蜕化阶段
这一阶段是一个书者进入旺盛的创作时期,也是一个由博返约,由熟求生,由险绝复归平正,自求新意,自立面目,自辟门径,自创风格的 “出帖” 阶段。如果说“入帖”阶段主要以法度、功力见胜的话,而 “出帖”阶段则当以立意、个性为主。因此,在蜕化阶段要十分重视个人的学问、胸襟、识见、眼力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高尚的审美意境与强烈的艺术个性。凡古之名书家,必能独具风格,各领风骚,自辟蹊径,雄据一席之地。故当今有志于书者,亦须不甘心寄人篱下,讨人生活,而能居高临下,纵横博览,雄视古今,力求放宽眼界,导引灵性,别开生面,藉以填补艺术领域之空白,开拓艺术领域之境界。朱和羹《临池心解》中云: “作文须立身题巅,从空处落想,到得空处,自然不脱不粘。作画到得空处,自然超浑洒脱,作书何独不然。”“入帖”只是创作的手段,“出帖”才是创作的目的。书法艺术最为可贵的并不是熟练的技巧,而是独特的风格;不是深厚的功力,而是强烈的个性,从有法至无法,体现出一个书家对法度的灵活运用。正如赵崇绚 《鸡肋集》中所谓: “学书在法而其妙在人,法可以人人而传,而妙必其胸中之所独得。书工笔吏竭精神于日夜,尽得古人点画之法而模之,秾纤横斜,毫发必似,而古人之妙处亡,妙不在于法也。”因此在这一阶段,要化“他神”为 “我神”,心中只有一个“我”字,将我融化到理法中去,融化到自然中去,我行我素,我写我神,我抒我意,我用我法,笔笔从我之心坎里流出,字字由我之胸臆中脱出,以我的个性去开创新的审美领域,以我的情感去抒发我的审美理想,只有这样,才能与古人保持一种不粘不脱的因缘关系,才能独创自己的风格。“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实践证明,风格的表现愈到后来愈难,愈有情理愈难,前人已捷足先登,后人则无从插手,非腹充古今、理法全备、参变蜕化、融会贯通者难臻斯境。
蜕化的创作阶段是一个由博返约的阶段,也是一个兼收并蓄,“融天机于自得,会群妙于一心”的熔铸贯通的阶段。到得此时,必能增损古法,裁成新体,取诸众长,总而成之;而通篇之间,笔调一致,从而形成自己相对稳定的总体风格。正如清人《书法秘诀》中所谓:“终段则无他法,只是守定一家,又时时出入各家,无古无今,无人无我,写个不休,写到熟极之处,忽然悟门大启,层层透入,洞见古人精微奥妙,我之笔底,进出天机来,变动挥洒,回头视初时宗主,不缚不脱之境,方可以自成一家矣。”由博返约需要一个作者具有很高的概括能力和取舍功夫,故“悟”、“通”二字,实乃关键之处,悟其笔意,通其理法,一旦豁然悟通,涣然冰释,则入坦途,此时但觉一片化机,清光大来,就会获得创作的自由。
蜕化的创作阶段又是一个“熟中求生”的阶段。熟有烂熟与圆熟二种,烂熟是熟在形貌,圆熟是熟在理法。烂熟者往往在过多的重复中泯没自己的创作灵性,好像臻于完美,实则罄其所有,形成“结壳”;圆熟者笔意自肆,变态无常,处处能兜得转,笔笔能合得浑,好像无意求工,反能随机生发,新意时出,于生拙平淡中有变化,有创造。因此所谓“熟中求生”非真生真拙,而是一种圆熟的境界,是一种不步旧径、变化无端、神采飞扬、气象超越的境界。汤临初《书指》中曰:“书必先生而后熟,亦必先熟而后生,始之生者,学力未到,心手相违也。熟而生者,不落蹊径,不随世俗,新意时出,笔底具化工也。”明代的著名书家董其昌对自己的字很是自负,他常常喜与赵孟頫相比,自谓“余书与赵文敏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若不能熟而求生,强事离奇,反而弄巧成拙,是魔道也;若不能熟中求生,随机生发,反而为法所拘,是俗道也。顾凝远《画引》中谓:“生则无莽气,故文,所谓文人之笔也;拙则无作气,故雅,所谓雅人深致也。”由是观之,“生”是一种超逸于法度之外,不求工而自工,不经意而皆意的圆熟境界。
蜕化的创作阶段又是一个“复归平正”的阶段,这是一种奇正相生、文质相谐、物我化一的“第二自然”境界。梁《频罗庵论书》谓:“古人于书,大抵晚岁归于平淡,而含浑收敛,多若不经意,不用力者,无复少年习气矣。”这种境界“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其中蕴含着作者极大的功力和深邃的修养,到了这种境界,出则奔轶绝尘,入则重规叠矩;于意趣之中不违情理,于豪放之外不失沉静,于平淡之中不失姿态,于工妙之内不违自然;平中寓奇,奇中寓平,极其耐人寻味。这种境界,看似纵横驰骋,却又气静神闲,绝无剑拔弩张之态,亦无诡僻狂怪之习,清雅之气扑人眉宇,宕逸之姿天趣溢发。因此“复归平正”又得一种圆通的自然境界。
