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山青青川水绿:自然、地理、人文生态
绿色台地可分割为两个地理条件各有异同的区域:四川及四川盆地;贵州、云南、云贵高原,分属西南高原音乐文化的内区和外区。
内区的四川地处这片台地的北隅,地势西高东低,地形复杂多样。全省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以龙门山——大凉山为界,西部为川西山地、高原,是青藏高原的东延部分。东部为著名的四川盆地。
世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是我国四大盆地之一,面积17万平方公里,海拔300至700米,盆地周围被海拔1000至4000米的山地所环抱。盆地内部龙泉山以西为川西平原,其中以岷江、沱江冲积而成的成都平原为最大。两千多年以前修建的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引岷江水遍浇川西平原上千万亩农田,把这里变成寸土寸金、旱涝保收的华西天府。龙泉山与华蓥山之间为川中方山丘陵,湿热的气候和长江水系的岷、沱、涪、嘉陵、渠江的哺育,使这片16万平方公里的盆地成为全省最大农业区。
四川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川西高原山地和川南边缘地区,而四川盆地则是汉族最大的聚居区。汉族人民经过两千多年的经营,在这里建起的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两个城市集群,涵盖十余个大、中型城市;营造出阡陌纵横的数千万顷良田沃土;培育出产量居全国第一的稻米、油菜、生猪,生产出闻名全国的井盐、蔗糖、柑橘、丝绸、名酒、川菜。“益州熟,天下足”,名播天下达数千年的巴蜀文明,就植根兴盛于这块肥沃的土壤上。
外区的云贵高原地处这片台地的南隅,包括云南省哀牢山以东地区,贵州全省及桂西北等。海拔1000至2000米,西北高东南低,受金沙江、元江、南盘江、北盘江、乌江等河流切割,地形较破碎。西部滇东高原地形较完整,多断层所形成的山间盆地(坝子)为中心构成岛屿式分布的聚居农业区。
贵州省地处云贵高原东部,海拔约700至1500米。苗岭,大娄山、武陵山、乌蒙山等绵延境内,河谷深切,地形崎岖,枣形盆地(坝子)多分布在黔中山地高原。汉族人口多聚居于这一带,形成以贵阳至安顺公路沿线,及遵义、都匀等城市为中心的人烟稠密的农业地带。黔中苗岭以北属长江水系,乌江流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十分之七;苗岭以南为珠江水系,以南、北盘江为主的流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十分之三。气候温和湿润,多云雾阴天。农产以稻、玉米、甘薯、麦类、烟草、油菜籽、蚕茧、茶叶等为主。森林和地下矿产资源丰富。
云南省地处云贵高原西部。西北部与青藏高原相接,地势西北高(多在海拔3000米以上),南部低(河谷降至500米以下),地形错综复杂。滇东山间盆地众多,全省有三分之一的耕地集中在肥沃的坝子里,占全省总人口三分之二的汉族,多数聚居于坝子内的乡村或城市。云南气候复杂,基本属旱、雨季分明的亚热带气候向热带气候过渡类型,适于多种动、植物生存,故素有“植物王国”、“动物乐园”之称。农作物以稻作为主,稻米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60%,余为玉米、小麦、薯类、烟草、茶叶等。林产与矿产资源极其丰富。
西南地区在历史上曾长期作为氐羌、苗瑶和百越三大族群频繁活动的场所。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对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证明早在四千八百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已形成了一支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特质的古代民族部落群体。至四千年前,已与中原华夏族同时建立了最初的国家政权。定居的西蜀先民,其农耕、水利、建筑、冶金、手工业及纺织等已发展到相当高水平,成为当时中华文明的中心之一。与之东西呼应的,则是兴起于川东巫山的大溪文化,时间距今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八百年。从出土的薄胎黑陶制作工艺看,其文明亦已发展至相当程度;用作陶泥羼和料的稻谷壳,也说明峡江一带已进入稻作农耕时期。在云、贵两省,也有若干古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西南地区不仅是人类发源地之一(有距今二百零四万年的巫山古人类化石和距今一百七十万年的云南元谋人化石为证),也是中国古文明的摇篮之一。
汉族的先民——华夏族何时开始进入西南地区已不可考。但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导致北方或南方汉族大量进入此地,与土著文化结合形成别具风格的西南汉族文化。第一次的华夏族大规模南下,是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前后。来自中原和西北地区的秦人进入四川腹地,蜀人始通中原语言。汉族大规模进入云贵地区则晚至明代。明王朝平定云贵后,留驻了大批军队实行兵屯,这支数量庞大的军队连同家属就此安家落户,形成无数个墨渍式移民点。最具影响的一次移民,应推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明末至清初连年的战乱曾使四川人口锐减至三十多万,“人民流离,十室九空”的现实,促使清政府于康熙十年颁布了“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垦荒者准其入籍”的政令,至康熙五十二年四川人口便骤升至二百六十九万余人,其中以湖广为首的南方籍移民约占移民总数的80%以上。“湖广填四川”从根本上改变了四川人口结构,也极大地改变了四川传统文化结构,使其多缘混血的特征更加突出。云贵两地情况亦与此类似。
