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书法,当然首先是对历史上的重要作品,以及它们所代表(或者说表现)的精神生活具有深刻的感悟和理解。书法是深深契入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一种文化现象,它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民族的感觉——思维方式。中华民族异常重视同实际事物接触时的具体体验,而对词语概括各种经验时对感性内容的删略、忽视深为不满,这种心理在中华民族“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语言观中得到集中的反映,由此,人们从对语言表达感性体验的不充分性而发展出帮助储存、表达的一些图象形式,书法和易象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两种。从这里很容易看出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一个特点:重视感性体验,而设法避免思维的抽象化、形式化。涵泳于往日作品的情境氛围中往往会使人深深沉入它所蕴含的感觉——思维方式中。这对一位书法家会产生什么影响,不是此文讨论的范围,对一位研究者来说,尤为重要。
        研究工作除了“进入”,还必须能够“化出”,研究者必须置身于现象之外,清理它的历史线索,剖析它的心理根源,弄清楚它与周围情境一切可能的联系,以及它的适用范围、产生影响的原因和方式等等。如果不能做到这些,那就根本不是研究,而是一种朴素的“追随”——作为一位学者,这种 “追随”意义何在呢?你能用孙过庭、黄庭坚等人所使用的方式,再说出点同样有价值的东西来吗?如果不能,还有必要说些什么,写些什么?
        一位研究者必须同时掌握另一种思维方式,现代思维方式,这是超越研究对象、超越自身必不可少的前提。许多人根据一些并不严谨的文章竭力反对引入传统之外的方法、观念,而根本不去了解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思维方式。
        人们说话、行文、思考,虽然未必意识到它符合哪一种规则,但客观上总是遵循着一定的逻辑法则的。——这是人类思想交流的基础。任何社会,都存在一种彼此默认的通行的逻辑法则,今天普遍通行的逻辑法则主要源于西方文化中的古典形式逻辑。它通过现代语言、自然科学,给每一位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们打下了深深的烙印。一位接受过现代教育的人,不论他怎样沉入传统文化中,也无法抹去他思维方式上留下的印记。在这一点上,“纯净”的传统几乎是不存在的。
        现代人类为改变理性的结构付出了艰巨的劳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构成了现代思维方式的基础。如《当代思维方法》一书所言,当代思维方法应当是综合当代各种哲学方法论成就的一种方法,其基础“可能是现象学方法”,“在分析所存在之物及其存在的同时,——考虑到人类的可错性——广泛地运用语言分析,并最后求助于归约科学的成果”。这是一位当代哲学家的一家之言,它未必会在某一天成为人类共同默认的思维规则,但它具有相当程度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它表明当代人类正在为建立一种新的更合理的思维规则而努力。社会接受一种思维机制当然尚需时日,但学者们作为人类精神世界的建造者,早已把其中的主要内容作为彼此交流的共同基础。书法理论难以进入当代学术领域的对话中。思维基础的巨大差异,即为根本性的原因。书法研究者们必须重新审察自己思维方式所处的发展水平。
        任何学术研究都有它内在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中国哲学和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者在这一点上的思考,足以作为我们的借鉴。
        不少论者认为,中国哲学研究本世纪以来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表现在为中国哲学所做不遗余力且意蕴深奥的辨解中,代表人物以梁漱溟、熊十力为首,但是这次体系重建工作欠缺对中国传统进行批判性且巨细无遗的探讨及检视。第二阶段以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为代表,他们无不以半生之力专志于西方的理解及诠释工作,他们对中国传统的解析及铺陈也趋于更实在、更精密的方向,为后世的承继者开拓了一条精致雅驯的理解大道。但他们的抽象思维能力仍未得到充分的发展,无法真正完成中国哲学现代重建的任务。第三代中国哲学家以傅伟勋、成中英等为代表,他们既充分认识到中国哲学所包含的巨大价值,有过深入的体验,又长期接受严格的西方哲学训练,他们既承认前一辈中国哲学家的成就,又决不回护其不足。他们力图通过“高层次的哲学反省”,用现代语言重新建构中国哲学,并且已经取得初步的成绩。
