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童的书法教育
我国古代教育中与私学教育密切相关的是蒙童教育,这也是书法教育的特有形式之一。
古代“小学”教育,一般指儿童十五、十六岁以前的学习阶段,称为“蒙童”教育阶段。这实际上已包括了一部分现在我们所理解的中等教育。“小学”教育的基本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是 “蒙以养正”或 “养正于蒙”,就是当儿童智慧蒙开之际及时施以适当的教育,启迪儿童,使之健康成长。
蒙童教育在汉代已基本成熟。由于当时官学招纳生员人数有限,并且兴废无常,而官学中又偏重中央的太学,所以很少有就学于官学的机会,特别是官学缺乏蒙童教育这一机构,因而贵族青少年、儿童基本上就学于私学,这样就使私学教育在数量上超过了官学,其中书法教育占更重要的地位。
汉代蒙童教育一般称“书馆”,教师称“书师”,学生学习一是字书,目的在识字、书写; 二是学习 《论语》、《孝经》,受思想教育。小学结业之后,即可以任小官,也可以在社会上谋求职业。要想深造就必须入太学或投更高一级的私学。
汉以前早就有字书,如秦时李斯作的 《苍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汉初,闾里之师将这三篇合并为一篇,仍称《苍颉篇》,但其中重复字多,后扬雄作《训纂篇》,并顺读《苍颉篇》,班固继扬雄之后又作十三章,经过他们的修改,才没有重复字。汉和帝永元中,贾鲂又作《滂熹篇》,后人遂以合并后的《苍颉篇》加上扬雄和贾鲂的字书合称《三苍》。全书早佚,在王国维的 《流沙坠简》中载有散存的《苍颉篇》四简,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字书,也是书法教育最早的课本。
汉代除了以上的字书外,另外还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元帝时史游仿《凡将篇》的体裁作的《急就篇》,文字内容主要是衣着、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种种应用字。这些文字用韵语把日常生活应用的字汇编在一起,既便于记忆,所写的字又切合实用。《急就篇》成为汉魏以后儿童的通用字书,至唐才逐渐衰微。后来我国编写的蒙童字书如《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便是以这种字书为范本。
与汉代蒙童教育多行于达官贵人的子弟不同的是,宋代已将其逐步推行到一般庶民子弟之中,接受教育的人数增加,教育的范围也扩大了。反映在蒙童教材上,由汉至唐、五代属于综合性的居多。在识字课本中,有道德思想,也有一般的知识。北宋以后的蒙童教材就有分门专写的倾向,有关于道德教育、历史故事、典章名物、诗歌歌诀,逐渐各有专书。蒙童在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大家都必读的课本后,有的就读 《名物蒙求》、《叙古千文》以及后来的 《龙文鞭影》、《幼学须知》等一类教材,有的直接读 《四书》学作对子,读诗与古文,准备应科举。这部分人的书法教育也要求适合科举的需要,否定狂怪的风格。另一些人则为一般手工业者、农人、商人、为略识文字解决实际需要用的,就再读些各种 “杂字”书,《名贤集》、《昔时贤文》、《五行杂字》等等。
这时期的蒙童教育或称小学,或称乡校、村学,或是由宗教设立的义学,或富有之家的家塾等。例如宋范仲淹为同族设立的义学,苏轼幼年所入的小学、陆游诗中所说的冬学,以及明何心隐所办的在宗族范围内的“聚和堂”,都可归入此类“学校”。这些私学的蒙童教育大多每日功课总是背书、授新书、作对、写字、读诗等项目,其中尤以背书、讲书(或只点句读而不讲解)和写字三项为最基本、最普遍。
蒙童学写字,要求写字姿势端正,态度认真,字画工整,学会研墨、执笔、铺纸等基本技能和习惯。朱熹在《蒙童顺知》中说:“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指拭几案,当令洁净,文字笔砚凡而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原作”,“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
蒙童教育注重 “豫”的原则。所谓的 “豫”,在这里已不是指悦乐的意思,而指事先作好准备,即从幼小时打好基础。程颐曾说教学之法以“豫为先,盖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则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者”。要通过幼时继续不断的练习,使儿童安于所习,这也是朱熹所说的“必使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簃格不胜之患”。即对儿童的教育,必须具体规定到言动视听行为举止上,身体力行,读书要精熟到如同自己要说的一样。
