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过庭在《书谱》一文中也提出了自己对于书法批评及鉴赏的看法。他对当时的批评风气深感不满,他说:“闻夫家有南威之容,乃可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剑,然后议于断割,语过其分,实累枢机。”对那种视论书为高不可攀的故弄玄虚的现象提出批评,随即举出自身的经验来说明书法评论界的无知:
        吾尝尽思作书,谓为甚合,时称识者,辄以引示:其中巧丽,曾不留目;或有误失,翻被嗟赏。既昧所见,尤喻所闻。或以年职自高,轻致陵诮。余乃假之以缃缥,题之以古目:则贤者改观,愚夫继声,竞赏豪末之奇,罕议峰端之失;犹惠侯之好伪,似叶公之惧真。是知伯子之息流波,盖有由矣。
        这样的描写令人想到后来韩愈《与冯宿论文书》中所说的现象:“仆为文久,每自则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即人必大怪之也。”孙过庭这里也用了极犀利的笔墨来讽刺当日批评界的盲目无知。他自己以为成功的作品往往得不到好评,而自己以为失败的作品则反被嗟赏,他曾将自己的字写在古色古香的纸上,题上古人的名字,于是备受人们的赞美,因而他叹息知音之难遇。他指责了三种批评态度:人们昧于所见而信于所闻,如矮子观场,习惯于随人脚跟的批评,这种现象可以称之谓人云亦云; 又有的人以自己的年纪与职位炫耀,随意訾议他人,甚至加以冷嘲热讽,这种人可称之谓倚老卖老;更多的人迷信古董,鄙薄现代,一见缃缥古书,则赞不绝口。这种弊病可称之谓贵古贱今。孙过庭对这些现象都深加诋讥,他提倡书法批评中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夫蔡邕不谬赏,孙阳不妄顾者,以其玄鉴精通,故不滞于耳目也。向使奇音在爨,庸听惊其妙响;逸足伏枥,凡识知其绝群,则伯喈不足称,良乐未可尚也。”孙氏以为评书也要具有蔡邕识琴、伯乐相马那样见微知著,不为时尚所囿的精神。因而对于众人的未能了解自己,他并不以为然。他引《庄子》中“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及 《老子》“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也”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超尘脱俗,同时表明了自己不随波逐流,坚持己见的立场。
        孙过庭要求书法批评能切于实用,不作浮泛空洞或玄虚莫测的议论。他对魏晋以来的各种书势、书评、书体赞等则多致不满,以为: “诸家势评,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今之所撰,亦无取焉。”可见他对这些空泛的评论是不屑一顾的。他讥评东晋以后的一些书论有意秘其所得,未能切中肯綮;“复有所会,缄秘已深,遂令学者茫然,莫知领要,徒见成功之美,不悟所致之由。”他又批评一些论书著述:“或重述旧章,了不殊于既往;或苟兴新说,竟无益于将来,徒使繁者弥繁,阙者仍阙。”都体现了他的批评理论中强调独立思考与有益实用的原则。虽然孙氏对前代书论的检讨未必公允,然而体现了实事求是与不囿于前说的精神。孙过庭以为批评的目的在于从纷繁复杂的书法创作中总结其规律,以期有助于现世与后代的学书者。因而他述及自己作《书谱》的宗旨时说: “编列众工,错综群妙;举前贤之未及,启后学于成规;穷其根源,析其枝派。贵使文约理赡,迹显心通;披卷可明,下笔无滞。诡辞异说,非所详焉。”又说:“庶使一家后进,奉以规模;四海知音,或存观省;缄秘之旨,余无取焉。”可见他务在求实切用的目的。他以为理论如果脱离了指导创作实践的作用,则将是空泛无用之物,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我们在千年之下阅读孙过庭的 《书谱》,犹能感到其理论中求实致用的精神,清代王文治的《论书绝句》中说: “细取孙公《书谱》读,方知渠是过来人。”就指出了 《书谱》一文是深得书法创作甘苦的经验之谈。孙氏理论之所以能超越六朝,凌驾当时而成为中国书论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这与他本人对批评的认识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