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说唱喧闹市
明清时期的说唱音乐作为民间广为流传的艺术形式,继宋元之后,有了较大的发展,目前存有的二百多种民间曲艺大多是在明清发展起来的。有鼓词、弹词、牌子曲、琴书、道情、丝弦、清音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鼓词、弹词、牌子曲三类。
鼓词是流行于我国北方的一种说唱音乐。它的产生与宋元的鼓子词和词话有一定的联系。早期的鼓词作品多为长篇巨制,如《大唐秦王词话》、《三国志》、《杨家将》、《包公案》、《水浒传》、《封神演义》等,明代万历、天启年间刊印的《大唐秦王词话》为鼓词的最早传本。清代中叶以后,为了适应市民的欣赏趣味和各种演出场地,鼓词逐渐趋于小型化,出现了“摘唱”、“段儿书”等形式。鼓词所用伴奏乐器一般有鼓、三弦、琵琶等。它的演唱形式,近人徐珂在其《清稗类钞》里记有“唱鼓词者,小鼓一具,配以三弦,二人唱书,谓之鼓儿调。亦仅有一人者,京津有之”。
鼓词和各地的方言、曲调相结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一种新的说唱艺术形式——大鼓。至今在全国流行的大鼓有数十种,如西河大鼓、梨花大鼓、安徽大鼓、湖北大鼓、京韵大鼓、木板大鼓、乐亭大鼓、唐山大鼓、东北大鼓、温州大鼓、梅花大鼓等,其中多在清代已产生,而且大多以流行地区而得名。因语言、曲调的不同,各地的大鼓在唱腔上也各具特色。
西河大鼓产生于河北冀中农村,又称西河调、河间大鼓。其前身是木板大鼓,唱腔及伴奏形式都较为简单。清道光年间艺人马三峰对木板大鼓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在唱腔上吸收了戏曲、民歌的曲调,增加了新的板式,并把伴奏乐器中的小三弦改为大三弦,以铁片代替木板,从而加强了音乐唱腔的表现力,奠定了西河大鼓的基础,马三峰也因此而有“南有郝老凤,北有马三峰”之美誉。西河大鼓进入城市后,影响日渐扩大,对南北各地的大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梨花大鼓起源于山东农村,也称山东大鼓,因其早期用犁铧片为伴奏乐器,又有“犁铧大鼓”之名。梨花大鼓流入城市后,有“南口”、“北口”两派之分。“北口”代表艺人有郝老凤,“南口”创始人则是王小玉。两派在唱腔风格上各有特色。梨花大鼓的流行地区主要在山东、河南、河北一带。伴奏乐器有书鼓、三弦、四胡、两块铁片或铜片。
安徽大鼓于清代中叶产生于安徽泗州,又称泗州大鼓、淮河大鼓。它是在山东“河间调”的基础上加入当地曲调而成。有“南口”、“北口”、“花口”三派,各派均吸收了当地的民歌及戏曲唱腔,但其唱腔风格有所区别,流传地区也不尽相同。其伴奏乐器不用丝弦,表演者自击鼓、板。
京韵大鼓产生于清末的河间、保定一带,又称京音大鼓。是由“河间调”与“子弟书”结合而成。在它的形成过程中,经过数位艺人改革及创造。其唱腔吸收了京戏的吐字方法和其它民间音调,伴奏上除鼓、板外,加入三弦、四胡等乐器。清末著名艺人刘宝全、白云鹏等都在京韵大鼓的创立和表演上做出过重要贡献。
弹词主要是流行于我国南方的一种说唱音乐,也叫南词、文书、说小书、评弹。元末已有杨维桢的《四游记弹词》。弹词的产生和宋代的陶真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也用陶真代替其名。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记道:“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清代李调元也有“曾向钱塘听琵琶,陶真一曲日西斜”之诗句。从弹词名称在文献中的记载来看,明嘉靖以前它已在江南民间广为流传。传统的弹词多为长篇,目前所见的弹词传统曲目,著名的有《珍珠塔》、《三笑》、《玉蜻蜓》等。
