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泳(1759—1844),字立群,号梅溪,梅花溪居士、台仙。江苏金匮(今江苏无锡)人,居常熟,官候选府经历。蒋宝龄《墨林今话》曰:“梅溪工于八法,尤精隶古。”齐学裘《见闻随笔》曰: “钱梅溪能诗、工书,缩本唐帖,至其分书,一味妍媚,不求古雅,名虽远播,终不近古。”著有 《履园丛话》,其中有不少涉及书论。
        钱泳的论历代书法,体现了乾嘉汉学之风影响下对书法史的新认识。钱泳认为学篆书须通《说文》,当时能工篆书者则推钱坫、孙星衍二家,钱、孙即为著名的汉学家。至于隶书,他更明确地说:“或问汉人隶书碑碣具在,何唐、宋、元、明人若未见者?余答曰:犹之说经,宋儒既立,汉学不行。至本朝顾亭林、江慎修、毛西河辈出,始通汉学,至今而大盛也。” ( 《履园丛话·书学》,下同)直接以清代隶书的复兴归功于汉学家之提倡,故其于当时能隶书者推重翁方纲、桂馥、钱大昕、伊秉绶、黄易诸家,他们都为一时好古博学之士。对于正行等书体,钱泳则接受了阮元书分南北与碑帖不同的说法,以为北朝书法乃为唐人所从出,也体现了金石之学对书论的影响。由于这种时代风气的熏染,钱氏对书史的认识往往不同于前人,有不少新见,分述如下:
        以钟鼎文为书法之本源。钱氏所处之时代甲骨尚未发现,最早而最可信之文字莫过于钟鼎。钱氏本着考据家的征实精神,对传世的大篆,如《周宣王石鼓文》、《诅楚文》等未敢轻信,故其论篆专取小篆,而在小篆之前,则欲溯源于钟鼎。他以为:“惟周钟、周鼎,及尊、彝、壶、爵、 卣、 鬲、斝、觯、觚、敦、簠、簋、盉、、 匜、盘之文,尚有可据。虽后世亦有依式仿造者,而其铭文之古奥,字画之精严,决非后人所能伪作。故读书者,当先读六经,为文章之源流;讲篆隶者,当先考钟鼎文,为书法之源流也。”周代钟鼎文字既最为可靠,又书法精严古奥,故宜为学篆、隶者之本,钱氏这种对钟鼎文的肯定,不仅反映了当时金石学对书法的影响,其本身也启导了清代后期书法艺术中学摹钟鼎文字的风气,直接导致了追求金石老辣之气一路书风的产生。
        以六书为本的尚古倾向。钱氏论书具有较明显的尚古倾向,他以篆书的造字法——六书作为衡量各体之书的依据,遂得出今不如古,书体代降的结论。其言曰:
        隶书生于篆书,而实是篆之不肖子。何也?篆书一画、一直、一钩、一点,皆有义理,所谓指事、象形、谐声、会意、转注、假借是也,故谓之六书。隶既变圆为方,改弦易辙,全违父法,是六书之道由隶而绝。至隶复生真行,真行又生草书,其不肖更甚于乃祖乃父,遂至破体杂出,各立支派,不特不知其身之所自来,而祖宗一点血脉亦忘之矣。老友江艮庭征君常言 “隶书者六书之蟊贼”,余亦曰 “真、行、草书又隶书之蟊贼也”。
        隶书简化了篆书的字形,改变了篆书的笔画,故六书在隶书中已不复存在,而真、行、草书更与隶书不同,完全抛弃了篆、隶的笔法。钱氏以为篆、隶为真、行所汩没,就象成年人忘却了天真的童心一样,钱氏以为四、五岁的孩子“笔笔是史籀遗文,或似商周款识,或似两汉八分”,显然是过份夸大的说法,然而体现了他以天真纯朴为古法的主张。就以隶书而论,他以为汉隶一碑有一碑之面貌,原因就在于它们出自天然,是汉人率真个性的表现。而唐人的隶书千篇一律,失去了自然的风貌,虽有意求工,但已与汉隶不可同日而语,因“唐人以楷法作隶书,固不如汉人以篆法作隶书也”。其中虽明显具有贵古贱今的倾向,但其对汉、唐隶书高下优劣的评骘还是颇有见地的。
        书分南北二宗。钱泳于嘉庆甲戌 (1814) 得见阮元《南北书派论》一文,深受其影响,故也力倡书分南北之论。所述大体发挥阮氏之见而已,其于碑帖二途严加区别,可与阮元之论相发复。他说: “碑榜之书与翰牍之书是两条路,本不相紊也。董思翁云: ‘余以 《黄庭》、《乐毅》真书放大,为人作榜署书,每悬看辄不佳。’ 思翁不知碑、帖是两条路,而以翰牍为碑榜者,那得佳乎!古来书碑者,在汉、魏必以隶书,在晋、宋六朝必以真书,以行书而书碑者,始于唐太宗之《晋祠铭》,李北海继之。北宋之碑尚真行参半,迨米南宫父子一开风气,至南朝告敕碑碣则全用行书类。总之,长笺短幅,挥洒自如,非行书、草书不足以尽其妙;大书深刻,端庄得体,非隶书、真书不足以擅其长也。”他从书体上严碑帖之别,以为碑用正隶,帖取行草,可以说是发展了阮氏北碑南帖的理论。因而他将帖学与碑学的不同仅视为书体的区别,故未是丹非素,厚此薄彼。他说: “吾侪既要学书,碑版翰牍必得兼备,碑版之书其用少,翰牍之书其用多,犹之读三百篇,《国风》、《雅》、《颂》不可偏废,书道何独不然。”可见他以为行、草的用途远较正、隶为广,故不可忽视帖学,与后来重碑者之卑帖不同。
        尊唐卑宋。钱泳以为唐人之书传自六朝,学有所本,而宋人变乱古法,杂出己意,故其论书中有强烈的尊唐卑宋之倾向。他说:
        有唐一代崇尚法书,视其结体用笔,亦承六朝旧习,非率更、永兴辈自为创格也。今六朝、唐碑具在,可以寻绎。
        他以为唐人不失六朝之格法,犹存古意,而宋四家中,苏、黄、米都学古而未能醇,未足取法,以为 “学之不可医也”。蔡襄则太拘束,故他于宋人之书几欲一笔抹倒。他说: “今之学书者,自当以唐碑为宗。唐人门类多,短长肥瘦,各臻妙境;宋人门类少,蔡、苏、黄、米,俱有毛疵。学者不可不知也。”这种理论一方面体现了钱泳崇古尚法的思想,另一方面也为清季轻帖卑宋者提供了理论依据。
        钱泳对历代书法的评论之外也还有不少值得重视的论书见解,如他极重小楷,以为“工书者不精工小楷,不能称书家”。又以为书法不足以见人品,一反历来以为书品出于人品的主张,强调了艺术的独立性。他认为临古欲求形似,“求其形似尚不能,况不形似乎!”这些主张都能与前人或时人立异,体现了他不愿苟合他人的论书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