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5月在南京召开了第一届民族音乐学学术研讨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一百五十余人参加,提供学术论文一百四十余篇。这次学术会的历史意义在于:一方面它是对八十年代前的研究成果的检阅,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新航程的起步。此次研讨会孕育了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与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两个胎儿。会后十年来,中国民族音乐理论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中国民族音乐集成》与《中国民族音乐大系》的陆续出版,正是这种进展的具体表现之一。当然,八十年代能在民族音乐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这同新的历史时期所赋予的诸多有利因素是分不开的。
        八十年代民族音乐理论研究
        第一,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外学术信息比较畅通,在研究上不断开辟新思路,并吸取借鉴新的分析研究方法。在民俗音乐、宗教音乐、音乐美学等方面的研究,开始有了进展。在民歌、乐器分类方法上也有所突破。此外,不少人或打破行政区划界限,按照民族音乐自身的流传范围和规律进行探讨,或对不同地区的民歌进行比较研究。同时还不断吸取许多国外学者的治学方法,其中对于理论研究影响较大的有布鲁诺·内特尔(Netle)的民族音乐学的理论与方法,萨克斯(Curt Sachs)的乐器分类法,以及阿兰·洛马克斯(Alan Lomax)的歌唱测定体系等。内特尔把民歌置于整个人类文化之中,利用民俗学、语言学、地理学、民族学、考古学、社会学等边缘学科的成果来探讨民歌起源、演变、传播、结构、功能、本质和特征等,这对于八十年代民歌色彩区划的研究,起到了重要参考作用。萨克斯的乐器分类法,已为我国不少学者所接受。洛马克斯运用世界歌曲对比的方法,将全世界的音乐分为六个大区,以系统的叙述和比较,使我们对于世界民歌有了一个广阔的视野。
        第二,民族音乐在列入国家重点科研项目《中国民族音乐集成》的推动下,开始了规模宏大的“采风”,在搜集民族音乐的浪潮中,各类民族音乐迎来了全面的、系统的分类、整理和编辑出版工作。各地学者纷纷撰写各类民族音乐概述、分述等,进行了大量的案头工作,为民族音乐研究工作提供了一个极其丰富的资料宝库。
        第三,八十年代中国传统音乐学会,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各省、区、市艺术研究所以及艺术大专院校研究所的建立,使研究工作在组织上有了依靠和保证,这些研究机构能够比较有计划地进行工作。以中国传统音乐学会和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为例,两会会员有五百余人,它们联系了全国有一定成就的民族音乐理论研究人员,在八十年代共组织了九次以不同研究课题为中心的全国性学术年会,收到学术论文共一千余篇,大大推动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此外,许多省、区也都举行过诸如戏曲音乐、说唱音乐、南音、西安古乐等各种专题研讨会,提供学术论文四百余篇。据粗略统计,十年中各种较高层次的大型民族音乐理论研讨会达三十余次。
        第四,民族音乐研究本身也有着明显的变化:
        (1)从零星的微观研究到整体研究,注重宏观的探索。
        (2)从本体研究到综合性客体关系研究,把音乐置于更大的文化范畴,注意其各种背景的探讨。
        (3)从单题研究到系列研究。
        (4)从自身分析到比较研究;从民族间、地域间音乐的比较研究到国际间音乐的比较研究。
        (5)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从横向研究到纵向研究,同时加强了民族音乐的现状调查。
