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诸节,旨在简述荆楚音乐文化的某些形式特质。下面想进一步论说的是,楚声的形态特征中,隐含着一些什么审美追求,这些审美观念又是怎样形成的?
        站在局外人的立场,我们自会感到楚乐确是特异的,因为我们的审美观念是在另一种文化传统和欣赏习惯(例如西方的和中原的)的熏染下形成的,还难以使我们的耳朵一下子适应这多少有点“非理性”因素的音乐。但从局内人的角度来说,楚人是否也持同样观点呢? 答案应是否定的。他们一定会觉得这样的音乐十分正常,因为他们自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审美心理。将楚乐与北方音乐略作比较,或许可以更清楚认识其审美特征及文化内涵。
        北方民歌音乐无论在调式色彩、旋律运动或终止式上都力图与全曲的基调、中心音保持和谐与统一,不追求繁复变化和冲突性,其基本特征是趋于“静”,“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是一种中和宁静之美。从思想观念上看,北方音乐的审美特征与儒家“中和”礼乐观有更多关系,都偏重音乐的“和”的功能。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是强调“和谐”(天与人和,礼与乐和),所谓“中庸之道”,要在得乎其中,不偏不倚,不过度,其实质也是追求和谐,在儒家建立的正统礼乐观中,音乐最重要的功能也是一个“和”字,要求合度。《关睢》乐而不淫,乐而不过分也。孔子的审美标准于此可见,他推崇中和宁静之美,排斥放纵情感、冲突性强的音乐形式,理性因素较多。他评价周代乐舞《大武》“尽善尽美”,颇注重音乐的“善”,即伦理教化作用。孔子的审美观对以后两千年来的儒家音乐哲学有强大影响。正统的儒家音乐思想偏重音乐的社会、政治功能,引起声色之美的音乐被视为是淫荡的,因而遭到贬斥。对音乐的“和”的强调,渐被拔高到政治社会关系的高度。中国最早的一部系统性音乐美学著作《乐记》宣扬:“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知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因此,真正需要的、正当的音乐,应选定一个主音作基础来规范乐曲的和谐发展,即“审一以定和”。这种强调和谐的美学思想对于受周文化浸染颇重的北方音乐自然有更大影响。
        反观楚人音乐,则迥异其趣。它无视甚或蔑视主音的霸权位置,在一曲中竭力制造繁杂的、矛盾的、新颖的、对比的因素,追求音乐发展中的强烈反差效果。这些特征尤其鲜明地体现于其特异终止式上,其终止式的最后出现常有一种突兀的、出人意料的“非理性”色彩。抗衡、削弱调式主音的统治地位,使调式属性丰富复杂化;终止式的旋法常淡化对主音的倾向性,其导向怪异,甚至有意导向一个“反常”的音级,同时,又常采用跳荡的旋型和突然紧缩的节律,构成强烈的动感和悬而未决的终止效果,在理应复归于静止之时突然促发新的动力和意境,颇有异峰突起之感。总之,楚声的基本特征是趋于动,“音断意犹续,无声胜有声”,这是一种繁富的富于力度的动态美。楚声与楚艺术的美学思想有诸多相通之处,刘纲纪对楚艺术的审美特征曾归纳有这样几点:
        第一,楚艺术有一种“游目”、“流观”的审美意识。从今天来看,这是中国古代所特有的一种素朴的宇宙意识,不同于希腊的空间意识和“静观”观念。
        第二,楚艺术十分重视表现一种翩翩高翔的美,其基本特征是趋向于动,虽静犹动,可以说楚艺术是以生命运动的力的表现为美。
        第三,楚艺术十分重视色彩,声音的繁富、鲜明、强烈的美。这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惊采绝艳”,“难与并能”。它与孔子所说的“绘事后素”和道所说的“素朴”的观点不同。
        第五,楚艺术有比北方艺术远为大胆的想象和情感的抒发。《楚辞·惜诵》中所说的“发愤以抒情”是楚艺术重要的美学纲领,不同于北方偏于理性的“言志”。楚艺术有极为强烈的情感色彩和奇丽的想象,并在原始神话的基础上形成了楚人特有的象征体系,其基调是中国古代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浪漫主义。
        第九,楚艺术具有很浓厚的原始色彩,其中确实有某些非理性的、神秘的东西。
        用这些话来表述楚乐美学特征,是再恰当不过了,两者的相通,证明楚艺术确有共同的思想方式和传统。北方音乐和江汉音乐的差别,与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有深刻的联系。北方素为历代正统王朝逐鹿之战场,建都之疆域,自周秦以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大一统思想成为历代统治者的最高纲领,未得天下时追求“统一”——征服列国诸侯,独霸政权;登上龙座以后又需要“和谐静止”——便于巩固其一统天下。他们对自己的奋斗目标似乎充满信心,也有明确的答案。可以说,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所制定的纲领和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北方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基本特色。而楚人则很不同。楚国自被秦灭后,被迫向西频繁迁徙,他们较少受华夏正统思想文化的约束,而在南方这块相对封闭的王国里培植、繁衍自己的文化精神和艺术传统。他们每迁一地,即择偏僻荒凉之地而居,历遭正统王朝的迫害与灾害虫豹之侵袭,他们不断遭遇新的环境变化,满怀忧愤之情探索着未知的前途。反映在其文化艺术中,更多渗透着好奇求新、勤于探索的精神,而不满足于现成答案和静观心态。屈子《天问》热衷于设问质疑,一连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而无论其答案为何。楚人音乐终止之处,也不给明确答案,反倒造成新的变化和疑团,楚文化精神之相通,于此又见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