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阮元作《南北书派论》及《北碑南帖论》之后,包世臣起而响应,一时尊碑卑帖,重北轻南之论风靡天下,然而刘熙载却能不随波逐流,折变各家,以其自身的体验分析南北书派,故能持比较公允而客观的态度。他对鄙视南派之书者加以驳斥,以为南派的成就并不低于北派:“《集古录》谓 ‘南朝士人,气尚卑弱,字书工者,率以纤劲清媚为佳’,斯言可以矫枉,而非所以持平。南书固自有高古严重者,如陶贞白之流便是,而右军雄强无论矣。”他以为南书中也不乏佳作,如 《瘗鹤铭》即是,刘氏说: “《瘗鹤铭》用笔隐通篆意,与后魏郑道昭书若合一契,此可与究心南北书者共参之。”又评南朝萧子云书曰:“索征西书,世所奉为北宗者。然萧子云临征西书,世便判作索书,南书顾可轻量也哉!”可见南派书法中大有可与北朝之书相颉颃者,故绝不可轻视南朝之书。因而刘氏以为碑和帖的用途不同,故其风格自然有别,他借欧阳修 《集古录》中的话说,帖 “率皆吊哀、候病、叙暌离、通讯问,施于家人朋友之间,不过数行而已”。故帖大多随意挥洒,逸趣天成。而碑的内容往往是“高文大册”,故自以庄严浑厚为其特征。他将南朝之所以碑学不盛的原因归结到晋初之禁立碑,以为: “向使南朝无禁,安知碑迹之盛,不驾北而上之耶?”他以二王为南派之祖,对羊欣、王僧虔、萧子云的书法也都加以肯定,以为“渊源俱出二王”,说明他对南派之书未尝厚非。
        刘熙载对北朝之书也作了高度评价,他说:“北朝书家,莫盛于崔、卢两氏。”并引 《魏书·崔元伯传》说明崔、卢二氏世代长于书法,故他以为“观此则崔、卢家风,岂下于南朝羲、献哉!”刘氏将自唐以来重南轻北的现象归咎于唐太宗、唐明皇及宋太宗等君主的提倡南书,其说虽未能揭示书法发展的全部原因,却也不失为切中肯綮的分析,故于南北二派之评价中以为两派各有所长,不可轩轾。其言曰:
        篆尚婉而通,南帖似之;隶欲精而密,北碑似之。
        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然北自有北之韵,南自有南之骨也。
        南书温雅,北书雄健。南如袁宏之牛渚讽咏,北如斛律金之 《敕勒歌》。然此只可拟一得之士,若母群物而腹众才者,风气固不足以限之。
        论唐人书者,别欧、褚为北派,虞为南派。盖谓北派本隶,欲以此尊欧、褚也。然虞正自有篆之玉筋意,特主张北书者不肯道耳。
        他以南派之书溯源到篆,北派之书溯源到隶,又以为南派之书流衍为虞世南,北派之书流衍为欧阳询、褚遂良,可知南北二派在书法发展史上都有其重要的价值。而且南、北二派在书法审美上也各有其特征,所谓“北书以骨胜,南书以韵胜”,“南书温雅,北书雄健”,都分别道出了南北书风的特征。然而这样的分析并不意味着北书无韵,南书无骨,而只指其各有所长而已,善书者能不受风气的限制而兼取众长。因而在刘氏看来,南北书风代表了中国书法整体的两个侧面,各有各的特色,而它们又是互为补充,互相交融的,这在当时主张南北书派判若冰炭的风气中是颇有见地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