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艺术在各个时代的诸种“力”的共同作用下,按自己的历史逻辑发展演变。在推动书艺发展的“合力”之中,各时代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往往给予时代书风以深刻的影响。如汉代的儒学之于八分书,晋代的玄学之于行草书,唐代的经学之于唐人书法,宋代的理学之于宋人书法,等等。陈康先生在《书学概论》中曾揭示过政治思想与各时代书风的关系,其云:
        汉代崇尚儒术,言行不苟,争尚气节,所以有八分的雄劲傲节,端方正直,谨敕笃行,表现儒家思想的现实性。晋代尚玄学,草书的抽象飘逸,拓略不羁,正足以代表。唐人治经学,注重名物训诂之学,疏证繁博,后世无比,故其书,茂密谨严,精深博雅。宋代治经及理学,故其书简易抽象,意态百出。
        这些论述对我们很有启示。从儒学与时代书风来剖视,那末儒学给予汉代与唐代的书法以特别鲜明的特征,烙下深刻的印记。限于篇幅,这里仅评述儒学与汉代的书风,或亦可以悟通其它,比照观之。
        汉初书法是秦代书法的延伸。刘邦从鏖战中得天下,一切先重恢复原观;汉因袭秦代,于文物无暇创作,缺少新的理趣,法度。因此汉初的书法是沿循秦之旧辙,并无大异。如西汉石刻中的 《广陵中殿题字》,篆书刻字,一如秦篆。《赵廿二年群臣上寿刻石》为文帝时物,笔势尚方折。《鲁北陛石题字》为景帝时物,个别字写成带有篆意的隶书。而如陕西兴平县霍去病墓石刻字,一石为篆书,一石为隶书,两书并列。总之,西汉石刻篆书,未脱秦代小篆范畴。而西汉金文如《龙渊宫鼎》、《寿成室鼎》、《长扬共鼎》、《黄山共鼎》、《安成家鼎》等,均是承袭秦权量小篆的书风。近人马宗霍先生曾认为,此阶段“未能出法家书体之范也”。“秦以法为教,隶书又作于狱吏,成于刀笔,施于案牍,固法家之书也。非惟法家用之,其体险劲刻激,亦有类于法家焉。萧何本秦法吏,故为汉草律,遂以法家书为课士之最目,而开一代之则。历文、景、武、昭、宣,复皆杂霸为政。贾谊欲文之以礼乐未能也。治既尚法,故终西京之世,内而朝廷,外而郡国,亦尚法家之书。”(《书林藻鉴》)汉初书风其体险劲刻激,有类法家。
        在以后书艺的发展中,汉代各体都已产生,如分书、章草、楷书、行书、草书等,而以八分隶书为其时代最典型的书体。八分书是指东汉带有波磔的隶书,显著特点是质朴自然,端方正直,雄劲傲节,气魄雄浑。许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透视到儒学与八分书的密切关系。八分书,所以为儒家之书,是因为八分书反映出汉代儒家的那种精神、风度、气概,表现出儒家思想的现实性,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方法,故八分书是在汉代儒学兴盛中绽开出来的一朵奇葩。汉书坛的八分书,它的韵律和意境最值得留意,其中留下许多汉代儒学的胎记。
        八分书的韵律和意境反映出汉时代的强大和儒学的复兴气象。汉碑的节奏韵律是全新的。分书最突出的是一种波磔(或称波挑),以横画言,欲右先左形成蚕头,继以右行,最末则先顿之,再笔锋展开向上挑出,形成一波三折的节奏韵律。于是在汉碑中形成了波挑翩翻、俯仰飞动的波磔奇观。分书的波挑相背成势,左右映带,上下俯仰,如翚斯飞。这种优美的律动,形成上升飞翔之势,正是多种波磔的韵律汇合。显见,汉隶的结体又大都采用了扁平的横向结构,如《张迁》、《礼器》、《乙瑛》、《孔宙》、《夏承》、《华山》皆然,当然也有取纵势的,如 《裴岑》、《景君》等,然而汉碑多横。这种横向扁平的结体恰恰与相背的波挑契合。横向扁平的结体使字的重心降低,使左右的、上下的波挑翩翻、俯仰建筑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是一种力的平衡,且是表现为飞举运动中的力的平衡。又如果把汉隶每字分成左中右三部分的话,那末左右背势的飞动、与中间的安静,便形成一字中间动——静——动的节奏;而隶字整个视觉与知觉是动中有静,静中有动,以动为主的向上飞举的运动。