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今行政区划上,本区大体包括江苏省长江南北、上海市、浙江省北部、东部、东南部及中部地区。地理上东北与鲁南相交,西面与安徽接壤,南至浙南山地(包括雁荡山、洞宫山、仙霞岭等),东部濒临黄海与东海交接处,并向南延伸至黄海之滨。太湖周围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及宁(波)绍(兴)平原是本区的中心,吴文化的特征在这里的表现最为鲜明、集中。江南的镇江以西,江北的洪泽湖周围、江淮平原,临黄海的广大地区,浙西北、浙南的小部分地区,具有本区与其它文化区的过渡性质。
        长江三角洲,主要包括太湖以北的苏南大部,太湖东端的冲积平原上海市,太湖以南的杭嘉湖地区。在这一大片沃土上,长江、大运河、黄浦江、钱塘江及中小河流纵横密布,太湖、阳澄湖及大小湖泊交织成网,海拔在5米以下,是我国水源最充分、地势最低平的地区,故有“平原水乡”之称。
        本区主要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冬来暑至、季节分明,一月平均气温0℃以上,七月平均在27℃左右。全年无霜期平均达八个月,降水量约1200毫米。这里人口稠密、劳力充足,是我国沿海重要的经济发展区之一,也是驰名中外的“鱼米之乡、丝绸之府”。绝大部分地区种植水稻,著名的太湖水稻高产区,一年两熟,越冬还种植油菜。其它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油菜、桑蚕、茶叶、淡水湖养殖等。
        本区由于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的得天独厚,自古为人文、风景名胜荟萃之地,尤以号称“东方威尼斯”的苏州园林,千姿百态的杭州西湖最为著名。“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是自古以来人们赞美江南地带景色秀美、生活富足的概括用语。
        1973年河姆渡遗址的发现,大量的出土文物震惊中外,证明了这里是中国南方史前文明代表的重要地区。深藏在遗址第四层的稻谷距今约有七千年左右,刚出土时色泽金黄、外形完好,甚至连稻壳上的纹脉和粰毛都能用肉眼分辨出来,其堆积量达百吨左右,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最丰富的人工栽培稻作文化遗存。这一发现,改写了过去误将长江下游地区指为“茹毛饮血”的蛮荒之地的历史,不仅证实了长江流域同是中华远古文明的摇篮,还证明了长江下游的史前文化,是一种与黄河流域(如仰韶文化等)完全不同的文化类型。黄河流域以粟、黍为主,长江下游则以水稻为主要农作物的农业文化,说明了我国的文化自古以来就分成南北两大系统。长江与黄河虽共同发源于青海高原并最终同归大海,但因各自流经路线的不同,地理位置、自然环境的不同;生产方式、民情风俗的不同等,它们分头创造、并行发展,以不同的色彩与特征,为谱写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作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
        遗址出土的文物还给我们描绘出史前的河姆渡人,当时可能在许多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如其一,与百吨稻谷同时出土的许多农具中,有一种叫骨耜(音si),它的制作至为精细,刃部十分锋利,是翻地除草、开发水利最重要、最典型的农具,说明七千年前的河姆渡人已进入“熟荒垦作制”——即当时世界上最为先进发达的耜耕农业阶段。其二,大量建筑构件的出土,表明世界上最早的“干栏式”建筑产生在这里。这种建筑离地面一米多高,为适应水稻农耕民生活而产生,它具有防潮湿、避蛇害、下层还可豢养家畜的优点。这种“干栏式”住房,与黄河流域旱田作物农耕民的“地床式”建筑,在文化形式上有本质差别。遗址出土的构件,其榫卯技术已相当精细,变化形式达十余种之多。其三,遗址发现一口世界上最早的木构水井,说明当时的河姆渡人在改善水质、保护自身健康的文明史上已占有重要地位。其四,出土文物中有大量用陶、石、木、骨制成的纺织、缝纫工具,说明河姆渡人已穿上织物。其五,一只木舟残骸和七支木制船桨的出土,说明它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最早木制交通工具,等等。
