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如文学批评中的作家论,我们将关于书法创作主体——书法家的论述称为书家论,也就是讨论书家与书法创作的关系问题。
        孙过庭首先指出了书家的性情与创作的关系,他称赞王羲之的字云:“岂惟会古通今,亦乃情深调合。”可见其注重情感对书法的影响,故他论羲之诸帖云:
        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画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诫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已叹。
        这里结合了王羲之诸帖的内容来推测他作书时的种种心态,并以为这些法帖的风格正表现了王氏书写它们时的不同情怀,因而情与书是统一的。孙过庭主张不必从书法形态上去区分不同作品之间的异同,而应从书家的心理上去把握其实质,故他说: “岂知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本乎天地之心。既失其情,理乖其实,原夫所致,安有体哉!”孙过庭借用了文学批评中阐述诗歌缘情特点的术语来说明情感对书法风格的深刻影响。“涉乐方笑,言哀已叹”二句袭用陆机《文赋》中“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的说法,说明艺术创作过程中作者的思想感情对作品的影响是极为鲜明的,后来刘勰《文心雕龙·夸饰》中说“谈欢则字与笑并,论戚则声共泪偕”,也是这个意思。“情动形言”则本乎《毛诗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意在强调诗歌表现感情的作用,孙过庭以为诗书相通,故说“取会风骚之意”。“阳舒阴惨”一语出于《文心雕龙·物色》: “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孙过庭所谓的“天地之心”云云即出于《文心雕龙·原道》:“乾坤两位,独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这里他借刘勰论文的话来说明人的情感随着对外物的感应而有喜怒哀乐之不同,又通过书法表现出来。因而,要探讨书法风格的根源还应向作者的情感中去索解。孙氏这里以论文之语论书,体现了书法理论与文学理论的汇通,在我国文艺批评史上也是颇有意义的现象。
        至于人的性格与书风的关系,孙过庭是在解释为何同学一家之书而各人面目纷呈的现象时指出的:
        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质直者则��侹不遒;刚佷者又掘强无润;矜敛者弊于拘束;脱易者失于规矩;温柔者伤于软缓;躁勇者过于剽迫;狐疑者溺于滞涩;迟重者终于蹇钝;轻琐者染于俗吏。斯皆独行之士,偏玩所乖。
        虽然孙过庭在此着重于指责由于人的性格欲望的偏向而给书法创作带来的种种流弊,但十分鲜明地表明了他重视习性与书法的关系。因而他以为书法的本原在于创作者自身,而书法的气势波澜系于人心。他说:“《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况书之为妙,近取诸身。假令运用未周,尚亏工于秘奥;而波澜之际,已濬发于灵台。”孙氏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书法艺术与人心的关系,人的性格、情感、嗜欲无一不融化在他的书法作品中。
        在论述书家与创作的关系时,孙过庭强调了年龄与书风的联系,他说:
        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 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逾妙,学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时;时然一变,极其分矣。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他以为年轻人长于摹仿前人而不失规矩,然终乏深思熟虑、融汇贯通之妙;老年人思想更趋成熟,然不善于学习,但 “思则老而逾妙,学乃少而可勉”,可见 “思”非经长期阅历而难以达其妙,学乃可由勤勉而臻其极,因此孙氏提出了“人书俱老”的批评标准,以此论历代书家,他最推重王羲之: “仲尼云:五十知命,七十从心。故以达夷险之情,体权变之道,亦犹谋而后动,动不失宜;时然后言,言必中理矣。是以右军之书,末年多妙,当缘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子敬已下,莫不鼓努为力,标置成体,岂独工用不侔,亦乃神情悬隔者也。”
        孙过庭以为王献之以后的书家之所以不及羲之,是因为没有羲之晚年那种思虑精深、心志恬淡、人书俱老的火候。“人书俱老”的批评标准后来在书论中被广泛使用,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孙过庭的这一批评标准又是建立在他“三时”论的基础之上的。他以为初学书法时宜求平正,进而须追求险怪奇绝,最后复归于平正,通过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三步曲,便能达到艺术的化境,也就是“人书俱老”的境界。这种理论后代也被广泛地运用于其他艺术批评,如苏轼曾致书其侄云:“大凡为文,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余以不但为文,作诗者尤当取法于此。”(周紫芝《竹坡诗话》引)苏轼所谓的 “渐老渐熟,乃造平淡”,正与孙过庭 “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的审美理想一致。
        孙过庭对书家的要求不外思与学二端,思即是指书家通过自身各方面的修养而达到对艺术的彻悟,王羲之晚年 “思虑通审,志气平和”,就是这种境界的体现。同时,他又极重视积学的作用,他说: “盖有学而不能,未有不学而能者也。”实为其自己的甘苦之言,他曾说:“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味钟、张之余烈,挹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时逾二纪,有乖入木之术,无间临池之志。”可见其本人对书法下过极深的功夫。
        孙过庭主张通过摹拟而学习古人,以为 “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要求首先能达到与古人相似,否则的话,“纵欲搪突羲、献,诬罔钟、张,安能掩当年之日,杜将来之日”。他以为书法艺术非一朝一夕之功,必须经历一个摹拟钻研的过程,他说: “引班超以为辞,援项籍而自满,任笔为体,聚墨成形,心昏拟效之方,手迷挥运之理,求其妍妙,似亦谬哉!”班超曾说:“大丈夫无他志略,犹当效张骞、傅介子立功异域,以取封侯,安能久事笔研间乎!”(《后汉书 ·班超传》)项籍初学书,旋曰: “书但记姓名而已,不足学。”( 《史记·项羽本纪》)然孙过庭以为班、项的说法不足为据,书之善恶,自在其功力的深厚与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