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亦是中华民族文明最早发祥地之一。远在五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生活在这里,创造了丰富的彩陶文化。从目前出土的文物来看,当时的音乐文化已有相当的发展。在甘肃临洮寺洼山出土的陶铃是马家窑文化时期的遗物,其底部平坦,上部状如半圆形的馒头。边缘有四个穿孔,中空,内有陶丸,可以摇动作响,是一种类似哗啷棒的击奏乐器。在河西走廊玉门火烧沟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埙,有二十余只,均为鱼形,鱼嘴处是吹孔,埙体上有三个按音孔。测音结果表明,这些埙的绝对音高各不相同,但都能吹出五声音阶中宫、角、徵、羽四个音。少数埙能吹出羽、宫、商、角四个音。据此可以推测,当时可能已有以宫、羽分别为调式主音的两种四声调式。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一只舞蹈纹彩陶盆上绘有我国迄今为止发现年代最早的一幅舞乐图。图位于盆内壁上,共绘有相同的三组舞蹈图案,每组五人,举手而舞。每组之间以曲线花纹相隔,下有四道平行带纹,表示地面。盆中盛水以后,这些舞人好像在水边上,摆动着身上装饰的兽尾,欢快地歌舞。舞者神态逼真,服饰划一,动作整齐,再现了文献中记述的“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的场面。这些文物说明了音乐和舞蹈是当时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
        汉代至隋唐九百多年间,这里是中原和西域经济贸易交往必经的通道,同时,也是东西文化艺术交流的桥梁。那时,这一地区经济发达,文化繁荣,音乐高度发展,在中国音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晋末,西域音乐传入这一地区,和中原传来的清商乐融合,形成“秦汉乐”。后来,经过长期融合,又形成隋唐燕乐中的第一部大曲“西凉乐”。据《旧唐书·音乐志》载:“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曲。”诗人杜牧在《河湟诗》中说:“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可见“西凉乐”不仅盛行于宫廷,而且在民间流传甚广。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曲子词共有一百六十多首,其中有许多是古代流行在河西走廊一带的民歌。在敦煌发现的有关传统音乐的资料,除“曲子词”外,还有变文和二十五首琵琶谱。变文的产生,虽然跟佛教有密切的关系,但它必然是建立在民间音乐的基础之上的。唐代以后的说唱,都是和变文一脉相承的。这二十五首琵琶谱,更是民族音乐的宝贵文献。文献的记载和文物的发现,都说明这一时期本地区音乐文化是相当繁荣昌盛的。
        唐代安史之乱后,频繁的战争使本地区长期处于动乱状态,加上自然条件的变化,如森林的破坏,河道的淤塞,风沙的侵袭与气候的干旱等原因,本地区的经济受到严重破坏。宋元以降,随着封建制度的日趋衰落,政治、经济中心的东迁和南移,本地区的音乐文化也衰落了。目前,我们只能从古人的诗词中,体会当时音乐文化高度发展的盛况;从莫高窟和榆林窟的壁画中,看到当时音乐舞蹈演出的场面;从已被解译的若干古谱中,推想当时音乐的风貌。敦煌壁画上的舞姿,在今天河西走廊的民间舞蹈中,还有若干保留。在何昌林先生解释的《秦王破阵乐》中,可以明显地听出这一地区民歌的音调。这些都说明,一定有一些古代音乐作品或因素被人民一代代地用口传心授的方式保留下来,这需要我们去探索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