        (6)从定性分析到定量分析,并采用运用科学测定手段,加强资料分析的科学性。
        另一方面,民族音乐研究工作中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如许多民间著名的乐手、歌手相继逝世,有的乐种、歌种日渐稀少,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同时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再次面临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其来势之猛,影响范围之大也是比较少见的。至于新的研究方法的运用,也还需要补充大量的必要知识,如计算机、测音技术的应用等等。总起来看,八十年代民族音乐几个大类在理论研究上有不少重要的成果。
        民歌与民间歌舞
        八十年代的民歌研究可以说遍地开花,硕果累累。如西北地区对花儿的研究,陕西对信天游的研究,山西对晋中秧歌、晋北山曲的研究,内蒙对爬山调的研究,蒙汉族、东北以及华北沿海对小调、曲牌的研究,江、浙对吴歌的研究,湖南、湖北对楚歌的研究,江西对打鼓歌的研究,广东对客家山歌的研究,福建对民歌区划的研究,云、贵、川对山歌、花灯的研究,少数民族民歌中几乎五十五个民族的民歌都有论述文章发表,此外,还有对多声部的专题研究等等。所有省、区都有研究论文问世,比较起来专著出版不算太多。
        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几个主要方面是概述性专著、楚歌研究、客家山歌、民歌色彩区划分,以及少数民族多声部研究等。
        (1)概述著作使中国民歌全貌充分展示出来。江明惇著的《汉族民歌概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汉族民歌,为民歌教学提供了一个范本。另一本专著是杜亚雄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音乐》(一)。该书以北方少数民族的四大语系为分类依据,以民歌为主,分别就音乐体裁、音乐特点两个方面进行论述,内容丰富,同样是一本好的教材。此外,地区性的民歌概论专著如刘春曙、王耀华编著的《福建民间音乐简论》,乌兰杰著的《蒙古族古代音乐舞蹈初探》,吕宏久著的《蒙古族民歌调式初探》,郑寒风执笔的《贵州侗族音乐》以及苗晶、金西等著的《山东民间歌曲论述》等,也都较详细地论述了该地区的民歌概况,如果加上《中国民歌集成》或各省、区卷的概述,可以说中国民歌的概貌已清晰的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2)楚歌研究成绩斐然。八十年代初期,杨匡民发表了《湖北民歌三声腔及其组织结构》,方妙英发表了有关楚宫、楚微、楚羽体系民歌的音乐思维,之后,楚歌研究逐步深入,后来又有《湖北田歌套曲与古代大曲的曲体结构比较研究》(黄中俊)、《湖北兴山特性三度体系民歌研究》与《荆楚古音考》(王庆沅)等一系列论文,它们不但对湖北楚歌的音阶、调式、旋法、分布作了系统的分析研究,而且溯流探源,从历史长河中进行逆向比较,把楚地民歌研究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现在看来,研究的地域范围还可再广泛一些,秦岭以南,南岭以北的湖南、湖北、河南南部、陕南、川东都可涉及。此外,古代江汉文化以苗蛮为主,研究楚歌也须与楚地的土家族、苗族、瑶族民歌联系起来,比较研究也是不可缺少的。
        (3)有关客家民歌的研究,十年来发表文章不少,如《客家山歌概述》(温萍)、《客家山歌及其变异》(莫日芬)、《论客家音乐与潮州音乐中的支架结构》(费师逊)、《梅县地区宗教音乐与民歌关系》(谢高),以及台湾杨布先的《客家民谣研究》等。显然,从音乐形态学方面研究的多,从人文学角度研究的较少。它与北方民歌的诸多关系的历史方面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
