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书的形成不可能由某一个人来完成,就如隶书并非是程邈所造一样,行书不可能是刘德升独造的。行书的特点,既然是不真不草,务从简易,那么行书的形成,只有从早期草书中才能探得胎息。
        凡是能识读隶、楷的人,都能识读行书,但能识读行书的未必就能识读草书。此即行书是正书的小说的缘由。张光宾却认为“勿宁说真书是行书的收敛而端肃的书体。是由汉末隶书具有楷法者,与节制草书写得较规矩的行书,脱去波磔代以提顿,转为真书”(《中华书法史》第一章),这是很正确的。行书用连笔,省笔法不用草化符号,保留了隶字的基本结构,通俗易识又有简易的特点。在早期草书中,书写者只要稍微放弃一点草化符号的写法,就完全可能变为行书体。细检西汉居延汉简中的草书简、东汉武威医简、永元兵器简,能不必凭借草法就可识读的书迹,就可说是早期行书。行书夹杂在早期草书中,当然不能用后来的行草书去审视,其行笔多用横势,带有隶意,是行(章)草而不是行(今)草。早期行书也有行隶相融的一种,如东汉“永寿二年三月”和 “二月”的两个陶瓮上的墨书,“熹平元年”和 “二年”的两个陶瓮上的书迹,以及汉代的朱书砖。这种行书,连笔不多,大多隐于点画的顾盼之间,字法在隶楷之间,可说是早期的行隶而不是后来的行楷。裘锡圭《文字学概要》把这种书体称为新隶体,认为是在草书的影响下,由八分向楷书过渡的面貌。
        这种行书夹杂在隶楷体格之内的物证,还有1977年安徽亳县出土的曹氏墓砖刻字,三百七十四块东汉延熹七年至灵帝建宁三年的砖刻,75%带有行书连笔。所以,说东汉晚期之前就已有了行书是没有问题的。至魏晋之际的楼兰遗书上,楚楚可观、风流婉约的行书、行楷书、行草书已可与东晋二王书体相媲美了。
        从行书的产生、形成和历代演变发展的过程来看,行书并没有形成独立的“行法”。这是行书有别于篆、隶、草、楷的最大区别。行书始终是书体,而不是字体。行书没有字法,不但官方没有厘定过,就是书家和文字学家也没有整理过。它是草书向楷书演化过程中的一种中介书体。它的体貌,包括结构和笔法,往往可以溶解在隶书、楷书、章草和今草里。因为它是从早期草书中孕育而出的一种通俗书体。所以,早期行书的体貌往往带有章草或隶书的横势笔画和波挑意味。随着今草、楷书的产生,行书又向这两种书体靠近,即人们所熟悉的行草、行楷书。行书在草体和正体两种字体之间的游移性特点,决定了它不需要自己的字法。有了草法和隶法,特别有了楷法,行书就可 “无法”了。
        行书虽无法,却有体。其行体的最大特点是用连笔和省笔,却不用或少用草化符号,较多地保留正体字的可识性结构,从而达到既能简易快速书写又能通俗易识的实用目的,便于文字信息的流通交换。所以,行书的“流行性”特点不仅表现在介于草体正体之间的游移性上,更表现在它的广泛的使用性上。至今,人们日常使用硬笔书写的笔迹,几乎全都是行书。所以,通俗易懂是行书的文化个性,雅俗共赏是行书的艺术个性。这两大个性是决定行书盛行不衰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