        这一代中国哲学家充分表现出对自身历史使命的自觉意识。我认为所有关心中国文化现代命运的人们,都可以从他们的著作中得到启发。从他们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出一位现代学者应有的知识结构和开放胸襟。
        如果将二十世纪的书法理论也作一划分,第一阶段以沈尹默为代表。第二阶段以宗白华为代表。沈尹默以传统的训诂方法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对传统进行了认真的解说,但无论是在宽度、深度、严谨性上,都留下了大片空白;而宗白华以其对西方美学、文学的深厚修养,使他的解说超出了传统理论框架的束缚,使我们能从传统中读出更丰富的内容,也为中西视觉艺术的比较开拓了一条道路。
        由于书法理论研究缺乏专业人员,也缺少一个专业教学体系,研究工作缺乏连续性。每一阶段都是以个别人物的少量论述承担某种历史的责任,各阶段之间也没有严格的内在联系,同时,也无法在研究中建立一套有效的学术规范。这些原因,造成了近十年书法理论驳杂的局面。一方面,一部分研究者承袭沈尹默那一阶段所使用的方法,但又始终不明白这一阶段的性质与使命。同时还缺少那一代人的传统文化修养,因此论说往往是前人论点的复述,错误的理解也屡见不鲜;另一方面,还有一批以深入阐释传统为己任的研究者,凭臆想得出结论,如“八卦是书法的起源”等等,努力从古代文献中寻找依据,但方法根本错误;或者重新拾起阴阳、太极等工具,企图据此建立一套现代书法理论,他们对中国哲学领域已取得的进展视而不见。——这些,在其它学术领域已经非常罕见。此外,还有一些希望使书法理论更富有现代精神的研究者,热心于应用现代方法,如系统论、心理分析、统计方法等等,但是由于他们对这些方法及其哲学基础缺乏深刻的认识,在方法的选择及运用上,都有程度不同的误解,往往把这些方法的使用看得过于简单轻易。轻率地使用这些方法,是不能促进理论进展的,它有时还会损害这些方法——甚至与此有关的所有当代思想。一般系统论的创始人贝塔朗菲就说过,不要把开放系统理论“随意地扩大到与其概念不适合的领域中去”,它的“局限和欠缺对于一个不满二、三十年的研究领域来说是在意料之中的”; “由于把在某方面有用的模型弄成某种形而上学的实在和 ‘无他’哲学,因而使人失望,这在人类思想史上是屡见不鲜的” ( 《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方法的确立是一回事,而运用的艰难则是另一回事。任何方法运用于具体问题,都需要通过繁重、周密的思考,而且并不总能取得成功。
        由那些粗率的运用和引入引起的非难、批评,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人们不应着眼于那些并不严密的论说,而应认真关注首先提出那些概念、方法——你所不熟悉、不赞成的概念、方法——的权威著作,要讨论就与那些著作的作者去讨论。这样,或许能使我们较多地看到一些有价值的文字。
        书法理论面临复杂的局面,许多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需要弥补,然而目前阶段的工作,无疑仍是对传统的深入解说。
        作品有个阅读者的问题,理论同样有个阅读者的问题。理想的书法理论阅读者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是胸襟开阔,敏感而热爱思考,对人类“已经存在”的一切艺术和理性的成就都不陌生,对传统文化深有感悟。同时又接受过现代艺术、现代理性的严格训练。——许多研究者会觉得这是过于苛刻的要求,与目前实际读者群的状况相去太远。但事实并非如此。当然,理想读者不过是今天所有关心书法艺术的人们最优秀品质和素养的集合。
        世界上既然“已经存在”这一切品质和素养,它没有道理不出现在我们的读者群中。一位严肃的研究者绝不会把高水平的读者排除在自己的读者群之外,而且。这些“理想读者”对我们来说,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是判断理论价值的理想人选。
        “理想读者”的存在,使我们在规定自身任务时必须考虑到“已经存在”的人类一切精神成就。因此,今天对传统的解说具有它特殊的要求。其一,在所有陈述中都必须考虑到有关学科已经取得的进展;其二,尽一切可能寻求书法与其他文化现象的可靠联系,并由此找到把书法传统阐释与当代学术联系起来的道路;其三,尽一切可能利用现代理性手段对传统进行深层剖析; 其四,其他学科,其他民族学者所获得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如果与某种书法现象不符合,必须在研究中进行透彻的思考。——这种思考往往能引出重要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