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汉碑中其余的不同于秦篆的新的节奏韵律。汉隶中竖画显得短细,劲遒内含,横画显得长肥,飘逸施展,便错综成短长间,肥瘦间、张弛间的节奏韵律。籀篆都为圆弧之笔,分书则或用方笔,或施圆笔,或方圆兼之,便又有一种变化厕于节奏韵律之间。分书的布白多纵横行,然就疏密论之,《曹全》、《孔彪》则字小而疏,《校官》、《赵圉令》则字大而密。而一碑言之,亦有疏密,往往上半密而下半疏,若《张迁》、《衡方》即是。此由就石上书丹时,不便循文为序。依碑排文,横列而下。书上半时易大而密,书下半时易小而疏。形虽不一,转增变化之趣。这也是汉碑与小篆刻石不同之处,即在整齐中含参差,于人工中见天趣,是又一种变化韵律。
        汉碑的韵律,是以波动为主的多种节奏变化的和谐统一,是古文字书史阶段 (即商甲骨文、周金文、秦小篆)所未见的。汉碑的韵律是一种创新,凝结着汉代书家的审美理想,表现出一种特有的艺术意境。
        首先,汉碑书法中的强烈的运动、波挑俯仰的韵律,显现雄奇飞动之美。似乎历来评汉碑的专家无不赞赏汉碑的雄奇飞动。如:杨守敬云 《杨震碑》,翩若惊鸿,矫若游龙;方朔云《裴岑纪功碑》,其书雄劲生辣,真有率三千人擒王俘众气象;康有为云《景君碑》,古气磅礴;张祖翼云 《石门颂》,雄厚奔放之气;而 《孔宙碑》,“无一字不飞动”; (杨守敬云) 《衡方碑》“方古中有倔强气”;(何绍基云)《夏承碑》“字特奇丽”;(王澍云)《孔彪碑》,“用笔沉着飘逸”; (李瑞清云) 《樊敏碑》 “遒劲古逸”。(孙退谷云),等等。我们已分析过汉隶中的波挑翩翻是构成新韵律的关键。这种创新的韵律,具有丰富的内容,蚕头燕尾的波挑,是一个力量的蓄积、表现,乃至进发的过程,同时表现出速度的变化,势的变化。那些最后的高高扬起的波挑,让我们体味到从压抑到挣扎,最后终于解脱出来的自由感。汉隶波挑的俯仰运动展示了内在的沉厚的力度,展示外焕的飞举之势,是一种赋予了灵感的运动力。
        比较能更深刻地说明问题。甲骨文的契刻线条多方折,未能很好传达笔意。两周金文已能体现笔意,那触目的填实笔画、夸张式的人与物的象形曲线以及两头锐出的捺刀式的肥笔也表现出力与势。它较之甲骨文的方折契刻含有丰富的意兴,激射出一种勃发的原始生命力和雄健恣肆的神采,并且又积淀着那一时代一种祭祀时的浓重的宗教情绪。然而这是半神话时代的似醒未醒的朦胧灵感。秦代的小篆把外射的力变成内蕴的力,用圆弧形的线条结构一个个篆字,似是一种紧锢,象征着一种高压。一个个小篆整齐排列,便似看到一座座静静的山,一致的陡度,一致的高度,也有一种美感,但缺少灵动的想象。然而汉隶的出现犹如江河奔泻,破毁小篆的形体结构,变圆为方,变曲为直,变繁为简,一切痛快淋漓,冲坍一座座静静的山。汉隶求解脱的呼声,就在她新的律动中可以倾听到;这种挣脱罗网束缚的表现,也就在她新的律动中可以清晰地看到; 这种一经挣脱出来扬眉吐气的自豪感,也就在她的新的律动中洋溢着。
        汉碑的雄奇飞动之壮美,正是从汉社会的具体形象里通过美感来摄取的。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迅速发展上升的时代,经济的繁荣、政治的开明,军事的强大,文化的发达,教育的重视,正传达出一种壮阔飞举的时代、社会的律动,表现出汉时代的雄伟的气势和生生不息的创造力。而其中儒学又得以复兴!秦始皇时“焚书坑儒”,儒家被禁锢。到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书家一展身手,表现出扬眉吐气、高昂奋发的情志,又表现出书艺中的创新和智慧。我们可以醒悟到汉碑的强烈运动、波挑俯仰之壮美意境,正是阔大的时代之景与境,正是那一时代儒学复兴,儒学者以奋发精神投身社会的情与景的融汇,在汉碑的形象后面正有着许多深刻的思想意义,正可以获得巨大的审美享受。汉隶的韵律和意境反映出儒家的人格、风度、思想。汉碑的意境中有一种肃括浑穆的韵味。慧眼独具的汉碑学家又无一不敏锐地体验到这种韵味,并且唱出赞歌。试举《乙瑛碑》为例。此碑记汉鲁相乙瑛请于孔庙置百石卒史执掌祭祀之事。