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定地理、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下来并进而发展生产的先决条件,也是产生和形成不同种族、不同地区文化传统、文化面貌的重要基础。”(苗晶、乔建中《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正因为如此,文化地理学家在论证某种文化的历史面貌时,常常把地理因素放在首位。甚至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人和生物一样,他的活动、发展和分布受环境的严格限制,环境“以盲目的残酷性统治着人类的命运”(李旭旦《人文地理学引论》,《人文地理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而且,“精神文明的产物”也“和植物界一样,只能用各自的环境来解释”(参阅丹纳《艺术哲学》)。也许他们过于夸大了地理因素的作用,学术界称他们是“环境决定论”者。但剔出其偏颇的一面,他们强调文化现象与地理环境的内在联系,肯定后者对前者的作用,仍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见解。
        就世界范围而言,所有古老文化的发祥地都几乎与大江大河有关。如埃及文化与尼罗河,印度文化与恒河,巴比伦文化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中国文化与黄河、长江,以及俄罗斯文化与伏尔加河之间,都存在着一种难以割断的水缘地缘关系。有人说得很形象:任何文化、历史都是“在地理的缝隙中长出来的”,“每个民族都有它自己的地理纹身”(《南北春秋》,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大的文化区域如此,小的地区也不例外。无论哪种文化都要依托于一种地理环境。而每一种环境都有其地貌特征,或江河,或山脉、高原,或草原、绿洲,或海洋、半岛。它们总是要对其域内的文化风貌和发展趋向产生影响。古人云:“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礼记·王制》)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中国的地理环境特征,可以用“多山、多水、多植被”这三“多”来概括。它的东西南北跨度都很大。从西部、西北部的喜马拉雅山、昆仑山等向东部、东南部逐渐倾斜,直至黄海、东海、南海,其间共经过三个地形台阶:西北部、西部为高原、山地,海拔高达七八千米;中部是丘陵、盆地或低山,并有江、河、湖交错其间;东部、东南部为平原、海滨。在这块广阔无垠的土地上,地球上所有的地形地貌,几乎都可以找到,其复杂多样可见一斑。另外,从北到南,温差约达34度,包括了寒带、温带、亚热带三种主要气候,这对于人的生产方式和作物植被同样起到某种决定性的作用。例如,同是高原,西北黄土高原与西南高原由于地理位置和气候差异较大,作物种植、生产方式以及人的生活习俗、性格气质、文化选择也就大相径庭;再如华北与江南,虽同是平原,但也因地理位置和气候的明显差异,华北成为麦种区,江南成为稻作区。不同的生产方式自然也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习俗、性格情趣,这又是不言而喻的。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对于音乐文化的分布流传格局,地理环境中的各类因素的作用并不都是一样的,特别是山和水,二者有明显的差别。
        一般来说,山脉对于文化的传播具有一种阻挡和分隔的作用。对于这一点,许多民族音乐学家都注意到了。当代美国著名的民族音乐学家B.内特尔在《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中指出:“在一些个案中,自然区域显然与音乐区域相符合。天然的障碍影响到音乐的界线。最明显的就是喜马拉雅山山脉,它好像在东方的两个音乐形态之间划了很突厄的界线。”同样的“天然障碍”和“突厄的界线”在中国大陆上可以说到处都有。第一道是大、小兴安岭及其东南侧的阴山山脉,其北麓为草原牧区,其南麓则是半农半牧或农区。第二道是南北走向的太行山,其东侧是华北大平原,西侧为山西高原和黄土高原。第三道是东西走向的秦岭,它是中国地理最重要的南北分水岭之一。其北麓是关中平原、陕北高原,属黄河流域。它的南面是汉中盆地、巴山及川北山区,属长江流域。南北两侧的地理、文化差异十分明显。第四道是位于粤、桂、湘边界的南岭诸山脉,它分隔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也成为历史上楚、粤文化的地理分界。第五道是踞于豫、鄂、皖交界的大别山,它起到了分隔长江、淮河及楚与吴、越文化的作用。可以说,这五道山界的存在,就像为中国版图打了一个个隔段那样,不仅影响了古代文化区的分布,也有形无形地影响了音乐文化区的形成。