弹词主要有苏州弹词、扬州弹词、四明南词、长沙弹词、桂林弹词、绍兴平湖调等曲种,各有其地方特色,其中数苏州弹词的影响最大。弹词的观众主要是妇女和市民,以及一些城市的苦力工人。内容多是以爱情为主,所用语言有“土音”、“国音”两类。“土音”以吴方言为主,“国音”则用北京方音。弹词的表演一般有一至三人,以人数多少分为“单档”、“双档”、“三档”。表演者自弹自唱,以坐唱为主,唱词多是七字句,伴奏乐器主要是弹弦乐器,有琵琶、三弦、月琴等,后加以二胡、扬琴等乐器。
弹词到了清代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涌现出许多著名弹词艺人。乾隆时的王周士,精湛的演唱技艺博得乾隆皇帝的青睐,封他为七品京官。嘉庆年间有陈遇乾、姚豫章、俞秀山、陆士珍弹词四大家,清人马春帆称四人“好功夫,敏捷心思”。同治年间又有弹词四大家马如飞、姚似璋、赵湘舟、王石泉。这些弹词艺人都对弹词艺术的进一步完善做出了贡献,其中陈遇乾、俞秀山、马如飞三人还分别对弹词的曲调进行改革加工,创立了“陈调”、“俞调”、“马调”。“陈调”苍凉粗犷,适应老生、老旦演唱;“俞调”宛柔细腻,适应花旦、青衣;“马调”质朴雄健,适于表现激昂愤恨的情感。清黄协埙《淞南梦影录》、近人徐珂《清稗类钞》等对三人的唱腔风格均有记载。三调对其后弹词艺术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弹词以其优美动听的唱腔在明清说唱音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不但在苏州、扬州、南京、杭州等南方城市广受欢迎,而且在北京等北方城市有一定的市场。
牌子曲又称清曲、清音、小曲、曲子等,是在明清民间小调基础上继承宋元唱赚、诸宫调的传统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说唱音乐。它将各种曲牌按一定形式联接成套曲来演唱故事。牌子曲在我国南北方都广为流行,有京、津的单弦牌子曲、河南的大调曲子、甘肃的兰州鼓子、山东的聊城八角鼓、青海的青海赋子、陕西的关中曲子、江苏的扬州清曲、苏南牌子曲,以及湖北小曲、四川清音、广西文场等。
牌子曲的内容题材广泛,大多根据历代的传说故事、小说、戏曲等改编而成;其唱腔以民间小曲为基础,吸收了戏曲和其它姊妹艺术的成分,音乐表现丰富;伴奏乐器北方多以三弦为主,南方则常用琵琶、二胡、扬琴。各地牌子曲共同使用的曲牌有[银纽丝]、[寄生草]、[剪剪花]、[叠断桥]、[罗江怨]、[满江红]、[太平年]等。
明清时的说唱音乐在形式和表演技巧上,都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清刘鹗《老残游记》对梨花大鼓艺人王小玉的高超演唱技术有细致生动的描写:
王小玉便启朱唇,发皓齿,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的妙境: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服帖;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丝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哪知她于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啭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
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从此以后,愈唱愈低,愈低愈细,那声音渐渐的就听不见了。满园子的人都屏气凝神,不敢少动。约有二、三分钟之久,仿佛有一点声音从地底下发出。这一出之后,忽又扬起,象放那东洋烟火,一下子弹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这一声飞起,即有无限声音俱来并发。那弹弦子的亦全用轮指,忽大忽小,同她那声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坞春晓,好鸟乱鸣。耳朵忙不过来,不晓得听哪一声的为是。正在撩乱之际,忽听霍然一声,人弦俱寂。这时台下叫好之声,轰然雷动。