古代蒙童书法教育作为专门的功课进行,是从唐代开始的。在书法艺术还没有自觉,个人风格还不能成为一时的时尚之前,写字与识字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字书也就是书法教育课本,两者结合互相巩固,在书法教育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到了书法艺术的成熟以后,特别是唐代在李世民的倡导下以王羲之为 “书圣”,王字为正宗,朝廷上下竞学王字以后,民间则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书法为范本。如宋代的蒙童私学中,有的就用油纸摹欧阳 《九成宫碑》,然后再临习王书法帖的记载,称其为“由贤入圣法”。另外也是由于识字和写字的学习难易和顺序并不完全一致,学写字必须从基本笔画、基本字形和基本结构练起,识字却不能以笔画多少难易来安排。所以唐以后就把写字和识字分开,平行地组织教学,这是前人对写字和识字学习规律认识的结果,是书法教育法上的一大进步,为后来的书法教育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从教育史上看,课程范围划分的明确,是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
明清时的蒙童书法教育,不仅有专门的写字教材,或欧体、或颜体、或柳体、或赵体,而且有一整套的写字教法。
蒙童的书法教育步骤一般是教师首先教写字的姿势,要求头正,即头部端正,勿歪斜,头稍微向前; 身直,即身子要坐正直,两肩齐平,腰部挺起; 臂开,即两臂自然撑开,右手执笔、左手按纸,成均衡之势; 足安,即两脚自然地放平、踏稳,不要交叉或蜷腿或踮脚尖。然后教师手把手地“扶手润字”,即教学生握笔、立腕。老师让学生先描红,在双钩的帖上用笔写满; 进而跳格,老师写上格,下格为空格令学生依上面之字而写之; 然后是临帖,临帖又分照临和意临。照临,即一笔一画地写象; 意临主要是写出帖的风格规律和精神。在适当的时候才对学童讲执笔四要和运笔作字四法。要求学生首先学执笔要指实,就是指头尖端着笔管处要实在要紧; 二是掌虚,就是掌心及大拇指食指之间(俗称虎口)必须空虚,空虚了使用笔时,才能灵活;三是掌竖,手掌要立起来使笔与指面垂直; 四是腕平。执笔是书法学习的重要基础,执笔正确才能得心应手地书写,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学习执笔以后,怎样运笔作字也是蒙童学习书法中较难的问题,这需要反复练习,并随时随地加以注意,养成习惯。首先是逆锋起笔法,就是指笔欲右先左,欲上先下,使起笔时,笔锋通过逆入转折形成裹锋; 二是中锋行笔法,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 三是回锋收笔法,就是收笔时要用回笔,起到护尾的作用;四是提按法,凡起笔和收笔时都将笔按下,线条粗壮,凡在笔运行过程中就应相应提起,笔画较细。
古代“小学”教育,一般指儿童十五、十六岁以前的学习阶段,称为“蒙童”教育阶段。这实际上已包括了一部分现在我们所理解的中等教育。“小学”教育的基本理论依据和指导原则是 “蒙以养正”或 “养正于蒙”,就是当儿童智慧蒙开之际及时施以适当的教育,启迪儿童,使之健康成长。
蒙童教育在汉代已基本成熟。由于当时官学招纳生员人数有限,并且兴废无常,而官学中又偏重中央的太学,所以很少有就学于官学的机会,特别是官学缺乏蒙童教育这一机构,因而贵族青少年、儿童基本上就学于私学,这样就使私学教育在数量上超过了官学,其中书法教育占更重要的地位。
汉代蒙童教育一般称“书馆”,教师称“书师”,学生学习一是字书,目的在识字、书写; 二是学习 《论语》、《孝经》,受思想教育。小学结业之后,即可以任小官,也可以在社会上谋求职业。要想深造就必须入太学或投更高一级的私学。
汉以前早就有字书,如秦时李斯作的 《苍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汉初,闾里之师将这三篇合并为一篇,仍称《苍颉篇》,但其中重复字多,后扬雄作《训纂篇》,并顺读《苍颉篇》,班固继扬雄之后又作十三章,经过他们的修改,才没有重复字。汉和帝永元中,贾鲂又作《滂熹篇》,后人遂以合并后的《苍颉篇》加上扬雄和贾鲂的字书合称《三苍》。全书早佚,在王国维的 《流沙坠简》中载有散存的《苍颉篇》四简,这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字书,也是书法教育最早的课本。
汉代除了以上的字书外,另外还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元帝时史游仿《凡将篇》的体裁作的《急就篇》,文字内容主要是衣着、农艺、饮食、器用、音乐、生理、兵器、飞禽、走兽、医药、人事等种种应用字。这些文字用韵语把日常生活应用的字汇编在一起,既便于记忆,所写的字又切合实用。《急就篇》成为汉魏以后儿童的通用字书,至唐才逐渐衰微。后来我国编写的蒙童字书如《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便是以这种字书为范本。
