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人甲骨文书风以时序演变倾向为特质,构成纵向的五大时期,同一时期的贞人书契之间,当然也存在着差异,从而构成横向的不同书风表现。这种纵横交织的书风演变倾向,在金文中尤为突出。金文书风的纵向时序演变有各种不同的分期观。现综合诸说,结合横向的考察,分述如下。
        第一时期为商金文和西周前期金文。商金文很少,铭文也不长,长达十几字或几十字的铭文多见于帝乙、帝辛时期,其书风一如同时期的 《宰丰刻骨》。如 《其卣》,委婉圆转的笔画,朴茂自然,多见肥壮的痕迹。西周前期包括武王、成王、康王三代,受殷人书风影响,金文书风亦以朴茂自然的肥壮笔画见长,在铭文增多、章法空间日益拓宽的现象中,显现了一种阔大气派,如属武王时期的《天亡簋》、属成王时期的《令簋》,都表现了这种气派。但统观这一时期的金文,从点画结构到笔画形象,从章法布局到艺术气息,存在着同一的倾向性,即不见过多的人工修饰痕迹,一任手书的原来状态。笔画中段肥厚,两端略呈尖状;字形大小随结构复杂度而忽大忽小,布局也随之而变,几乎难以察知人工摆布的痕迹,给人一片浑然的天籁之感。

《天亡簋》

        康王时期的《盂鼎》,铭文长近三百字,可谓此时期的宏文巨制,其书风在点画形质上未见多变,但字形结构和章法布局已明显得到了人为的控制,出现了较为清晰的序列感,意味着周人书风的出现。

《盂鼎》

        第二时期为西周中期和晚期,自昭王至幽王,是周人书风确立、成熟、发展及其多样化表现的时期。此时期的金文,点画中带有突兀性的肥笔逐渐消失,点画两端和中段也日益匀整,显得线条匀净,字体结构日趋方整匀落,章法秩序也日益明朗,字距行距清晰。这种规整、和谐、静穆的书风表现了周人礼法秩序的完善和确立,当然也是书体演变向线条化发展的结果。如恭王时的《墙盘》、宣王时的《虢季子白盘》等已在笔画形质、体态章法上显现出小篆化的倾向,无疑是金文制作者的精心之作,表现了一丝不苟的艺术功力,与礼器的文化要求合和为一体,也是礼法秩序对其潜在的影响。
        说周人书风的艺术多样化表现,可举《毛公鼎》、《散氏盘》为例。厉王时的 《散氏盘》,文十九行,共三百五十字,是矢散两国划定疆界的盟约。其字体结势一反常见的长方形纵势,而呈扁方形横势,与后出的战国时期的楚长沙帛书十分相似;其点画,不讲究平整,相向竖画之脚或左长右短、或左短右长,横画或左低右高、或左高右低,不可端倪,错落摇曳。结字笔画密度,常置于字的下半部,给错落摇曳的笔画动感以稳实的基点。点画交接处,方圆转折并用,任其手书的原貌。章法潇潇洒洒,如满天星斗,似不经营,又见匀均,是人工匠心和自然天成的巧妙融合。总体上给人一种欹正相生、自由活泼的艺术感,非常富有生气,风格独特。

《散氏盘》

        《毛公鼎》又是另一种风格。其文三十二行,长达四百九十七字,是至今所见的最长的一篇金文,为周宣王策命毛公,委以政务,整肃纪纲,兴革政治的策命文。铭文依鼎势而布,纵横有序,从宏伟的整体中给人一种庄重严整的感觉。字形大小划一,结构纵方。点画在左右方向上似乎受到严格的控制,显得严谨,在上下方向上则显得舒展轻松,擒纵自如,笔脚齐整,不见错落,字势平整,不见欹侧。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正书”的风格,典雅圆劲,有庙堂之气。