以上三种不同的阶段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审美境界,这三种境界是一个书者在学习和创作中的三道关隘,一关比一关险阻,中藏无穷甘苦,故凡志于创新者,必定要具有过三关、斩六将的精神与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才能攀登书法艺术的高峰。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又是环环相连、丝丝入扣,决容不得逾级躐等,取巧速成。古之书家,大器晚成者居多,所谓“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这种由熟返生、由博返约、由奇返正的回归现象是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规律在书艺中的体现,只有顺应这种规律,才能获得充分的创作自由。
蜕化的创作阶段是一个由博返约的阶段,也是一个兼收并蓄,“融天机于自得,会群妙于一心”的熔铸贯通的阶段。到得此时,必能增损古法,裁成新体,取诸众长,总而成之;而通篇之间,笔调一致,从而形成自己相对稳定的总体风格。正如清人《书法秘诀》中所谓:“终段则无他法,只是守定一家,又时时出入各家,无古无今,无人无我,写个不休,写到熟极之处,忽然悟门大启,层层透入,洞见古人精微奥妙,我之笔底,进出天机来,变动挥洒,回头视初时宗主,不缚不脱之境,方可以自成一家矣。”由博返约需要一个作者具有很高的概括能力和取舍功夫,故“悟”、“通”二字,实乃关键之处,悟其笔意,通其理法,一旦豁然悟通,涣然冰释,则入坦途,此时但觉一片化机,清光大来,就会获得创作的自由。
蜕化的创作阶段又是一个“熟中求生”的阶段。熟有烂熟与圆熟二种,烂熟是熟在形貌,圆熟是熟在理法。烂熟者往往在过多的重复中泯没自己的创作灵性,好像臻于完美,实则罄其所有,形成“结壳”;圆熟者笔意自肆,变态无常,处处能兜得转,笔笔能合得浑,好像无意求工,反能随机生发,新意时出,于生拙平淡中有变化,有创造。因此所谓“熟中求生”非真生真拙,而是一种圆熟的境界,是一种不步旧径、变化无端、神采飞扬、气象超越的境界。汤临初《书指》中曰:“书必先生而后熟,亦必先熟而后生,始之生者,学力未到,心手相违也。熟而生者,不落蹊径,不随世俗,新意时出,笔底具化工也。”明代的著名书家董其昌对自己的字很是自负,他常常喜与赵孟頫相比,自谓“余书与赵文敏较,各有短长,行间茂密,千字一同,吾不如赵。若临仿历代,赵得其十一,吾得其十七。又赵书因熟得俗态,吾书因生得秀色。”若不能熟而求生,强事离奇,反而弄巧成拙,是魔道也;若不能熟中求生,随机生发,反而为法所拘,是俗道也。顾凝远《画引》中谓:“生则无莽气,故文,所谓文人之笔也;拙则无作气,故雅,所谓雅人深致也。”由是观之,“生”是一种超逸于法度之外,不求工而自工,不经意而皆意的圆熟境界。
蜕化的创作阶段又是一个“复归平正”的阶段,这是一种奇正相生、文质相谐、物我化一的“第二自然”境界。梁《频罗庵论书》谓:“古人于书,大抵晚岁归于平淡,而含浑收敛,多若不经意,不用力者,无复少年习气矣。”这种境界“看似平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其中蕴含着作者极大的功力和深邃的修养,到了这种境界,出则奔轶绝尘,入则重规叠矩;于意趣之中不违情理,于豪放之外不失沉静,于平淡之中不失姿态,于工妙之内不违自然;平中寓奇,奇中寓平,极其耐人寻味。这种境界,看似纵横驰骋,却又气静神闲,绝无剑拔弩张之态,亦无诡僻狂怪之习,清雅之气扑人眉宇,宕逸之姿天趣溢发。因此“复归平正”又得一种圆通的自然境界。
以上三种不同的阶段代表了三种不同的审美境界,这三种境界是一个书者在学习和创作中的三道关隘,一关比一关险阻,中藏无穷甘苦,故凡志于创新者,必定要具有过三关、斩六将的精神与坚韧不拔的顽强毅力,才能攀登书法艺术的高峰。这三个不同的阶段又是环环相连、丝丝入扣,决容不得逾级躐等,取巧速成。古之书家,大器晚成者居多,所谓“通会之际,人书俱老”,这种由熟返生、由博返约、由奇返正的回归现象是一种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也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认识规律在书艺中的体现,只有顺应这种规律,才能获得充分的创作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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