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法教育中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家族世传。书法艺术在家族世传的过程中获得充分的艺术个性化、风格化和流派化,并且家族世传培养了一代代的书法家,这些都对书法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书法的家族世传首先要追溯到魏晋时期的几个世族大家,其中最早也最具典型意义的是魏晋时期的卫氏家族书法的世传,从中可以窥视古代培养书法家的一些轨迹。
        卫氏是现河南安邑一带的一大家族,书家辈书,世传四代而不衰。由卫觊初创,经卫瓘、卫恒父子而确立,卫夫人发展光大至具有独特的书风倾向、一系列的理论建树和一整套的书法教育体系。
        卫觊的生卒年月史载已不详,据陆侃如考证,大约生于公元155年,卒于229年,《三国志》云: “(卫觊)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所传书迹唯存《受禅表》。对《受禅表》历来学者有异议。《全三国文》编纂者严可均、清大学者康有为、现代学者胡小石、马宗霍等,依据《古文苑》所载的《闻人牟准卫敬侯碑阴》文,认为是卫觊所书。魏王之所以能堂而皇之地禅位立国,就是根据《上尊号》和此《受禅表》这两篇体现 “群臣民意”的奏文。这两篇均出自卫觊之手。本传载:卫觊在文帝即王位时“徒为尚书。顷之还汉朝为侍郎,劝赞禅代之义,为文诰之诏。文帝践阼,复为尚书,封阳吉亭侯”。卫觊作为开国重臣,亲自书碑《受禅表》,又假钟繇之手书碑《上尊号》,正如马宗霍所言:“甚时钟繇之名既重,敬侯卫觊本工古文,复擅八分,独与元常抗席。魏之开国两碑,《尊号奏》及《受禅表》,遂以分属钟卫。” (见马宗霍 《书林藻鉴》)
        卫觊当时的书名与钟繇并重,在史载和书论中时常可见。《三国志·管宁传》载:“(胡昭)善史书,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焉。”王僧虔在 《论书》中说: “张芝,索靖,韦延、钟繇、二卫并得名前代,古今既异,无以辨其优劣,惟见笔力惊绝耳。”虞世南《笔髓论》也谓其:“蔡邕、张索之辈,钟繇、卫、王之流,皆造意精微,自悟其旨也。”虽然王僧虔和虞世南都是王氏书流的嫡传书家,但他们不但不讳言卫氏之名,反而赞许推重卫氏,把之与张芝、钟繇并称,这是颇有意味的。王羲之曾言早年跟卫夫人学书徒费时间,认为书法与张芝、钟繇并提抗衡的只有他自己,其他书家他 “均不在意”,这与王僧虔、虞世南的看法不大一样。
        卫觊开卫氏家族书法之流派,在他的教育下,儿子卫瓘、孙子卫恒使卫氏家族书法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影响所及大江南北。
        卫瓘,《晋书 ·卫瓘本传》谓其: “学问深博,明习文艺与尚书郎敦煌索靖俱善草书。时人号为一台二妙。汉末张芝善草书,论者谓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索靖乃张芝姐之孙,可谓是书法世传中的又一现象。卫瓘“采张芝法,以觊法参之”。可谓 “杂交”出优。筋肉之别,自当筋胜于肉。《晋书 ·索靖传》说:“瓘笔胜靖,然有楷法,远不能及靖。”作为书法创作,得法仅是基础,有笔有筋才有意趣。所以梁武帝 《草书状》说: “(草书)其先出自杜氏,以张为祖,以卫为父,索、范者伯叔也,二王关系可为兄弟,薄为庶息,羊为仆隶。”这是很有见地的名次排列。因为张芝草书并不以法为胜,卫瓘以笔、筋取之,正体现了张芝草书的艺术精神。梁武帝是极力推重钟、王书法的第一位帝王,他却在草书的史评上置卫瓘于二王父子之上,充分地肯定了卫瓘在草书上的贡献。
        如果说卫瓘主要是在书法实践上发展了卫氏书法的话,那么书法传到卫恒则主要是在理论上确立了卫氏家族的书法。
