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论

2019-05-26 可可诗词网-书法文化 https://www.kekeshici.com

        《书谱》的全文是从对前代书家的评论开始的,因而我们首先来考察他对前人的评价,从而分析他对书法发展的认识。《书谱》的一开头就说:“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对于钟、张、二王的评价自晋代以后便是书学理论中的一个争论焦点。刘宋时的虞龢说: “洎乎汉、魏,钟、张擅美;晋末二王称英。”( 《论书表》)而他对四家的评价以为各有所长,合乎古质今妍的发展规律,因而于四家未有高下之分,“同为终古之独绝,百代之楷式”。梁代的袁昂也说:“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颜,洪芳不灭。”( 《古今书评》)也未是丹非素,高下轩轾。至梁武帝萧衍极重钟繇,故云: “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钟、张。”唐太宗推尊羲之,而对钟繇之书不无微辞,尤以“饿隶”、“枯树”讥献之之书。孙过庭颇能从书体发展的大势上来评述四家之优劣,表现出他对书法发展观的理解:
        评者云:“彼之四贤,古今特绝,而今不逮古,古质而今妍。”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骛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

        可知孙过庭的见解略同于虞龢,对“今不逮古”的说法未能赞同,以为文质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而屡有变迁的,这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所谓“物理常然”。这与我国古代文学批评中文质交替的理论相通。孙氏以为文质的更换、淳醨的变迁,乃是合乎历史沿革之常理的,因而不必厚古薄今,尚质非妍。学习古法不能违背了当时的现实,取法今体也不可沾染时弊,可见孙过庭对古今文质之变的态度是比较通达的,他特别提出了“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的主张,显然是对那些抱残守缺、食古不化者下一针砭,孙过庭之言本于梁昭明太子《文选序》中“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之语。《文选》向来被视为唯美的文学选本,于此可见孙过庭论书不泥于古法而追求美感的倾向,清代批评家刘熙载说:“孙过庭《书谱》谓 ‘古质而今妍’,而自家却是妍之分数居多,试以旭、素之质比之自见。”( 《书概》)也指出了孙氏的书法思想近于妍美一路。这种观点在其论书体的发展中也明白地表现出来。他说: “且六文之作,肇自轩辕,八体之兴,始于嬴政。其来尚矣,厥用斯宏。但今古不同,妍质悬隔,既非所习,又亦略诸。”书体的妍质不同,也是由于历史的发展,不必荣古虐今,这在孙过庭是很明确的,因而他对钟、张、二王的评价不是以古今、质妍等观念为标准的,这就不同于虞龢、萧衍、李世民诸人的说法。他对萧衍“子敬之不迨逸少,犹逸少之不迨钟、张”的主张以为“评得其纲纪,而未详其始卒也”,即以为萧评大体得当而未精确,孙氏说:
        且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余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总其始终,匪无乖互。

        他以为王羲之的长处在于能兼工诸体,虽然钟繇的隶书(即后之真书)与张芝的草书略胜羲之一筹,但全面看来,羲之以博涉见长,未必在钟、张之下。对于二王高下的评价,孙过庭也不无受时风影响的倾向,主张羲之胜过献之。他对王献之自以为胜过乃父的说法深表不满,以为:“且立身扬名,事资尊显,胜母之里,曾参不入。以子敬之毫翰,绍右军之笔札,虽复粗传楷则,实恐未克箕裘。”又说: “是知逸少之比钟、张,则专博斯别;子敬之不及逸少,无或疑焉。”可见他推重羲之,以为子敬不及。他说: “右军之书,代多称习,良可据为宗匠,取立指归。”这种扬羲抑献的观点自然受到唐太宗极尊右军之书的理论之影响,后人也曾指出过这种特点。包世臣的《自跋删拟书谱》中就说: “吴郡书源出子敬,序述右军诸帖,略不一及草势,是其意故不尚右军草也。学宗子敬,而论排之者,以文皇有饿隶之诮耳。”即道出了其中原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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