王小玉的出色演唱,活灵活现,跃然纸上。除弹词、鼓词、牌子曲外,其他像琴书、道情、丝弦等说唱音乐在明清也风靡城镇、乡村,说唱音乐已成为城乡民众生活中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
鼓词是流行于我国北方的一种说唱音乐。它的产生与宋元的鼓子词和词话有一定的联系。早期的鼓词作品多为长篇巨制,如《大唐秦王词话》、《三国志》、《杨家将》、《包公案》、《水浒传》、《封神演义》等,明代万历、天启年间刊印的《大唐秦王词话》为鼓词的最早传本。清代中叶以后,为了适应市民的欣赏趣味和各种演出场地,鼓词逐渐趋于小型化,出现了“摘唱”、“段儿书”等形式。鼓词所用伴奏乐器一般有鼓、三弦、琵琶等。它的演唱形式,近人徐珂在其《清稗类钞》里记有“唱鼓词者,小鼓一具,配以三弦,二人唱书,谓之鼓儿调。亦仅有一人者,京津有之”。
鼓词和各地的方言、曲调相结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为一种新的说唱艺术形式——大鼓。至今在全国流行的大鼓有数十种,如西河大鼓、梨花大鼓、安徽大鼓、湖北大鼓、京韵大鼓、木板大鼓、乐亭大鼓、唐山大鼓、东北大鼓、温州大鼓、梅花大鼓等,其中多在清代已产生,而且大多以流行地区而得名。因语言、曲调的不同,各地的大鼓在唱腔上也各具特色。
西河大鼓产生于河北冀中农村,又称西河调、河间大鼓。其前身是木板大鼓,唱腔及伴奏形式都较为简单。清道光年间艺人马三峰对木板大鼓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创新,在唱腔上吸收了戏曲、民歌的曲调,增加了新的板式,并把伴奏乐器中的小三弦改为大三弦,以铁片代替木板,从而加强了音乐唱腔的表现力,奠定了西河大鼓的基础,马三峰也因此而有“南有郝老凤,北有马三峰”之美誉。西河大鼓进入城市后,影响日渐扩大,对南北各地的大鼓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北方鼓词(清《北京民间风俗百图)
梨花大鼓起源于山东农村,也称山东大鼓,因其早期用犁铧片为伴奏乐器,又有“犁铧大鼓”之名。梨花大鼓流入城市后,有“南口”、“北口”两派之分。“北口”代表艺人有郝老凤,“南口”创始人则是王小玉。两派在唱腔风格上各有特色。梨花大鼓的流行地区主要在山东、河南、河北一带。伴奏乐器有书鼓、三弦、四胡、两块铁片或铜片。
安徽大鼓于清代中叶产生于安徽泗州,又称泗州大鼓、淮河大鼓。它是在山东“河间调”的基础上加入当地曲调而成。有“南口”、“北口”、“花口”三派,各派均吸收了当地的民歌及戏曲唱腔,但其唱腔风格有所区别,流传地区也不尽相同。其伴奏乐器不用丝弦,表演者自击鼓、板。
京韵大鼓产生于清末的河间、保定一带,又称京音大鼓。是由“河间调”与“子弟书”结合而成。在它的形成过程中,经过数位艺人改革及创造。其唱腔吸收了京戏的吐字方法和其它民间音调,伴奏上除鼓、板外,加入三弦、四胡等乐器。清末著名艺人刘宝全、白云鹏等都在京韵大鼓的创立和表演上做出过重要贡献。
弹词主要是流行于我国南方的一种说唱音乐,也叫南词、文书、说小书、评弹。元末已有杨维桢的《四游记弹词》。弹词的产生和宋代的陶真有直接的关系,因此也用陶真代替其名。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记道:“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清代李调元也有“曾向钱塘听琵琶,陶真一曲日西斜”之诗句。从弹词名称在文献中的记载来看,明嘉靖以前它已在江南民间广为流传。传统的弹词多为长篇,目前所见的弹词传统曲目,著名的有《珍珠塔》、《三笑》、《玉蜻蜓》等。
弹词主要有苏州弹词、扬州弹词、四明南词、长沙弹词、桂林弹词、绍兴平湖调等曲种,各有其地方特色,其中数苏州弹词的影响最大。弹词的观众主要是妇女和市民,以及一些城市的苦力工人。内容多是以爱情为主,所用语言有“土音”、“国音”两类。“土音”以吴方言为主,“国音”则用北京方音。弹词的表演一般有一至三人,以人数多少分为“单档”、“双档”、“三档”。表演者自弹自唱,以坐唱为主,唱词多是七字句,伴奏乐器主要是弹弦乐器,有琵琶、三弦、月琴等,后加以二胡、扬琴等乐器。