        (4)汉族民歌色彩区的研究是八十年代的新课题,也是研究成果比较有影响的一个门类。八十年代初,首先由杨匡民提出湖北民歌色彩的区划研究,接着王耀华发表《福建民歌色彩区的划分》,江明惇发表《试论江南民歌的地方色彩》,黄允箴发表《汉族人口的历史迁徙与南方汉族民歌的色彩格局》等。八十年代中期出版了苗晶、乔建中的专著《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该书从宏观角度利用比较的方法对汉族民歌色彩作了全面的区划。以上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推动了音乐院校的民歌教学,而且为《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提出了新的分类方法,同时也填补了我国音乐地理学研究的空白。
        (5)少数民族多声部民歌研究是八十年代又一突出的成果。根据《中国民间歌曲集成》各地编辑人员的调查,中国的壮、侗、布依、高山、毛南、仫佬、土家、苗、瑶、畲、佤、彝、傈僳、纳西、景颇等十几个少数民族有多声部的民歌,多数为二声部,三声、四声部只占少数。在多声部研究方面以贵州、云南、广西成果最多,如《布依族民间复调歌曲初探》(李惟白、李继昌)、《黔西北苗族多声部民歌》(石应宽、胡宗勋)、《侗族民间合唱旋宫实践的初步探讨》(伍国栋)、《广西民间合唱的多声结构形态》与《云南多声部民歌研究》(樊祖荫)等。这类研究大多包括对多声民歌形成的探源与历史发展,多声部民歌的类型,以及织体结构形态的研究几个方面。樊祖荫的《我国民间多声与西方近现代音乐》有力地证明了古老的民族民间音乐至今仍然有着不可低估的强大生命力,其所蕴藏的“能量”是释放不尽的。
        此外,对于民歌特征的美学研究也有所起步,从美学角度研究民歌的特征,以往很少有人涉及,江明惇的《关于民歌特征的美学思考》开辟了这片处女地。
        民族器乐
        八十年代民族器乐理论的研究,同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东北对于鼓吹乐与单鼓音乐的研究,山东对鼓吹乐的研究,江苏对江南丝竹的研究,陕西对西安古乐的研究,广东对潮乐的研究,新疆对木卡姆的研究,甘肃对敦煌曲子的研究,以及各个民族器乐方面的探讨等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1)器乐方面的概论性专著有《民族器乐概论》(高厚永)、《民族器乐》(袁静芳),以及《民族器乐的体裁与形式》(叶栋)等。这些著作都是作者在积累了多年教学经验、总结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撰写的力作,也是对于我国多年来传统器乐研究,以及音乐的体裁、类型、流派、特点等方面的一次全面总结。
        (2)另一个突出成果是对于各民族乐器的全面论述。这方面的专著有《中国少数民族乐器志》(袁炳昌、毛继增主编)、《中国乐器图鉴》(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维吾尔族乐器》(万桐书)、《广西少数民族乐器考》(杨秀昭、何洪等)等,这些成果大都根据民族音乐学的描述方法,参照萨克斯的乐器分类法,对于各民族的乐器进行了分类整理和全面描述。
        (3)西安鼓乐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这方面的成果有《西安鼓乐概述》(何均)、《西安鼓乐的宫调及音阶》(冯亚兰)、《唐代大曲与西安鼓乐的形式结构》(李石根)、《初探唐代“拍”的时值——西安鼓吹乐源流之一》以及《西安鼓吹乐“三匣”考源》(吕洪静)、《西安“古乐”曲体考释》(李健正)等。更可喜的是,利用比较的方法与有关邻国音乐进行对比,进一步扩大了研究范围,如《日本雅乐与西安鼓乐的比较研究》、《试论日本雅乐与西安鼓乐的血缘关系》(李石根)、《长安古乐与日本民歌调式的比较》(焦杰)等。西安古乐的学术价值已经越来越多地引起国内外学者们的重视。
        (4)江南丝竹理论研究也比较活跃,涉及的范围包括音乐形态、曲体、旋法、历史文化背景四个方面。《江南丝竹音乐史》(甘涛)是一部器乐专史。属于音乐形态研究的论文有《别具风格的江南丝竹》(高厚永)、《漫谈江南丝竹》(周大风);有关曲体研究的有《论江南丝竹的发展手法和曲式结构》(姜元禄)、《江南丝竹的曲式概貌》(茅源)、《行街四合的形式与结构》(林石城);有关旋法研究的有《江南丝竹的旋法研究》(姜元禄);有关历史与文化背景研究的有《上海民间丝竹音乐史》(金祖礼、徐子仁)、《从十番锣鼓到江南丝竹——试论江南丝竹业余器乐创作的继承性》(许青彦)。此外还有上海音乐学院外国留学生的论文,如《江南丝竹的旋律结构》(阿伦·史莱舍)和《上海丝竹乐社背景及观念》(简·威策尔奔)等。但是有关曲目、演奏技法以及不同乐种的比较研究仍然不多见。
