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音乐作为一个地域文化概念,其涵盖面实际上十分广阔,从历史上看,它曾跨越数个省区之疆域。不过,由于江汉平原地处古楚腹地,此地区又特别集中地展现了楚文化的特色,所以人们就常以江汉平原音乐来指代楚乐。
        在华夏艺苑中,楚声是一丛迟开的奇葩。与中原音乐相比,楚声可谓后起之秀。中原得文明风气之先,最早栽培出青铜时期的艺术花蕾。大约在商代的中期,南方也步入了文明时代。楚声虽较晚起,却是后来居上,傲世而独立。究其原因,首先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部族形成史相关。在远古时期,荆山是一片荒凉的处女地。荆楚部落形成之前,经历了两次外族集团的大迁入过程。这两次移民集团都带来了大量北方文化因子。
        第一次是远古时苗族先民的迁入。据历史学界研究,苗族先民是远古九黎蚩尤集团的后裔,曾居住于黄河流域下游和中原一带,与黄炎华夏集团三战于冀中,终被击败,幸存者南逃到江淮荆楚而与土蛮相结合,组成三苗集团,成为江汉原居民的重要成分,其时“距今四千年前后”。(参阅《苗族简史》,贵州人民出版社)第二次是��姓楚人部落的迁入。据《史记·楚世家》载,��姓楚人在夏商时应为中原族姓之一,西周晚期,其前锋进入江汉平原,与当地居民相处甚洽。
        另一方面,楚人进入江汉平原后,又不断实现自身的蛮夷化,与当地原居民融合成一个新的社会群体——荆楚部落。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说:“据战国时人说,三苗在长江中游建立起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当是一个大的部落联盟,是许多部落的集合体,其中较大的是荆楚。”这就颇清楚地指示了荆楚部族构成的大致情况。由此可知,荆楚部族是一个复杂综合体,它主要包容了土著、苗族先民、楚人三大部分,苗、楚先后两次迁入,都带来了大量北方文化因子,这是荆楚文化特异色彩所以形成的重要因素。
        伟大的艺术都是多源的,后来居上的艺术更是如此。楚声虽然独立,但并不遗世。汉藏语系的四个语族,在先秦已有雏型。四者相互接触、穿插、交流、融合,其中心在江汉平原。到春秋时期,江汉平原已是楚国的腹地。由此,楚人得以广揽旁收来自四方的文化因子,这一独特的地理条件为楚声的发展和兴盛提供了优良的生态环境。事实证明,楚人的文化尽逢天时地利。在立国之前,早已深受中原文化的浸染。立国之后,又兼受江汉土著文化和周邻蛮夷文化之熏陶,由此在一个十分恢宏的视野中,楚艺术一开始就拓开了广阔的道路。
        荆楚音乐的形成是多源的,多源导致了它的博大。
        楚声的主源是商周中原音乐。仅以乐器为例,在众多楚器中,编钟编磬可谓翘楚,然而,早在西周,中原已有了编钟编磬。如果没有中原艺术的引导,后起的楚乐或许举步维艰,难成大业。
        楚乐与中原音乐之区别,还在于它有众多的旁源——边裔乐舞。边裔指与楚相邻的那些被统称为蛮夷的民族:东南之扬越,中部之楚蛮,西南之巴人。如楚国的大武之乐,流行于郢都的通俗歌曲《巴人》,当是由巴人传人的。又如楚辞,也曾受扬越民歌和楚蛮民歌之影响。《越人歌》有云:“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九歌·湘夫人》则云:“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两者可谓异曲同工。前者是鄂邑的一位扬越船夫所唱,年代应早于后者。《天问》这首怪诗,上起遂古之初,下迄当时之事,叠问一百七十余次,而充满神话传说色彩,其体裁与苗瑶语族的古歌史诗颇为相似。屈原到过鄂邑及洞庭湖一带,很可能听到扬越和楚蛮等“南夷”民歌之演唱,受到启发,才有《九歌》、《天问》之奇构。
        多源成其博大,融通创造又成其独特与精深。楚人出于其堪称传奇的特殊遭际,素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探索性,当其国势渐强之时,便会激发出强烈的艺术创造欲。事实证明,楚人既善于兼容他长,更热衷于改作和独创。不妨仍以乐器为例,楚之乐器多而精,连中原也不能望其项背。就拿编钟来说,中原固然使用在先,但无论从每套钟数、性能、音质或从工艺、铭文上看,楚钟均优于中原。仅此一端,即可证明楚乐是富于创造性的艺术。
        楚人立足并热爱自己的艺术传统,他们对外来艺术因素取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度,但绝不生搬硬套,机械模仿,而是按自己的审美观予以新的改造和发展,将其熔为一炉,化于一体,从而创造出别具楚风神韵的音乐形式。
        恢宏的开放性、新奇的独创性,两者加在一起,当是楚人创造艺术的本质所在。外求诸人以博采众长,内求诸已而独创一格,再加上得天独厚的地利巫风,这就是楚乐能够后来居上而独立傲世的成功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