弹词到了清代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涌现出许多著名弹词艺人。乾隆时的王周士,精湛的演唱技艺博得乾隆皇帝的青睐,封他为七品京官。嘉庆年间有陈遇乾、姚豫章、俞秀山、陆士珍弹词四大家,清人马春帆称四人“好功夫,敏捷心思”。同治年间又有弹词四大家马如飞、姚似璋、赵湘舟、王石泉。这些弹词艺人都对弹词艺术的进一步完善做出了贡献,其中陈遇乾、俞秀山、马如飞三人还分别对弹词的曲调进行改革加工,创立了“陈调”、“俞调”、“马调”。“陈调”苍凉粗犷,适应老生、老旦演唱;“俞调”宛柔细腻,适应花旦、青衣;“马调”质朴雄健,适于表现激昂愤恨的情感。清黄协埙《淞南梦影录》、近人徐珂《清稗类钞》等对三人的唱腔风格均有记载。三调对其后弹词艺术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弹词以其优美动听的唱腔在明清说唱音乐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不但在苏州、扬州、南京、杭州等南方城市广受欢迎,而且在北京等北方城市有一定的市场。
牌子曲又称清曲、清音、小曲、曲子等,是在明清民间小调基础上继承宋元唱赚、诸宫调的传统而发展起来的一种说唱音乐。它将各种曲牌按一定形式联接成套曲来演唱故事。牌子曲在我国南北方都广为流行,有京、津的单弦牌子曲、河南的大调曲子、甘肃的兰州鼓子、山东的聊城八角鼓、青海的青海赋子、陕西的关中曲子、江苏的扬州清曲、苏南牌子曲,以及湖北小曲、四川清音、广西文场等。
牌子曲的内容题材广泛,大多根据历代的传说故事、小说、戏曲等改编而成;其唱腔以民间小曲为基础,吸收了戏曲和其它姊妹艺术的成分,音乐表现丰富;伴奏乐器北方多以三弦为主,南方则常用琵琶、二胡、扬琴。各地牌子曲共同使用的曲牌有[银纽丝]、[寄生草]、[剪剪花]、[叠断桥]、[罗江怨]、[满江红]、[太平年]等。
明清时的说唱音乐在形式和表演技巧上,都已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清刘鹗《老残游记》对梨花大鼓艺人王小玉的高超演唱技术有细致生动的描写:
王小玉便启朱唇,发皓齿,唱了几句书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的妙境: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服帖;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像一丝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哪知她于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啭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
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从此以后,愈唱愈低,愈低愈细,那声音渐渐的就听不见了。满园子的人都屏气凝神,不敢少动。约有二、三分钟之久,仿佛有一点声音从地底下发出。这一出之后,忽又扬起,象放那东洋烟火,一下子弹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这一声飞起,即有无限声音俱来并发。那弹弦子的亦全用轮指,忽大忽小,同她那声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坞春晓,好鸟乱鸣。耳朵忙不过来,不晓得听哪一声的为是。正在撩乱之际,忽听霍然一声,人弦俱寂。这时台下叫好之声,轰然雷动。
王小玉的出色演唱,活灵活现,跃然纸上。除弹词、鼓词、牌子曲外,其他像琴书、道情、丝弦等说唱音乐在明清也风靡城镇、乡村,说唱音乐已成为城乡民众生活中重要的娱乐方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