        (5)广东潮州音乐研究同样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乐学、律学、音乐史学等方面研究。乐学方面八十年代初期主要是从对二四谱的有关问题展开讨论的。这一课题的突出论文有《潮州音乐调式初探》(郑诗敏、蔡余文)、《潮州音乐的调式发展变化》(黎英海)、《潮州音乐调体说》(苏巧筝、陈天国)以及《论潮州音乐的宫调学》(陈威)等。这一研究显然已从孤立的角度逐渐向全方位的角度去探索。有关潮州音乐律学研究的重要论文有《潮州音律的特点与功能》(张伯杰)、《为何潮乐有“七平均律”之说》(余亦文)、《潮州乐律不是七平均律》(陈威、郑诗敏)等。关于七平均律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看来争论还在继续。有关音乐史学研究的有《潮乐绝谱二四谱源流考》(陈蕾士)、《潮州音乐的历史演革、演奏形式和艺术特点》(张伯杰)以及《潮州音乐的历史渊源》(陈天国)等。除以上三方面外,对乐曲的研究、赏析,对记谱技术的创新,对潮州音乐和其他乐种的比较研究也都有所涉及。
        (6)古琴研究方面有专著《琴史初稿》(许健)出版。此外,系列论文如《碣石调“幽兰”卷子的抄写年代》、《琴曲“止息”考证之一——之二》、《琴曲“广陵散”考证之一——之六》(王德埙)等,对于碣石调《幽兰》、《止息》、《广陵散》提出新的看法。 此外,饶宗颐《说㢩兼论琴徽》与许健《西汉有琴徽吗?》展开了对琴徽的争论。
        说唱音乐
        说唱音乐的理论研究也呈现出空前的活跃,各种学术研讨会年年举行。说唱音乐研讨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说唱音乐的分类、本质特征、创腔规律、著名艺人说唱艺术研究、曲种探源以及曲艺美学等方面,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综合研究的趋向。比较突出的成果有以下三个方面:
        (1)专著《说唱艺术简史》的出版,为说唱艺术的历史勾画出基本的轮廓。
        (2)对于少数民族说唱音乐的研究是一个新开创的研究领域。这里涉及的范围包括少数民族说唱音乐的称谓、界定、属性、音乐特点等等。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中的《格萨尔王传》和《江格尔》说唱音乐研究,都有专题论文发表,曾引起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此外其他的论文有《苗族曲艺“嘎百福”的说唱性》(刘振南)、《蒙古族英雄史诗与蒙古族古典音乐》(刘桂英)、《朝鲜族说唱艺术——盘索里》(李黄勋)、《达斡尔“乌钦”形式探析》(杨士清)等。
        (3)研究著名曲艺艺人的说唱艺术的论文有《苦心不懈,天道酬勤——谈鼓王刘宝全对京韵大鼓音乐的改革》(刘淑芳)、《论马增芬创腔技术——兼论唱腔特色》(栾桂娟)以及《试论蒋(月泉)调的艺术特色》(辜彬彬、周震华)等。这些论文对这几位曲种的代表性人物的艺术特征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研究,对于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各有论述。
        此外还有从宏观角度对说唱音乐进行分析归纳的论文,如《说书调与唱书调》(栾桂娟)和她的另一篇论文《关于曲艺音乐研究方法的思考》,对于开拓研究新思路的探考提出有益的思索。刘光明有关说唱音乐美学的论文,比较全面集中地从美学角度论述了说唱艺术。
        戏曲音乐
        八十年代戏曲音乐理论研究异常活跃,各种专题研讨会的召开多达二三十次,如陕西戏曲音乐学术研究会、高腔学术讨论会、梆子声腔剧种学术讨论会、二人转音乐专题讨论会、川剧声学学术研讨会、浙江戏曲声腔讨论会、漫瀚剧学术讨论会、全国戏曲声腔学术讨论会以及首届中国戏曲艺术国际学术讨论会等。
        这个时期戏曲音乐专著出版较多,如已故马可的《马可戏曲音乐文集》、何为的《戏曲音乐论文集》,以及《豫剧音乐研究》(王基笑)、《湖南花鼓戏音乐研究》(贾古)、《湘剧高腔音乐研究》(张九、石生潮)、《京剧声乐研究》(卢文勤)、《昆曲唱腔研究》(武俊达)、《漫谈汉剧音乐》(李金钊)和《粤剧唱腔音乐概论》(广东省戏剧研究室主编)等等。此外,还编写了《戏曲志》一书。