与汉代蒙童教育多行于达官贵人的子弟不同的是,宋代已将其逐步推行到一般庶民子弟之中,接受教育的人数增加,教育的范围也扩大了。反映在蒙童教材上,由汉至唐、五代属于综合性的居多。在识字课本中,有道德思想,也有一般的知识。北宋以后的蒙童教材就有分门专写的倾向,有关于道德教育、历史故事、典章名物、诗歌歌诀,逐渐各有专书。蒙童在读完《三字经》、《百家姓》大家都必读的课本后,有的就读 《名物蒙求》、《叙古千文》以及后来的 《龙文鞭影》、《幼学须知》等一类教材,有的直接读 《四书》学作对子,读诗与古文,准备应科举。这部分人的书法教育也要求适合科举的需要,否定狂怪的风格。另一些人则为一般手工业者、农人、商人、为略识文字解决实际需要用的,就再读些各种 “杂字”书,《名贤集》、《昔时贤文》、《五行杂字》等等。
这时期的蒙童教育或称小学,或称乡校、村学,或是由宗教设立的义学,或富有之家的家塾等。例如宋范仲淹为同族设立的义学,苏轼幼年所入的小学、陆游诗中所说的冬学,以及明何心隐所办的在宗族范围内的“聚和堂”,都可归入此类“学校”。这些私学的蒙童教育大多每日功课总是背书、授新书、作对、写字、读诗等项目,其中尤以背书、讲书(或只点句读而不讲解)和写字三项为最基本、最普遍。
蒙童学写字,要求写字姿势端正,态度认真,字画工整,学会研墨、执笔、铺纸等基本技能和习惯。朱熹在《蒙童顺知》中说:“凡为人子弟,当洒扫居处之地。指拭几案,当令洁净,文字笔砚凡而器用,皆当严肃整齐,顿放有常处,取用既毕,复置原作”,“凡写字、未问写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笔一画,严正分明,不可潦草”。
蒙童教育注重 “豫”的原则。所谓的 “豫”,在这里已不是指悦乐的意思,而指事先作好准备,即从幼小时打好基础。程颐曾说教学之法以“豫为先,盖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则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者”。要通过幼时继续不断的练习,使儿童安于所习,这也是朱熹所说的“必使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智长,化与心成,而无簃格不胜之患”。即对儿童的教育,必须具体规定到言动视听行为举止上,身体力行,读书要精熟到如同自己要说的一样。
古代蒙童书法教育作为专门的功课进行,是从唐代开始的。在书法艺术还没有自觉,个人风格还不能成为一时的时尚之前,写字与识字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字书也就是书法教育课本,两者结合互相巩固,在书法教育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到了书法艺术的成熟以后,特别是唐代在李世民的倡导下以王羲之为 “书圣”,王字为正宗,朝廷上下竞学王字以后,民间则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书法为范本。如宋代的蒙童私学中,有的就用油纸摹欧阳 《九成宫碑》,然后再临习王书法帖的记载,称其为“由贤入圣法”。另外也是由于识字和写字的学习难易和顺序并不完全一致,学写字必须从基本笔画、基本字形和基本结构练起,识字却不能以笔画多少难易来安排。所以唐以后就把写字和识字分开,平行地组织教学,这是前人对写字和识字学习规律认识的结果,是书法教育法上的一大进步,为后来的书法教育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从教育史上看,课程范围划分的明确,是符合教育发展规律的。
明清时的蒙童书法教育,不仅有专门的写字教材,或欧体、或颜体、或柳体、或赵体,而且有一整套的写字教法。
蒙童的书法教育步骤一般是教师首先教写字的姿势,要求头正,即头部端正,勿歪斜,头稍微向前; 身直,即身子要坐正直,两肩齐平,腰部挺起; 臂开,即两臂自然撑开,右手执笔、左手按纸,成均衡之势; 足安,即两脚自然地放平、踏稳,不要交叉或蜷腿或踮脚尖。然后教师手把手地“扶手润字”,即教学生握笔、立腕。老师让学生先描红,在双钩的帖上用笔写满; 进而跳格,老师写上格,下格为空格令学生依上面之字而写之; 然后是临帖,临帖又分照临和意临。照临,即一笔一画地写象; 意临主要是写出帖的风格规律和精神。在适当的时候才对学童讲执笔四要和运笔作字四法。要求学生首先学执笔要指实,就是指头尖端着笔管处要实在要紧; 二是掌虚,就是掌心及大拇指食指之间(俗称虎口)必须空虚,空虚了使用笔时,才能灵活;三是掌竖,手掌要立起来使笔与指面垂直; 四是腕平。执笔是书法学习的重要基础,执笔正确才能得心应手地书写,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学习执笔以后,怎样运笔作字也是蒙童学习书法中较难的问题,这需要反复练习,并随时随地加以注意,养成习惯。首先是逆锋起笔法,就是指笔欲右先左,欲上先下,使起笔时,笔锋通过逆入转折形成裹锋; 二是中锋行笔法,令笔心常在点画中行; 三是回锋收笔法,就是收笔时要用回笔,起到护尾的作用;四是提按法,凡起笔和收笔时都将笔按下,线条粗壮,凡在笔运行过程中就应相应提起,笔画较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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