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商品经济尚未获得充分发展,城市的建设和管理实行的是坊市制和宵禁制。坊是居民区,有围墙;市是商肆买卖的地区。唐代长安仅设东西二市,约占四坊之地。官府对坊、市严格管理,坊的启闭和开市罢市都有一定时限,不许夜间营业。黄昏后,坊门锁闭,禁止市民夜行。唐代城市中没有专门的娱乐场所,市民参加音乐活动主要是在寺院。但寺院的庙会是定期举行,远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
        至宋代,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统治者顺应工商业迅速发展的潮流,于北宋中叶废除了坊市制和宵禁制,建立了“瓦子”这种适应商品经济和市民生活的场所。瓦子又称瓦舍、瓦肆、瓦市,是城市中进行商品交易的集中地,又是市民憩息游乐的去处。里面各类活动没有时间限制,购物游乐的人可“终日居此,不觉抵暮”。瓦子中又设有勾栏,是各类艺人做场(演出)的地方。据《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载,北宋徽宗时汴梁瓦子中的伎艺就有说书、讲史、小说、说《三分》、小唱、嘌唱、杂剧、杂伎、散乐、舞旋、诸宫调等等。另外,还有一些杂技、体育类节目,如筋骨、上索、毬杖、弄、绰刀、相扑、蛮牌、弄虫蚁等。 这些节目虽并非全都与音乐有关,但可以从整体上反映出市民文化的繁荣景象。南宋时期,有关音乐舞蹈类的伎艺记载更加详细,有叫声、唱令曲小词、叫果子、村田乐、女杵歌、扑蝴蝶、旱龙船、耍令、耍曲、崖词、陶真、清乐、细乐、唱赚、复赚、合动小乐器、渤海乐、舞番乐、拍番鼓子、鼓板、荒鼓板等。其中有些显然是从少数民族地区或国外传入的。
        每处瓦子中的勾栏多少不等,汴京的桑家瓦子内有勾栏五十余座;临安的北瓦子内有勾栏十三座,而全临安城瓦子多达十七处。勾栏最大的可容数千人,最小的想来也不会低于千人。勾栏内游人观客如潮,“不以风雨寒暑,诸棚看人,日日如是”。所以,不论是汴京还是临安,每天参与娱乐活动(包括音乐活动)的人数是十分惊人的。在这些人中,有士兵和进城贸易的农民等,但主要成分是市民。至此,市民的主要娱乐活动场所已从寺庙转向瓦子,与商业活动结合在一起。
        也有的艺人不入勾栏,只在街市热闹宽阔处做场,叫做“打野呵”。这类艺人被叫做“路歧”。
        瓦子至元代依然存在。
        除了瓦子中的音乐活动外,在平时的市民生活中,特别是在一些风俗性喜庆时刻,音乐活动亦十分频繁。汴京和临安都有许多茶坊酒肆,歌楼妓馆。有些艺人就在其中兼任侍者,一面为客人传杯递盏,一面歌唱,赚些钱维持生计。还有的下等妓女,不等客人呼唤,主动到席边歌唱助兴,得些钱物,这叫“打酒座”。有的茶坊还有自己的乐队,南宋绍兴年间,临安的茶坊曾用鼓乐吹“梅花”酒曲。还有的茶坊充当了学习、传授音乐表演技艺的场所,“茶楼多有都人子弟占此聚会,习学乐器或唱叫之类,谓之‘挂牌儿’”。
        宋代的妓女,很多已改变了过去那种人身依附于豪门贵族的社会地位,而以自己的歌舞技能跻身于商业活动。据《都城纪胜· 酒肆》记载,临安在每年中秋节前后开沽新酒,届时要动用大乐迎酒样赴府台,并由妓女表演伎艺杂剧。有的酒肆建有厅院廊阁,花竹掩映,垂帘下幕,客人可随意命妓女歌唱。有的茶坊同时又是歌馆,妓女们“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每逢男婚女嫁,汴京和临安的市民也都要动用鼓吹歌乐助兴,有的还要雇请妓女参加迎娶。
        临安的胜景西湖,不论朝暮晴雨,游人游船不断。一些谓之“水仙子”的女歌舞艺人,候在那里,听凭客人召唤,表演诸般伎艺如吹弹、鼓板、讴唱、舞拍、杂剧等。每年八月中旬,临安人到钱塘江观潮,善泅者在水中作弄潮之戏,两岸和水上也有鼓吹,为之导引助兴。另外,寺庙中进行重要的佛事活动时,也多设有乐棚。届时佛乐悠悠,香火缭绕,一派佛国景象。
        遨游在上述这样一个广阔的市民音乐文化的海洋中,宋代的艺人队伍亦相应十分庞大。艺人们成立了各种专业组织——社会,如《武林旧事·社会》中提到的绯绿社(杂剧)、遏云社(唱赚)、清音社(清乐),《都城纪胜·社会》中提到的叫声社、遏云社、清乐社等。一个“社会”多至三百多人,少也有百余人,阵容相当壮观。宋代的艺人已不像唐代那样主要靠宫廷、官宦、贵族蓄养,他们走上了职业化的道路,在勾栏或其他场所进行商业性演出,靠演出收入维持生活。可以认为,在中国音乐史上,音乐活动急剧地商业化是从宋代开始的,这与当时整个社会的商品经济总趋势是一致的。

        

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说唱场面

        走职业化道路,靠演出收入生活,这说明艺人们已经有较大的人身自由,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都具有相当的独立性。这一点,对于市民音乐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市民音乐的成熟状况和艺人的表演水平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并对宫廷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最有名的艺人往往被召进宫侍奉内庭。据《武林旧事》卷四记载,宫廷雇用的“内中上教博士”有六人,均为市井艺人出身,每月可支银十两,大概已属比较优厚了。南宋高宗在绍兴三十一年废除了教坊,宫廷在需要时以和顾(即暂时雇用)的方式召民间艺人进宫演出,付以酬金。在孝宗时期,和顾艺人占乐工总数的47%,在宫廷的音乐活动中已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市民音乐在当时社会音乐生活中的实际地位。
        元代的市民音乐与宋代一脉相承。产生于宋代的一些主要音乐形式大多延续至元代,或经元代继续流传至明、清。这种延续,构成了宋代以来中国音乐发展的总格局。