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体论

2023-07-09 可可诗词网-书法文化 https://www.kekeshici.com

        上文在考察孙过庭对钟、张、二王的评价中已经涉及到了他对各种书体的认识。对于某一书家来说,往往有其所长,如钟之长于真书而张之长于草法,但他最推重的王羲之是兼擅各体的。因而,孙过庭的书论中一方面强调辨体,指出各种书体用途、特征、规律的区别,另一方面主张融汇贯通,重视各体之间的相互联系。他分析各体的不同云:
        趋变适时,行书为要; 题勒方幅,真乃居先。虽篆、隶、草、章,工用多变,济成厥美,各有攸宜:篆尚婉而通,隶欲精而密,草贵流而畅,章务检而便。然后凛之以风神,温之以妍润,鼓之以枯劲,和之以闲雅。故可达其情性,形其哀乐。

        孙过庭从各体书法不同的功用出发分析其不同的风格特征。如他以为行书适宜于一般日常的运用,张怀瓘 《书议》上说行书“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也即指出了它“趋变适时”的特征。真书则更适合于题榜刻石,书写碑文墓铭。书体的功用不同,自然导致了对其审美要求的不一,所谓 “工用多变,济成厥美,各有攸宜”。孙过庭对篆、隶、草、章四种书体审美特征所作的要求是合符其本身的艺术规律的。篆书贵在能运笔圆转而劲健,古人所谓 “如蚕吐丝”,以 “婉而通”来形容最为切当。隶书结体贵精,要能 “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杨守敬语),故以 “精而密”评之。草法最重流美,要能变幻而畅达,《书断》中说张芝创立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故孙过庭标举“流而畅”。章草的形成前人都以为意在求简便,赵壹说: “示简易之旨。”( 《非草书》) 《书断》也说:“章草即隶书之捷。”故用“检而便”来形容其特征。明代杨慎《墨池琐录》中以为: “此四诀者,可谓鲸吞海水尽,落出珊瑚枝。”可见前人对这四句话的评价之高。
        然而,孙过庭在总结了各体书法不同的功用与特征之后,更强调了它们之间的互相联系与统一,他说:
        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回互虽殊,大体相涉。

        孙过庭以“使转”、“点画”来分析真书与草书的异同,已经成为书论史上的著名论断。真书以点画作为外在的表现,以运笔的使转作为内在的精神,而草书则相反。然而“点画”与 “使转”在字中是相关连的,“形质”与 “情性”也是统一的。草书的点画即寓于使转之中,所以说“草乖使转,不能成字”,这就意味着其情性发自形质,因而孙过庭认为真、草二体的笔法是相通的。草不能兼有真,则易失去严密的法度;真不能融合草,则不成其为精美的书法,真草二体从根本上说是相得益彰的。故包世臣《跋删定吴郡书谱序》曰:“吴郡论真草,以点画使转,分属形质情性,其论至精。善点画力求平直,易成板刻;板刻则谓之无使转。使转力求姿态,易入偏软;偏软则谓之无点画,其致则殊途同归,其词则互文见意,不必泥别真草也。”包氏强调了真草的相通,甚至认为“点画使转”、“形质情性”之论是互文见意,泛论真草二体的。推而广之,孙过庭甚至要求融汇各体,主张“傍通二篆,俯贯八分,包括篇章,涵泳飞白”,这样便能达到炉火纯青、左右逢源的境界了。他还是举出钟繇和张芝的例子:
        至如钟繇隶奇,张芝草圣,此乃专精一体,以致绝伦。伯英不真,而点画狼藉;元常不草,而使转纵横。自兹以降,不能兼善者,有所不逮,非专精也。

        要理解这段文字,有两个词首先须明其意义。“狼藉”本谓散乱貌,然此处指遍布之意。包世臣说: “狼藉者,触目悉是之谓也。”(《答熙载九问》)“纵横”原谓交错貌,此指处处皆有,包世臣释曰: “纵横者,无处不达之谓也。”(同上)故这里“伯英不真”四句孙过庭意谓张芝虽然不擅长真书,然其草书中处处可见点画之工,即指张芝也深谙真书的笔法;钟繇固然也不长于草书,但其真书中不乏使转之巧,可见其也能运驾草书笔势。因而,他以为钟、张之所以能专精一体,在于其能兼通诸体之法,后代虽有专工一体者,未能兼擅众体,故难以到达钟、张的境界。由此可知孙氏以为真草二体笔法相辅相成,故他主张贯通诸体,所谓 “镕铸虫篆,陶均草隶”。
        这种融合各体的主张虽非创自孙过庭,传为卫夫人所作的 《笔阵图》论 “六种用笔”,即要求篆、章草、八分、飞白、鹤头书、古隶的融汇贯通,传为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亦说: “其草书,亦复须篆势、八分、古隶相杂。”然而孙过庭从真草二体的比较中引出其笔法字形上的相通相异之处,不失为深造独得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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