        河姆渡人除生产和生活上取得上述光辉成果外,艺术及音乐方面的表现同样令人惊诧。他们在陶器、木器、兽角、象牙等物体上,留下了许多设计精巧、造型奇特、图纹细腻的作品,使今人仍能从中充分体验到先民们讲究对称、追求平衡的审美意识,整齐、稳重、文静的艺术效果,它仿佛为本区后来的文化艺术风格立下了基调。
        音乐也是河姆渡人生活中的重要内容。虽然我们无法知道当时的乐谱,但从遗址中出土了一百多件用禽类肢骨做成的骨哨和二十多件木筒,其中有的骨哨长10.6厘米,用野鸡骨制成,上有一个大孔,是吹孔,另有三个小孔,是按孔,两头是通的,各用手指按住,可吹出D、E、G、A、^bB五个音,可见骨哨是吹奏乐器,木筒则是击节乐器。1987年3月8日,香港大会堂音乐厅,曾用骨哨仿制品将上述五音组成的古老曲调,与现代作曲技法相结合,演出了乐曲《原始狩猎图》。音乐家们力图再现河姆渡先民生活的热情,引起今人的深切遐思。这批乐器的出现,为今人研究长江下游音乐文化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本区古称吴越。由于中国古代的历史观以中原民族为中心,对四边的土著民族,一般泛称夷、蛮、越等,越人是对长江下游及东南部古代许多人群共同体的概称。这些群体因组成时间、地点、种姓等不同而名称众多,故又称“百越”(同粤)。主要有勾吴、于越、扬越、闽越、南越、东瓯、骆越等,分布地区相当宽阔,“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汉书·地理志》)。本区早在先秦前便与黄河流域有交往,据传夏代少康将庶子无余封至越地,说明那时浙江的越人中就有了少数华夏人的血统。至公元前497年,夏后氏子孙勾践在会稽(今浙江绍兴)立为越国王,越国当是以越人得名。河姆渡遗址就在会稽附近,其文化主要应为越人所创。据《史记》载,吴国始祖为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春秋时建都于吴(今苏州),亦属古越人活动地区。吴国在春秋后期已相当强盛,于公元前506年曾一度攻破长江中游的荆楚而直逼中原,春秋末年也常与越国交战。但吴、越两国之战,当属同族异邦之战,许多古代文献都有明确记载。如春秋范蠡评述:“吴越二邦,同气同俗”(《越绝书》);伍子胥的议论:“夫吴之与越者,接上邻境,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吕氏春秋·直谏》)。近数十年来,在地跨江浙两省的太湖周围石室墓中,又挖掘出许多春秋以前的遗物,从中可以见到墓葬人的习俗及文化与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有十分相似之处,且这种石室墓既遍布吴国心腹之地的苏州、无锡,又深入到越国的“老家”宁波、绍兴,可见古来吴越文化确属同族同源。
        吴国与越国曾先后在长江下游称霸。要称霸,必有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方面的实力。过去有人认为直到西汉,越人的耕作方法还“很原始落后”(《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近来出土的文物证明,本区越人,不仅在河姆渡时期的农耕文化处于领先,其后的西周、春秋战国时期均不落后。在农耕为主的古代,其经济水平一般来说是和使用的生产工具相适应的。本区发现的西周时期等腰三角形石犁,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臿、铲、锄、锯镰,战国至西汉时期的铁制农具铲、钁、锄、镰(参阅《农业考古》1982年第2期)等不同质地的农具,其品种和工艺,与中原地区同时代相比是大体相同的。另据《吴越春秋》中关于勾践遣文种赴吴国借粮的记载,当时吴、越两国水稻的产量均已相当可观。汉杨孚《异物志》还提到西汉时的交趾,水稻已是“一岁冬夏两种”,一年可以两熟的种植水平了。其它方面,如吴越青铜宝剑之精良锋利,不仅在国内是无价之宝,别的诸侯国也为之倾慕,甚至为获得一炳吴越宝剑竟不惜大动干戈之例,史书多有记载。宝剑固然可贵,但更可贵的是当时的铸剑技术。据用现代化技术对出土古剑测量后,“发现越王勾践剑身上的黑色菱形格子花纹及黑色剑格是经过硫化处理的,……这种处理方法,使宝剑既美观,又增强抗腐蚀能力”。所以,“它虽深埋于地下二千多年,但至今还保持着耀眼的光泽”;“越王勾践剑的刃口磨得非常精细,可与目前精密磨床磨制的产品相媲美”(《揭开古剑不锈之谜》,载《科学画报》1978年第10期)。吴越铸剑术的高超充分体现了越人冶金技术的领先地位。到春秋末年,越人又在青铜铸造术基础上掌握了卓越的冶铁技术。(参阅《文物》1982年第2期)说明本区在河姆渡史前文化的辉煌之后并未停滞或中断,而是以自己的体系:种植水稻、葛麻丝纺织、金属冶炼、渔猎、造船、水上航行等特长,与中原文化共同建构了悠久而辉煌的华夏文化。