        总的来看,理论研究的队伍较前扩大,研究的视野空前开阔,不少论文重视将戏曲置于整个文化环境中作动态性研究。下面介绍几个主要的方面。
        (1)声腔渊源研究再也不仅仅局限于四大声腔之内。如专著《戏曲新题——长江中上游小戏声腔系统》(刘正维),提出梁山调系统,打锣腔、调子腔等。《浙江乱弹系统源流初探》(王锦琦、陆小秋)、《秦腔声腔的渊源及板腔体音乐的形成》(王依群)对于秦腔的形成提出新的看法。《弋阳腔的若干质疑》(刘正维)以及专著《提琴戏音乐》(黄中骏)等等,在声腔渊源研究中进入了更深的层次。
        (2)少数民族戏曲音乐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园地。这方面的论文有四十五篇。研究最多的有藏戏、侗戏、傣剧、白剧、仫老剧等,如《藏戏——东方戏剧的活化石》(姚宝瑄、谢真文、贡布)、《对西藏戏曲剧种音乐的探讨》(边多)、《藏戏“南木特”剧种浅论》(尕藏才旦)以及《关于当前藏戏研究》(赞丹卓尕)、《侗戏音乐形态研究》(王承祖)、《论傣剧唱腔的结构与词曲互相制约的辩证关系》(刘琼芳)、《傣剧喊朗(女腔)的源流及发展》(杨锦和)以及《略论白剧音乐的继承和发展》(李晴海)。同时不难看出,许多少数民族戏曲音乐理论人才渐露锋芒。
        (3)各地对傩戏的研究打破了过去的禁区,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无疑对于戏曲史和戏曲艺术的形成、戏曲与巫的关系,以及民俗学、民族学等研究领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除论文外,贵州出版了《傩戏论文选》专集。
        (4)戏曲音乐形态学的研究论文仍占多数。这方面比较突出的有《论板腔体音乐》(刘国杰)、《越剧音乐研究》(连波)、《论曲牌联套体——中国戏曲音乐构成形式之一》(武俊达)等。
        除上述四个方面外,比较研究亦开始进入理论园地,如《中国戏曲与西方歌剧》、《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武俊达)等。研究方法的探讨也进入日程,如《改进、丰富戏曲的研究方法》(李春熹)引起人们的思考。
        南音一向被称为我国古代音乐的活化石,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它的流传范围一直到东南亚,因此南音的理论研究早已引起国内外学者们的关注。八十年代研究的课题十分广泛,主要包括乐学、宫调研究、旋法、谱式、结构、乐器、曲目考证、史学以及版本比较等等。《福建南音初探》(王耀华、刘春曙)是我国第一部南音系统理论专著,该书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南音,分艺术论与考辨上下两篇。
        乐学方面突出的论文有《“弦管”题外谈》(黄翔鹏),该文从更为广阔的背景上来考察“弦管”。《南音十四题》(何昌林)也从多方面对弦管进行了探索,曾引起过有益的争鸣。
        有关宫调研究的重要论文有《对南音“管门”与“移柱犯宫”的五度链分析》(赵宋光)、《南音音阶、调式及移宫犯调》(王爱群、吴世忠)、《论福建南音音律——音列活动特点同“色彩”的关系》(吴世忠),这些论文在理论上有新创见。
        此外,有关旋法研究的有《梨园唱腔的“基本腔”和“典型腔”》(李文章);有关谱式研究的有《南音工尺谱考释》(王爱群)、《南管记谱法概论》(吕锤宽);有关结构研究的有《福建南曲和汉民族音乐结构层次》(王耀华);有关考证研究的有《福建南曲乐器考》与《福建南曲曲目本事初考》(刘春曙);有关史学研究的有《福建南曲中的“兜勒声”》(王耀华)等等。
        八十年代南音理论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已从初探向深层次迈进。有关形态学的研究占有多数,但有关考证与史学方面的研究比较薄弱,尤其是探源研究绝不能仅限福建范围,需要更加宏观地去探索南音与古代北方中原音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