        卫恒,《书后品》把他和杜预并称,《书断》云: “其古文过于父祖,体含风雅,调合丝相,捋异钩深,悠然独往,博深古今文字。”《晋书 ·卫恒传》所载的 《四体书势》,是许慎《说文解字》之后又一篇书体发展史论著作,所征引蔡邕 《篆书势》、崔瑗 《草书势》赖以传世不至泯灭。其中《古文字势》、《隶书势》及“四势”之间的述语论评,体现了卫氏书派的理性见识,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书家的承传关系,从理论上肯定了书法世传教育这一文化现象,从而为卫氏书派的确立完成了理论建设。
        卫氏书派的第四代传人是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卫夫人本名卫铄,字茂漪,是卫恒族弟卫展的女儿。《书断》云卫夫人是 “廷尉展之女,弟恒之从女”,郑杓、刘有定 《衍极并注》和陶宗仪 《书史会要》也说她是: “晋廷卫展之女。恒之从女”。
        卫夫人继承了卫氏书派的实践和理论并重的艺术传统精神,并总结了一套书法教育的体系——《笔阵图》。她的书法不恪守家法,以开放性的精神接受并融化了蔡邕、钟繇的笔法。《书断》云: “隶书尤善,规距钟公。碎玉壶之冰、烂瑶台之月; 婉然芳树,穆若清风。”唐人 《书评》称其书法如 “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女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海浮霞”。羊欣称卫夫人 “善钟法”。陶宗仪说她受法于蔡琰。卫夫人虽不可能直接接受过蔡琰的笔法教育,但蔡琰曾嫁给卫氏家族的卫仲道,蔡、卫两家族世传书法得以交融,卫夫人间接地吸收了蔡邕、蔡琰、钟繇的书法,至此卫氏家族书派在卫夫人手上可说是融汇诸家之长了。卫氏家族书法在家法渊源的基础上,逐渐参入张芝、蔡邕、钟繇这三家书法,构成了卫氏家族书法教育的开放性和兼容性的艺术体系。这也正是卫氏家族书法艺术精神之所在,也是卫氏书法世传源远流长的根本所在。
        卫氏书法世代相传,并以开放性的书法教育思维方式,融合了张芝、蔡邕、钟繇书法的艺术因素,在书法实践的同时注重理论建设,从而使卫氏书派成为书法史上最早自成体系和成熟的一大艺术流派,为世人所效法,影响深广。江式《论书表》云:“臣六世祖琼,家世陈留,往晋之初,与父应元俱受学于卫觊古篆之法,……数世传习,斯业所以不坠。”《北史·崔浩传》载:“崔悦与卢谌,并以博艺齐名,谌法钟繇,悦法卫瓘,而俱习索靖之草,皆尽其妙。”江、崔两氏为北方两大世家,均世传习卫氏书派。
        王、谢、郗、庾是晋王朝的四大家族,大多传习卫氏家族书法。王羲之从伯父王导 “以师钟卫,好爱无厌。”(王僧虔《论书》)王羲之亲伯父王“书为右军法”、“为右军之师”(庾肩吾 《书品》),“工于草隶飞白,祖述张、卫遗法”。(张怀瓘 《书断》)王羲之的父王旷 “与卫,世为中表,故得蔡邕书法于卫夫人,以授子王羲之。”(陶宗仪 《书史会要》)王氏家族在羲、献父子书风尚未成熟之前,均笼罩在卫门书派之下的。
        庾氏家族早年也是学卫氏书法,《书断》云“(庾)翼善草书,”《述书赋》曰: “名齐逸少,墨妙所宗”。当时庾翼瞧不起王羲之书法,当庾氏家族子弟慕习羲之书法时,他气恼地骂道:“小儿辈乃贱家鸡而爱野雉”。可见庾氏书法与王羲之所创立的新书风是明显不同的。但当庾翼看到王羲之用卫氏书法风格写的章草书时,他欣喜万分,言如见张芝书。卫瓘得张芝之筋,可见庾氏家族也是推重张芝、卫瓘书法的。
        郗愔是郗筌长子,王羲之是他的姐夫,他的书法,《书断》云: “善众书,虽齐名庾翼,不可同年,其法遵于卫氏……”郗愔比庾翼晚一辈,但书名却与庾翼并肩,与羲之平辈,书名却在其上。郗家书风恪守卫门书派。还有一个佐证,东晋吴郡人杨羲,书名当时与羲之并称海内,但他“以郗氏为法,不学右军父子”。(见董其昌《画禅室随笔》)
        世家子弟在文化传统的接受上,各有其家学渊源,这种文化显性表现是世家之间除血缘郡望之外的又一种重要的区别。