        与山脉相反,江河水流常常扮演一种“文化通道”的角色。其中较明显的例子是位于山、陕、内蒙古西部之间的黄河。在行政区划上,黄河是晋、陕两省的分界,但对于文化,它反而起到了一种沟通作用。因此上述三个地区的生活习惯、方言以至民歌、戏曲、说唱等音乐体裁皆具有许多共同之处。另一个例子是淮河水系。本来,它也是中国重要的一条南北分水岭,但它周围的地貌物候、人情风土、民间艺术及其风格,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文化过渡带”的特色,而绝然不像秦岭南北和太行山东西部那样有那么大的反差。
        当然,山脉和江河有时又连为一体共同对音乐文化的流传分布产生某种作用。在中国大陆上,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水系几乎流经三分之二以上的省区,这自然给各地的经济、社会、文化艺术的相互交流、融合及分头发展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仅以音乐体裁的空间分布来说,三大水系的上游以歌、舞体裁最为盛行。而中、下游地区则主要是说唱、戏曲音乐的天地。从音乐风格来说,黄河流域的传统音乐多具有深沉、雄浑、刚健的色调,反映出北方的乐风。长江流域的音乐较倾向于清丽、明快、婉转,代表了南方的乐风。珠江流域与它们均不相同,它时常透露出古朴、苍劲的气息,似乎是古代中原音乐“流”到本地后与当地风土融合的产物。以上这样的文化脉络,绝不是哪一种地理因素单一作用的结果,而反映了多种因素通过“水系”而显露出的整体性差异。
        在对中国的地理状貌作了以上简略的描述之后,由江、河、湖、海、山的分布而构成的“地理自然区”似乎已相当清晰了,我们可以用下图所示。(见下页)

        图中,太行山以东、黄河以北、大小兴安岭东南方是一片大平原,这片平原以山海关为界,东北方为东北平原(本书称外区),南侧是华北平原(本书称内区),这是北方重要的区域之一;太行山以西、阴山以南、祁连山以东、秦岭以北构成北方的另一大区,总称为西北高原区。其中包括了山西高原、黄土高原、陇东高原等,它也可以再分作“内”“外”两区,山西、陕西、内蒙古西部是“内”区,甘肃、宁夏、青海为“外区”。巫山以西、秦岭以南,直至云、贵两省,是另一片高原,我们习惯上称为西南高原区。由于它属长江流域上游,纬度较低,所以同西北高原的环境大不相同。如果细分,则陕南、四川为“内”区,云、贵为“外”区。巫山之东、南岭以北、大别山以西,是长江中游地段,涉及“两湖一赣”,这又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大别山以东长江以南,即太湖周边是人们熟悉的江南平原,在地貌物候上它自来有鲜明的区域特征。南岭以南直至海南岛,包括“两广”大多数地区,属珠江流域,并已进入亚热带,所以自然地理面貌更有特色,也是公认的独立的一个区域。在以上两区间,即江南平原以南、珠江流域的东北部,有一个三面山一面海的小区:福建省,由于山的阻挡,它也是独具特色,连同隔海相望的台湾,形成又一个自然区。最后,在祖国的北、西、西南,各有一个少数民族生息的自然区,即大小兴安岭西南侧、阴山以北的内蒙草原,天山南北的新疆高原绿洲及唐古拉山以南、喜马拉雅山北麓的西藏高原。它们不仅在地理环境上特色鲜明,在文化方面也同内地各区有很大的差异。
        综合起来,可以看出,以自然区而论,北方因地理因素较单一,故各区面积辽阔,呈片状;南方由于地貌状况复杂,故各区范围较小,呈块状。这样的地貌格局恐怕在人类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并一直保持着它的相对稳定性。那么,它对于中国文化的形成、发展和流传也就必然会产生长期的或显、或潜的影响。中国古代文化区域的逐渐形成,中国各方言区的出现及中国音乐鲜明的区域特色的相互对照,无不与此有关。这是我们探讨音乐文化区的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