宋张稚圭目此碑为钟繇书,但核之时代,非钟书甚明,清方朔跋此碑云:《乙瑛》立于永兴元年,在三碑(韩敕、史晨)为最先,而字之方正沈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何绍基云: 朴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分隶偶成》云:“字特雄伟,如冠裳佩玉,令人起敬。”宗庙、百官以至冠裳佩至的君子形象,都喻出一种肃括浑穆的韵味。王澍就曾评 《韩敕》(亦即 《礼器碑》) 云: 唯《韩敕》无美不备,以为清超却又遒劲; 以为遒劲,却又肃括。特别是《熹平石经》,为正定六经文字,确立典则,由大儒蔡邕书写。祭此书中锋行笔,藏头护尾,浑厚凝重,其结体方整匀称,疏密互宜,巧富变化,典雅清新。如此等等,汉碑确是从方正、沉厚、有规律的运笔、结体中(如上已分析过扁平结构的重心,动静动的韵律等)给人以一种肃括浑穆之美。然而,古代书论的评点跋语式的特点和其它众所周知的原因,历来的汉碑评论还没有揭示这种肃括浑穆美后面的深刻内容,从而获得更多更大的美学享受。这就如同直觉到壮美而未进一步深究其内蕴一样。
        汉碑之肃括浑穆的意境,又是儒家理想的人格、风度的融汇中摄取出来的。如上所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汉代兴起了表彰儒学、大办太学的浪潮。汉武帝就是把儒学从百家之中超升出来而尊之为经的元勋。光武中兴,这位在新莽时代学《尚书》于长安的豪强地主,笃好儒术,并以“儒门正宗”自诩,自汉武帝创立官办太学至东汉,前后三百余年,太学教育人数由五十人,扩大到三万人,如此发达的太学教育事业,在世界古代史上是罕见的。汉碑从中摄取大致两方面的精蕴。其一,是儒家的中庸之道。汉隶是深得中庸之境界的。汉隶既无虫篆结构之繁,又无草书之极简,是得其简繁之中庸;汉隶既无虫篆运笔之迟,又无草书运笔之速,得其迟速之中庸;虫篆规矩森然,草书流于诡,规矩难寻,汉隶则得其法度之中庸;虫篆气势太含,草书气势太露,汉隶则又厕其中;虫篆使用面不广,草书使用面也狭,隶书则为广大的普通人士所使用,也得其中庸。这是汉隶与虫篆、草书之比较。其实成公绥的《隶书体》已精辟地揭示“虫篆既繁,草藁近伪,适之中庸,莫尚于隶”,可谓得其三昧之说。然而,汉隶内部也显示出中庸之美妙。波挑的翩翻与扁状结体重心下降,是动静得其宜之中庸;波挑的左右开张与中间的紧结,波挑的上下俯仰与中间部分的稳固,又是动静得其宜之中庸。其二,汉碑中结体的方正、沉厚,动静得宜,正是儒家的理想人格风度中提炼出来的审美意象。《论语·子张篇》云: “君子有三度,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君子之俨、温、厉的穆穆之风,给汉代书家以无限的想象和美感。在汉碑中,我们感到气宇的充和,容止的雍穆,古雅朴拙的如盛德君子般的审美意味。由此可见汉碑中肃括浑穆的意境美,正和两汉的雄伟的经学场面和才艺兼美之士对于儒学的潜心趋归相联系的。
        汉碑雄奇飞动之壮美和肃括浑穆之美,是汉碑意境中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这两者是水乳一般交融在一起。因此汉碑的意境是那样的深邃、融彻,给千百年来的艺术家以深刻的启示和巨大的审美享受,而这一切又与儒学密切关联的!
        汉代的儒学给时代书风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如果说历史由“正—反—合”发展着,那末魏晋时代随着玄学的兴起,晋人又视行草为最适合表达自己自由心灵的本法样式。然而唐代隶书复兴,似乎又与儒学、经学的再次复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儒学复兴的时代特点已和汉时代不同,其隶书已不像汉人那般气厚、雄壮、飞动,而是另一种时代风貌。一直到清代隶书又有一次复兴,是否又与汉唐之学的振兴,朴学的兴起有关呢?儒学的历史、书学的历史给予人们这许多的问题和启示。我们这里仅是观其一斑,如若能逐一剖视,进而浑观,更当发现儒学对时代书风影响的各种情况,发现许多书学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