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渭(1521—1593),字文长(初字文清),别号田水月、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等,浙江山阴 (今绍兴市)人。少有才名,为邑诸生,师事王阳明之门人季本,总督胡宗宪招致幕府,以草《献白鹿表》负盛名。渭知兵,好奇计,曾作《拟上府书》、《拟上督府书》等,极论抗倭之计。其天才绝伦,诗、文、书、画、戏曲,无一不精,然他自己说: “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汤显祖 《徐文长传》引)他的字奔放奇崛中不乏妍媚,不拘固常而野趣天成,故明张岱说: “青藤诸画,离奇超脱,苍劲中姿媚跃出,与其书法奇崛略同。……余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 《跋徐青藤小品画》)可知其书画贯通,并以书画表现其桀骜不驯之精神。
        徐渭是一位颇有叛逆精神的人物,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在徐渭身上已初露端倪。他本人无视传统与礼法,敢于作离经叛道之论,故其诗文书画中无一不充满着强烈的个性特征。他的书论主张抒写性情,有自己的面目:
        非特字也,世间诸事,凡临摹直寄兴耳,铢而较,寸而合,岂真我面目哉?临摹《兰亭》本者多矣,然时时露己笔意者始称高手。予阅兹本,虽不能必知其为何人,然窥其露己笔意,必高手也。优孟之似孙叔敖,岂并其须眉躯干而似之耶? 亦取诸其意气而已矣。( 《书季子微所藏摹本兰亭》)
        临摹前人贵在不失自己的个性,不必求其点画酷肖,而在得古人意气,故他要求书画能表现自己的情感与意志,而不论其形态面貌,他说自己画的牡丹“虽有生气,多不是此花真面目”,即宁可失去事物本身的面貌特征,而强调事物的精神风韵与作家个性的表现,故他论画主张“不求形似求生韵”。
        徐渭论书一反前人注重骨力的理论而强调 “媚胜”,其言曰:
        世好赵书,女取其媚也,责以古服劲装可乎?盖帝胄王孙,裘马轻纤,足称其人矣。他书率然,而《道德经》为尤媚。然可以为槁涩顽粗,如世所称枯柴蒸饼者之药。( 《书子昂所写道德经》)
        古人论真行与篆隶,辨圆方者,微有不同。真行始于动,中以静,终以媚。媚者盖锋稍溢出,其名曰姿态,锋太藏则媚隐,太正则媚藏而不悦,故大苏宽之以侧笔取妍之说。赵文敏师李北海,净均也,媚则赵胜李,动则李胜赵。夫子建见甄氏而深悦之,媚胜也。后人未见甄氏,读子建赋无不深悦之者,赋之媚亦胜也。( 《赵文敏墨迹洛神赋》)
        徐渭肯定了赵孟頫书的媚趣,以为合乎其王孙公子、裘马轻纤的身份,同时赵字也是矫正粗涩之弊的良药,故自有其存在的价值。他以笔锋溢出来解释“媚”,以为“锋太藏则媚隐,太正则媚藏而不悦”,一反前人所坚持的中锋运笔,而主张以侧锋取妍,由此他很推重苏东坡的书法,由于苏东坡的字善用 “卧笔”,肥厚紧密,前人评之曰“丰腴悦泽,绵里藏针”(解缙语),故甚合徐渭 “媚”的审美理想。他也与杨慎一样,以女子的艳美来比喻书法的妩媚,以为人皆有爱美之心,故书法之“媚”是不可或缺的,这种主张显然带有反传统的色彩。
        徐渭将“媚”的审美要求归结到用笔上去,指出不能太正太藏,而欲以侧锋取妍。可见他十分重视用笔,故陶望龄的 《徐文长传》中说: “谓行、草书精伟奇杰。……其论书主于运笔,大概昉诸米氏云。”已看到了徐氏论书重在笔法的特点,徐渭又有《笔玄要旨》之作,专论运笔之法。他本人的书法也往往兼用侧锋,有意令笔致外露而表现出一种狂放不羁的个性。袁宏道曾说:“文长喜作书,笔意奔放如其诗,苍劲中姿媚跃出。予不能书,而谬谓文长书决当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论书法而论书神,诚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也。”( 《徐文长传》)也指出了他的书法奔放艳美的特点。
        徐渭所谓的 “媚”,不仅是指形态的妩媚秀逸,而且是指笔法的自由欹侧,显然与前代书论中守正而尚骨力的主张异趣,故他在 《评字》一文中说:
        孟頫虽媚,犹可言也。其似算子率俗书,不可言也。尝有评吾书者,以吾薄之,岂其然乎?倪瓒书从隶入,辄在钟元常《荐季直表》中夺舍投胎,古而媚,密而散,未可以近而忽之也。
        可见文长于赵字未尝厚非,以其虽“媚”而尚有存在之价值,不象那些呆板如算子而俗恶不堪入目的书法,显然肯定了 “媚”的特点。他盛称倪云林的字 “古而媚,密而散”,说明 “媚”在徐渭看来是与 “古”相对应的一种审美范畴,它代表了书法中艳美新变的趣尚,因而徐渭认为“古”与 “媚”的结合便是理想的书法风格。
        总之,徐渭强调了书法的审美价值,肯定了妩媚的地位,这在明代中期复古主义笼罩文坛艺苑的氛围中是弥足珍贵的,体现了徐渭提倡个性,反对传统的思想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