        谢家书法渊源何在?书论、史料记载不详,《书断》云:“安学草正于右军,尤善行书。”但米芾《谢帖赞》却说:“不繇不羲,自发淡古。”可见谢家书法也自有家风,不尽类钟王。
        王、谢、郗、庾,其中三大家族的书风源自卫氏家族书法,也就是说在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书法尚未成熟之前,他们均在卫氏书法的羽翼之下。
        对王羲之开创新的书法风格有重要贡献的是卫夫人,虽然王羲之自述中云:“予少学卫夫人书,将谓大能。及渡江北游名山,见李斯、曹喜等书,又之许下,见钟繇、梁鹄书,又之洛下,见蔡邕《石经》三体书,又于从兄洽处,见张昶《华岳碑》,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日耳。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焉。时年五十有三。”其实,王羲之跟卫夫人学书法正是在卫氏书法艺术精神的感召下,以开放性、兼容并蓄的教育思想,广取博收卫门之外书法,到晚年超越了卫氏书法,自成面目,对此卫夫人是有艺术预见的: “此子必蔽吾书名矣。”
        王羲之自卫氏书法中来,不仅在书法实践上超越了前辈,开创了新的世纪,被后人誉为 “书圣”,且在书法理论上和书法教育上也是继承卫氏书法的观念,并加以完善。传世的王羲之《书论》、《题卫夫人〈笔阵图〉后》,和 《王羲之教子敬笔论》都重视笔、墨、纸、砚书写工具材料的相互关系和艺术作用,强调意在笔先,发人意气的创作思维,辩证地把握了缓急、疾涩的笔势运动和笔力的筋、骨、肉关系。这些都是在卫夫人《笔阵图》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完善的。例如卫夫人认为,不知书源,不闇于书理,“不师古”而 “缘情弃道”、“学不该赡”、“闻见又寡”才 “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神”。王羲之按此书法理论和书法教育思想,实践艺术,并重探理,兼容古今,通会达道,走上了开门立派的成功之路。
        卫氏从卫觊书法的“草体伤瘦,笔迹精绝,”(见张怀瓘《书断》)到卫瓘书法的“天姿特秀,若鸿雁奋六翮,飘摇乎清风之上,率情运用,不以为难”,到卫恒书法的“流转多矣,纵任轻巧,流转风媚。刚健有余,便媚详雅,谅少俦匹”,“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见袁昂《古今书评》)其书法演变的特点是由质而渐趋今妍,到卫夫人更是 “如插花舞女,低昂美容,又如美如登台,仙娥弄影,红莲映水,碧沼浮霞”。几乎是丽媚到了极点。媚,在魏晋时期是一种特定的审美风尚,并非如韩愈所言“羲之俗书趁姿媚”那样跟“俗”有关联。魏晋文人士大夫推崇的是一种“朗朗如日月之入怀”、“双眸闪闪若岩下电”、“濯濯如春日柳”的一种女性般的阴柔之美,大概有点类似西方美学中的 “优美”这一审美范畴。《世说新语》云: “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浮云,矫若惊龙。”所以这里的“媚”应该说是一种赞美之辞。
        王羲之发展了卫氏书法的艺术特征,并没有一味在卫夫人的丽媚趋向上承衣钵,而是将卫氏书派不同时期的艺术特点辩证地加以学习,融合起来,再有机地学习其他书法的艺术特点,使汉魏诸家不同的艺术风格融汇起来蜕变为一个新书体,从而使王羲之书法通古贯今,文质相合,正如唐太宗所言的: “详察古今”、“尽善尽美”。