        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认为,源起于黄河流域的汉族,是自秦汉时期形成的。汉民族在形成之日起,就时时刻刻在吸收周边民族以壮大自己。一方面是汉人的向四方迁徙,一方面是少数民族的不断内迁。与本区有关的迁徙记载有:元封元年(前110),东越降汉“迁其民于江淮间,遂虚其地”(《汉书·武帝记》)。越人迁入江淮地区的数量相当惊人,不久就被融入汉人之中。而“虚”出之地,若地理环境优越者,自会有大批汉人迁入。到三国孙权定都建业(今江苏南京)时的东吴,江浙平原的汉人已经不少。原有越人,除迁出外有许多已融于汉人之中。少数秦汉以前的越人后代,被迫迁居于皖南、苏南、浙南、江西、福建等山区,称为“山越”。孙权占据江东后又不断派兵征讨,部分越人再次融于汉。如今本区少数民族的比例很小,除浙南山区有极少畲族,另有部分回族与满族(回满形成于中国西北部,主要与汉族杂居,并早已使用汉语文,故他们应系先后随汉族迁徙而来),这种格局,可能从孙权征服“山越”起就基本形成了。
        在此之后,又有两次汉人的大量南移。第一次,是魏晋南北朝时,五胡入关,致使中原汉人外迁,以到太湖地区为数最多。《晋书·王导传》记:“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之六七。”流徙者中以世族上层为多,他们将中原文化中的优秀因素传播开来,对江南的进一步开发起到了积极作用。第二次,是北宋末年,中原战乱不止,汉人不堪其苦,再次大量南迁,连朝廷都搬到了临安,使江南地区更加繁荣起来。到了南宋,江南的社会经济文化程度已超过中原,完成了中国历史上经济及文化中心南移的过程。
        本区的方言,一般认为,秦汉以前,广大的江南地区均用古越语。以后,北方汉人的多次大规模南迁,带来了北方不同地区的古汉语,分散到南方不同区域,与当地不同土语结合,形成南方六大方言:即吴、湘、赣、客家、粤、闽方言。其中或以吴方言形成最早。渊源可追溯到先周太伯、仲雍的南迁。先周移民的原居地渭水中游,当时的文化比较发达,带来的语言与苏州、无锡一带土语结合而扎下根来,成为吴语最初的基础。经长期发展,到六朝以前,原始吴语已演化成与当时中原地区很不相同的语言了。
        吴语虽系南方六大方言中形成最早者,但在表现形态上却不算最古老。因为数千年来它一直受到不断南下的北方话的影响。“比较原始的吴语特征反而保留在闽语里头。”(周振鹤、游汝杰《方言与中国文化》)
        本区现在使用的吴方言,按各地语音差别可分为五片,即太湖片、台州片、东瓯片、婺州片、丽衢片。以太湖片运用地域最广,主要包括苏南以苏州话为代表的二十一个县市;上海市及所属各县;浙北旧杭、嘉、湖三府;浙东旧宁、绍府等地。苏北地区及苏南镇江以上用江淮官话;苏北徐州地区用华北官话;浙南部分地区使用闽方言;浙南畲族聚居区主要使用客家方言。
        太湖方言片所属地区,是体现本区文化及音乐特征最集中、最典型的地区,是“江南风格”的代表。随着该中心向四边地区扩散,其风格的“纯”度呈逐渐淡化之势,而与相邻区的风格交融渐多。如丽衢片之与赣文化区、东瓯片之与闽文化区的关系。徐州地区的民歌、说唱、戏曲等,则离江南风格更远,反与鲁、豫等地更加相似,说明语言与音乐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当然这只是指一般情况而言,我国历史悠久,在人口迁徙、区域管辖、语言等方面的变化都十分复杂,因此特殊情况也非鲜见。如现在的苏南镇江至南京一带已使用江淮官话了,但在古代却纯属吴方言区。留传至今的南朝乐府有一类“吴声歌曲”,词中保留着典型的吴语语汇。其音乐风格,据古籍描述,与今太湖片的情歌、小调最为吻合,但它却诞生于今日使用江淮方言的南京一带。据《晋书·乐记》载:“吴歌杂曲,并出江南。东晋以来已稍有增广。” 说明民间吴歌在东晋以前早已产生,而在东晋后又有了发展。该书又载:“自永嘉渡江之后,下及梁、陈,咸都建业(今南京),吴声歌曲起于此也。”说明吴声歌曲在西晋(或更早)产生时是以建业为中心,当时的建业地带应为吴语区。及至永嘉之乱以后,北方移民涌入,不仅人数超过土著,更有司马睿在此重建晋朝,权贵上层,多为北人,建业一带,便由江淮官话逐渐取代了原来使用的吴方言,吴歌反成为始终使用吴方言的太湖流域的代表性体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