西南自古以来作为一个多民族杂居,多文化融合的历史舞台,氐羌、南蛮(苗瑶系)、百越、华夏四大文化集团数千年来在这里聚散离合,悲喜交集地上演了一场迄今未辍的历史活剧。汉族作为一个迟到的文化,靠着多民族文化的滋养,迅速嬗变为一种内部统一性强、地域特征明显的地方文化类型。
内区的四川地处这片台地的北隅,地势西高东低,地形复杂多样。全省总面积56万平方公里。以龙门山——大凉山为界,西部为川西山地、高原,是青藏高原的东延部分。东部为著名的四川盆地。
世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盆地是我国四大盆地之一,面积17万平方公里,海拔300至700米,盆地周围被海拔1000至4000米的山地所环抱。盆地内部龙泉山以西为川西平原,其中以岷江、沱江冲积而成的成都平原为最大。两千多年以前修建的都江堰水利枢纽工程,引岷江水遍浇川西平原上千万亩农田,把这里变成寸土寸金、旱涝保收的华西天府。龙泉山与华蓥山之间为川中方山丘陵,湿热的气候和长江水系的岷、沱、涪、嘉陵、渠江的哺育,使这片16万平方公里的盆地成为全省最大农业区。
四川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川西高原山地和川南边缘地区,而四川盆地则是汉族最大的聚居区。汉族人民经过两千多年的经营,在这里建起的以成都、重庆为中心的两个城市集群,涵盖十余个大、中型城市;营造出阡陌纵横的数千万顷良田沃土;培育出产量居全国第一的稻米、油菜、生猪,生产出闻名全国的井盐、蔗糖、柑橘、丝绸、名酒、川菜。“益州熟,天下足”,名播天下达数千年的巴蜀文明,就植根兴盛于这块肥沃的土壤上。
外区的云贵高原地处这片台地的南隅,包括云南省哀牢山以东地区,贵州全省及桂西北等。海拔1000至2000米,西北高东南低,受金沙江、元江、南盘江、北盘江、乌江等河流切割,地形较破碎。西部滇东高原地形较完整,多断层所形成的山间盆地(坝子)为中心构成岛屿式分布的聚居农业区。
贵州省地处云贵高原东部,海拔约700至1500米。苗岭,大娄山、武陵山、乌蒙山等绵延境内,河谷深切,地形崎岖,枣形盆地(坝子)多分布在黔中山地高原。汉族人口多聚居于这一带,形成以贵阳至安顺公路沿线,及遵义、都匀等城市为中心的人烟稠密的农业地带。黔中苗岭以北属长江水系,乌江流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十分之七;苗岭以南为珠江水系,以南、北盘江为主的流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十分之三。气候温和湿润,多云雾阴天。农产以稻、玉米、甘薯、麦类、烟草、油菜籽、蚕茧、茶叶等为主。森林和地下矿产资源丰富。
云南省地处云贵高原西部。西北部与青藏高原相接,地势西北高(多在海拔3000米以上),南部低(河谷降至500米以下),地形错综复杂。滇东山间盆地众多,全省有三分之一的耕地集中在肥沃的坝子里,占全省总人口三分之二的汉族,多数聚居于坝子内的乡村或城市。云南气候复杂,基本属旱、雨季分明的亚热带气候向热带气候过渡类型,适于多种动、植物生存,故素有“植物王国”、“动物乐园”之称。农作物以稻作为主,稻米产量占粮食总产量的60%,余为玉米、小麦、薯类、烟草、茶叶等。林产与矿产资源极其丰富。
西南地区在历史上曾长期作为氐羌、苗瑶和百越三大族群频繁活动的场所。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对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证明早在四千八百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已形成了一支具有共同的民族文化特质的古代民族部落群体。至四千年前,已与中原华夏族同时建立了最初的国家政权。定居的西蜀先民,其农耕、水利、建筑、冶金、手工业及纺织等已发展到相当高水平,成为当时中华文明的中心之一。与之东西呼应的,则是兴起于川东巫山的大溪文化,时间距今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八百年。从出土的薄胎黑陶制作工艺看,其文明亦已发展至相当程度;用作陶泥羼和料的稻谷壳,也说明峡江一带已进入稻作农耕时期。在云、贵两省,也有若干古文化遗址的发现,证明西南地区不仅是人类发源地之一(有距今二百零四万年的巫山古人类化石和距今一百七十万年的云南元谋人化石为证),也是中国古文明的摇篮之一。
汉族的先民——华夏族何时开始进入西南地区已不可考。但在历史上有过几次大规模的移民,导致北方或南方汉族大量进入此地,与土著文化结合形成别具风格的西南汉族文化。第一次的华夏族大规模南下,是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前后。来自中原和西北地区的秦人进入四川腹地,蜀人始通中原语言。汉族大规模进入云贵地区则晚至明代。明王朝平定云贵后,留驻了大批军队实行兵屯,这支数量庞大的军队连同家属就此安家落户,形成无数个墨渍式移民点。最具影响的一次移民,应推明末清初的“湖广填四川”。明末至清初连年的战乱曾使四川人口锐减至三十多万,“人民流离,十室九空”的现实,促使清政府于康熙十年颁布了“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垦荒者准其入籍”的政令,至康熙五十二年四川人口便骤升至二百六十九万余人,其中以湖广为首的南方籍移民约占移民总数的80%以上。“湖广填四川”从根本上改变了四川人口结构,也极大地改变了四川传统文化结构,使其多缘混血的特征更加突出。云贵两地情况亦与此类似。
西南自古以来作为一个多民族杂居,多文化融合的历史舞台,氐羌、南蛮(苗瑶系)、百越、华夏四大文化集团数千年来在这里聚散离合,悲喜交集地上演了一场迄今未辍的历史活剧。汉族作为一个迟到的文化,靠着多民族文化的滋养,迅速嬗变为一种内部统一性强、地域特征明显的地方文化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