《毛公鼎》

        如果把 《墙盘》、《虢季子白盘》、《散氏盘》、《毛公鼎》等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审视,其不同的艺术风格,就更一目了然。仅章法布局就变化多端,各有特色,周人金文的艺术水平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时期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金文。西周铜器主要是王室的器皿,诸侯和王臣铸器者绝少,所以西周金文均出自王室史臣之手笔,其铸作也是王室的宫廷工匠,代表了当时的国家级艺术水平,当然也是周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春秋战国时期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周王室之器几乎绝迹,诸候和王臣之器大量涌现,其金文书风亦因地域文化特质的不同,而具有强烈的地方色彩。
        以齐、鲁为代表的东土金文书风,在儒学思想重礼崇义的背景下,有 “泱泱乎大国之风”。如春秋时的 《国差��》、战国时的《陈曼簠》,都是齐国金文,前者宽绰而柔动,后者方折而劲直,均以瘦劲的点画、疏朗的章法为特点,字体之内常见宽松之处,表现了一种内在的气度。
        以秦、晋为代表的西土金文书风,在法家尚武务实精神熏陶下,似乎无暇于“文”,承接了西周中晚期的书风,以方整的结体和纯正的线条,保持着文字的规矩,如晋国的《书氏缶》、秦国的《秦公殷》。它们的美,不作任何夸张,尽在严格的和谐对称之中,法度谨严,可与秦刻石媲美。
        以楚、越为代表的南土金文书风,处在道家浪漫尚气的氛围中,好发想象求文丽,书体奇巧而常带文饰,文字似乎不再是文字,而是一种可以作为艺术加工的对象,甚至出现了鸟篆之体,如《越王勾践剑》和《王子午鼎》,皆属工艺性、装饰性的美术书体。
        燕、魏北土金文书风,以茂密壮实为特征,如魏《郘钟》。中土诸国,在东西南北之间,金文书风似乎也受其不同倾向的浸淫,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如郑国 《叔上匜》有齐鲁之风,蔡国 《蔡侯申盘》有鸟篆书之态。
        综上所述,金文书风自殷末至战国,凡三变,经历了殷人书、周人书、诸侯书的演进。殷人金文在敬鬼神尊天地的神本思想文化气氛中,表现出浑然天成的自然气息,以一种外拓的意境为特质。西周初期的金文,因周文化尚未建立自己的统序,或自感落后于殷文化,以吸取殷文化为主,所以也表现出这种特质。周人书风的确立,以礼制文化对金文书的渗透为标志。“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礼记·表记》)以礼、德为文化主柱的宗法秩序,使周人书倾向于人事功用,从而趋于规整,表现了人工匠心的艺术功力,以内敛的意境为特质。诸侯书有各自的地域风格,是以士族文化和诸子百家学说为背景的,如果说殷人书、周人书是王室史臣之手笔,那么诸侯书可说是士族参政的结果。诸侯身边的史臣们,文化观念各不相同,又受各国地域风貌、民俗习性、物产经济等的影响,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审美观念和审美习惯,于是出自他们手笔的金文,也就难以一统了。
        金文之书风固然是由工匠参与铸作的结果,但从器具的形制、使用和花纹图形来看,很难想象是由工匠直接完成的,只有在具有高度文化艺术水平的史臣的总体设计下,包括提供金文书写的原本,工匠才能有所依据而作。所以金文书风是史臣们的书风,这些史臣就是当时的书法家。可惜几乎没有一个史臣在金文中留下姓名。
        工匠之书在金文中也有,那就是金文中的刻划书。随着铁器的使用,青铜铭文出现了直接的刻书,以战国时期为多。这种刻划金文,有着甲骨文的特点,瘦劲的手书痕迹,有草率,有恭正,有圆曲,有方折,显得活泼多姿,充满了生气,这在各国兵器铭文上表现得很充分。最能体现工匠之书艺术水平的莫过于《中山王方壶》和《鄂君启节》。《中山王方壶》,河北中山王墓出土,四面环刻,文长七百多字,章法布局规整划一,字形都控制在长方体内;点画瘦挺劲直,夹以圆转笔姿,细微处委婉曲润,起迄处时见刀锋,有装饰性的环圆,但又不是鸟篆书,恭正中见精美。《鄂君启节》,为战国时楚怀王发给受封在湖北鄂城的鄂君启的水陆通行符节,制成竹节状,且划有界线,通篇类似简册。文字铭刻后错金,是至今所见错金铭文最多的铜器。其书风,在界线中显得很有章法,纵横有序,行距较密,字距较疏。但细观其点画结构,却欹正相生,错落有致,绝无刻板之状,寓生动活泼于有序的章法之中,而且较多地保留了手书的动感,神韵盎然。这两件铭刻金文是否先有书丹,不得而知,但凿刻者必是工匠,而且是熟谙书艺的高级工匠,否则难以表现出如此高超的技能水平,因为落刀是无悔的!所以,这两位工匠是战国时期的无名书家,可与那些史臣、大夫书法家比肩。

《鄂君启节》

        如果说出于史臣、大夫们之手的金文书法也属于文化人世传书法的统序之内的话,那么铸作或凿刻金文的工匠也有一种世传的传统。前者作为一种文化教育手段,而后者则是一种职业手艺的世传习俗,两者都具有文化世传沿袭的功能,只不过在文化形态的表现层次上有所不同罢了。前者是一种文化知识和艺术修养,后者是一种获得衣食的职业技能; 前者世传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家族的荣誉和文化地位,特别是政治地位,后者世传的目的是为了继续能使这份手艺成为养家糊口的经济来源。形态虽有“雅”、“俗”之分,但实质相一致——保持家族文化的延续,方式相一致——口授手传。民间工艺的家族世传性跟士族世家的文化世传有着同样重要的文化意义。从这里的金文工匠开始考察,直到以后的历代刻石书工匠,均可谓代代相传相沿不绝,如果不是世传之举,就几乎难以解说清楚这种特有的文化现象。
        所以,金文书法从书风的有形显现上表现了艺术上的文化意义,特别是地域书风的出现,对以后书艺风格流派的地域性表现有着深刻的影响。而金文书法的文化隐性表现,可以工匠书及工匠参与铸作为代表。这种状况在无形中培养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民间书手。这是青铜文化时代有别于甲骨文化时代的关键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