: “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书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康有为 《广艺舟双楫》)
        师法和家法的私学教育,最早来源于经学教育。中国的经学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中最重要的教育内容,无论是开办官学,还是私学都以经学为主要课程。选拔人才、设置科举也是以经学为主要考试科目。西汉时经学初兴、藏书始出,纸还没有发明,而经学编注甚多,各家说法不一,口授传抄,唯恐讹误,因此弟子必须严格遵守老师传授,这样就产生了师法。皮锡瑞 《经学历史》云: “前汉重师法,后汉重家法,先有师法,而后能成一家之言。师法者,溯其源,家法者,衍其流也”。也就是说,在西汉之时,凡一经的大师得到朝庭尊信,立为博士,像董仲舒那样地位的,那么他所传授的经说,便可成为师法,再传下去,他的弟子更为章句,又可以发展成小的派别,这就叫家法,例如 “颜氏公羊”、“严氏公羊”便是。中国书法教育最早也是遵循这种方法。
        南派以二王书法为主要内容,特别是到了宋明时期为正宗,完全排斥北派。董其昌 《画禅室随笔》云: “今当以王僧虔、王微之、陶隐居大令帖几种为正宗,馀俱不必学”。董其昌的书画南北宗的体系,以及褒南贬北的思想对书画界影响颇大,他的所谓正宗的观念,一是他认为南派是文人的书画,而北派是工匠的书画,所谓“文则南、硬则北”,充分肯定了以文人士大夫、高人逸士为阵营的南帖运笔的闲适,潇洒秀润,文秀平淡的风格,而贬斥以贵族和从属于贵族的工匠为主要队伍的北碑刚性的线条形式,认为其缺乏柔润和平淡天真的韵味,快猛躁动。二是董其昌认为南帖“古人神气淋漓翰墨间,妙处在随意所如,自成体系”,“字之巧处在用笔,尤在用墨;然非多见古人真迹,不足与语此窍也”。而北派的碑傍多是刻石不可能完全泯灭棱痕,所以难免 “笔笔在纸素成板刻样”。
        董其昌推崇南派而否定北派的思想最主要是来源于他的禅宗中以南宗为正统的思想。
        南派帖学以王羲之书法为宗。《兰亭序》表现出王羲之一种旷达放荡、纯任自然的思想,一种身与物化虚静恬淡,澹然无极风尚,其书法也是一种平淡天真、萧散简远、柔润混和、虚松空灵、自然天成的风格;而北派碑傍却是刚性的线条,精工而乏于弹性、锐利的圭角,以气势胜,而天趣不足,看上去是着意的创作,而不能于尺牍之间顺心所欲地抒写胸中意趣。
        书法私学教育在大规模学校教育未建立之前,一直承担着几乎全部的教育任务。中国古代书法教育从未中断,而且还有相当的发展,特别是官学中几乎全无启蒙的教育,蒙童的书法教育几乎全由私学来承担。但是这种私学书法教育也必然带来一些弊病,即 一开始学哪一家的书法,便往往决定其终身,但这又不是学生自己所决定的,而是由教育者决定,每位老师又沿其自己的师说,而不是根据学生不同的情况决定。在唐宗帖学以后,北碑遭到极大的冷落,从而使书法教育在其间产生了很大的偏向。而清末碑学兴起,一拥而上全都学习碑刻、墓志。书法教育极力贬斥、讨伐帖学、使帖学教育产生了断档。直到现代的书法教育才逐渐认识到必须遵循碑帖结合书法教育新路,才能开创新时代的书法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