        王羲之书法的这种开拓创新精神,也使他的书法教育不守一家一法的限制,培养了王献之这样的书法人才,使王氏书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王献之在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对其父的书风不够满意,张怀瓘 《书传》载: “子敬年十五、六时,常白逸少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颇异诸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兹后,献之于书颇自矜重,并以为胜父。谢安曾问他: “君书何如君家尊?”答曰: “固当不问”。谢安说:“外人论殊不尔”。他却说:“外人那得知”。(见孙过庭《书谱》)这种超迈的语言不就是从他父亲“始知学卫夫人书徒费年日耳,遂改本师”那里学来的吗?就是凭这样的艺术精神,使王献之书法并称于父,“二王”也就成了王氏书法的代称,以至后代的书风不出其二人左右,统领东晋以后书坛。
        明项穆 《书法雅言》云: “书至子敬,尚奇之开矣。”王羲之书法正奇相参,以正为主。而王献之的书法扬奇出新。南朝宋齐时小王书名盖过其父大王,朝野上下竞相学习王献之书法,如南朝宋时的书法家,羊欣、孔琳之、薄绍之、谢灵运均模宪小王;齐时的王僧虔、张大隐均来自于小王,直到梁武帝推崇钟繇、王羲之;又唐太宗扬大王而抑小王,才有所改变。“二王”乃是王氏世家文化的典型化和代称,其影响是非常广远的。
        唐诗、宋词、晋书法、汉文章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独特的意义,而魏晋时期的书法家族世传为魏晋时期书法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这不仅在于这些家族当时都是名门望族、门阀名士,还在于他们的意兴、提倡、研习才使得后来的帝王们普遍推崇,使书法成为代表中华民族的艺术,而且家族世传培养了一大批书法人材,并开始从此为专业传授后代。
        唐代有欧氏书法传其子欧阳通,《书小史》载,通早丧父,母徐教以父书,惧其坠,尝遗钱使父遗迹,通乃刻意临仿,以求售,数年书晋于询,父子齐名,号大小欧阳。《述书赋》云:“学有大小夏侯,书有大小欧阳。父掌邦礼,子居庙堂”。唐代的颜真卿出身于书香门第,五代祖颜之推,是南北朝有名的学者。他的书法过去认为是从 “二王”而来,或完全从张旭而来,但自从北朝 《颜谦妇墓志》 出土以后,才使很多的学者恍然大悟,墓志中的“颜”、“妇”等字,与四百年之后颜真卿的书迹有神似之处,颜真卿也是承袭了他祖先的书风,而开创了盛唐时雄强茂密浑厚刚劲的时代书风。宋代的苏舜元(字才翁)与其弟苏舜钦(字子美),均以书法闻名宋初。刘克庄 《后村题跋》云:“二苏草圣,独步本朝!裕陵绝重才翁书,得子美书辄弃去。”而宋代的文学世家苏洵、苏轼、苏过三代书法也是世传不衰。《书史会要》云: “老泉之书法,气韵有余,蜀人不能书,元祐间轼以字画名世,其实滥觞于洵。”《鹤山题跋》云苏东坡与其次子苏过 (自号斜川居士) “斜川侍坡翁至儋耳,父子相对,如霜松雪竹,坚劲不摇,而作诗结字,乃尔润丽”。元朝的书法世家著名的有赵孟頫与其妻管道升,其子赵雍、赵奕,以及赵孟頫私生子俞和、其外孙王蒙的赵氏书派,对后世书法有极大的影响。明朝早期有沈度、沈粲兄弟和沈度之子沈藻的书法。后有吴门书派的文征明、文彭、文嘉影响遍及吴地,跟随学习者无数。清代不仅是在书法实践上家族世传,而且在书法理论上也有家族世传,典型的是自称“不能为人祖宗,亦当与古人弟昆”的蒋衡一家。阵彬和的《中国文字和书法》载其尝手书 《十三经》,凡八十余万言,十二年而成。其子蒋骥嗣其家学不仅工书法,而且著《读书法论》以扬其家传书法理论。而蒋骥之子蒋和更是书学承其祖法,著书立说,完成 《书法正宗》、《汉碑隶体举要》。
        书法教育中的家学与世传在现代社会仍然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与书法人才成长的家庭环境、艺术修养有着密切的关系。书法艺术家的培养是与人的其他方面如学问、思想,以及个人修养相适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